中國有無娼妓？在文革年代出版的字典中，娼妓被定義為舊社會中被壓迫的婦女，有點使人摸不頭腦，但那時候娼妓可能真的並不存在，今天卻顯然並非如此，這是一九七九年推出的一孩政策後遺症。
今天的娼妓與一孩政策關係何在？據中大幾位經濟同行的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以後，超聲波在內地日漸普及，懷孕婦女可以靠此預知胎兒是男是女，不少父母見是女的便將胎打掉，這便使初生嬰兒中男的比女的多了一成以上。男多女少有何後果？男的不容易找到配偶，沒有財力，在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的男人尤其如此，他們叫雞或召妓（經考證，前者的來源只是後者的普通話諧音）的概率便大增。
這並非胡亂推論，二○○二有位韓國血統（記憶所及是在瑞典長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女經濟學教授Lena
Edlund，與朋友在頂尖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報》（JPE）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娼妓理論」的論文，當中佈滿數學方程式與數據，她們其中一個結論便是男多女少會使娼妓數量增加。
我以前說過，經濟學家對邊緣社會的人與事特別感興趣，原因是他們的行為若合乎經濟原理，那麼經濟學的範圍便可推得更廣，更符合普世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要求。上述論文當然還有大量其他推斷與結論，其中之一便是男性與女性的收入若上升，娼妓數量便會減少。男的如此，是因為組織家庭較偶然召妓更為昂貴，太窮的沒法支付養妻活兒也。從此推論，中國人民收入不斷上升，日久必然有功，娼妓應會逐漸減少。
Edlund的論文問到一個問題，也十分有趣，娼妓只是提供一種勞動密集的服務，為何她們的時薪這麼貴？據論文中搜集回來的各國數據，娼妓的時薪數倍於相同教育水平的其他女人，論文給的解釋是娼妓大多要失去將來結婚的機會，所以要有足夠的補償。此點有理，但我仍有懷疑，當一次娼妓與當十次同樣也會失去婚姻，第二、三、四次等等的邊際成本應該不高，為何她們叫價仍然這麼高？
上周六在深圳張五常學術會議的晚宴中，我與徐家健教授及首次見面的資深傳媒人周顯先生同坐一席，周先生自稱是娛樂場所的半專業人士，但他與徐所提出的娼妓收費，都遠低於上述論文十多年前所搜集回來的，所以我懷疑周的「半專業」身份有點冒充，但他與徐爭論娼妓的市場結構時，卻又能迅速將徐殺下馬來，蓋因徐這方面的知識，與我都是出自同樣的論文，不夠料與人辯論也。
本來想要周先生替我們補補課，但同席一美女經濟學人對這問題大感興趣，周轉移了目標，只與她討論，人聲喧嘩，我便再聽不到甚麼了。《信報》前老總陳景祥兄在報章上曾自告奮勇，說有朋友可替我們補課，這潛在成本太大，我負擔不起，只能敬謝不敏。
回到一個我一直想驗證的問題，電子支付的市場滲透率，或可用叫雞者有多大比例用支付寶付錢來量度。此種數據不易找到，但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到過北京的人很多都知道，傍晚時在王府井行行企企，便可能會有人走近問你要否去娛樂場所，你只要搖頭不答話，她們便自然跑開。讀者若肯為追尋事實而冒險，可說自己沒有錢，只有支付寶，看看她們是否接受便可。若接受，如何脫身以免以身犯險？在附近的新華書店預早買本國家領導人談話之類的書，適當時候把書祭出來，必有辟邪作用，她們大有機會懷疑你是便衣公安，望風而逃。對此調查我倒是無能為力，因我氣場盈厚，一臉正氣，她們根本不敢埋身也。
(Headline Daily 2017-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