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國對美國禁運稀土 (雷鼎鳴)

稀土又成為國際中的重要話題。這是沒有甚麼奇怪的，「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禁售芯片給華為，中國政府怎可能不考慮對美禁售她缺少、但中國幾乎壟斷的稀土？新聞工作者有敏銳觸覺，大家都一起惡補稀土的資料，這對我們了解情況有幫助，但可惜惡補出來的部分資料不見得都正確。

我們先要搞清一些情況，才可能推測中國政府會用何招。有些事實應是無多大爭議性的，稀土在現代科技中至關重要，上至最尖端的軍用戰機、高精準的武器、人造衞星，下至數碼相機、手提電腦、智能手機、夜視望遠鏡、電動或汽油電動兩用汽車、洗衣機、吸塵機等等，都要用上稀土，一個國家假如稀土完全被禁絕，其經濟及科技產品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大量現代科技 用上稀土

 

有一些數據似乎也無大爭議。在已知的蘊藏量上，中國最豐富。中國有4,400萬公噸的稀土，佔世界的38%；巴西與越南蘊藏量也多，各有2,200公噸；澳洲則有340萬公噸；美國雖曾一度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產國，但現在只有140萬公噸。蘊藏量與生產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蘊藏並不等於能開採，稀土濃度不足，太過分散，又或技術不夠，都可使開採稀土變成蝕本生意。例如，越南、巴西雖是稀土蘊藏大國，但產量卻微不足道，對市場毫無影響。中國在80年代中以前，產量近乎零，但2009年左右，產量卻高佔世界的95%。近年中國為了環保等因素，對生產多了限制。在2018年，產量保持在12萬公噸，佔世界7成。

最重要的問題自然是美國對中國稀土倚賴有多深？美國只有一個在南加州叫Mountain Pass的地方有生產稀土，這個礦場曾倒閉，近年有包括中國的資金進入，又重新開業，但稀土共有17種金屬原素，這礦場卻主要生產並不算高價值的鈰，2016至2018年，它時開時停，共開採了1.5萬噸稀土，相當一部分運到中國去提煉。這個礦場的稀土，從種類到數量都遠遠不可能滿足美國的需要，但欠多少？這不易回答。

 

有不少資料來源都顯示美國入口的稀土大約8成來自中國，去年的價值卻只是微不足道的1.6億美元，這顯示中國賣得太便宜了。有位美國的財經分析員Marc Chandler說，美國只從中國進口4,000公噸稀土，而且大部分都是隱藏在入口的電子產品或其他產品之內。若是只有4,000公噸，便大約等於中國12萬公噸產量的3.3%，香港不少報道或評述也使用了這位先生的數字，我不知他的資料來源，但相信他是錯誤的。

資料來源的可靠性很重要，我翻查了美國地質局屬下的「國家礦物資訊中心」（National Minerals Information Center）的官方數據，當中顯示2016至2018年，美國每年進口的稀土量頗為穩定，平均每年為11,712公噸，若是中國佔了8成，那麼從中國的進口便是約9,370公噸，而不是4,000公噸了。

需求彈性低 收入勢大升

 

不過，實際數字應遠不止此。上述的官方數字不可能包含已藏在各種進口產品中的稀土，因為美國及中國皆無此等統計數據。就算用常識去判斷，美國很多種稀土都不能生產，Mountain Pass也常停產，只從中國及世界其他地方共進口5,000公噸便夠嗎？要知道，每輛電能汽車便藏有幾磅稀土，美國的F35戰機據說每架要用掉920磅稀土，更不要說家庭用品中電視、手機等等的所需了，區區5,000公噸怎會夠？因此可知，美國每年直接從中國進口稀土9,000多公噸，另再加上不知數量藏於製成品中的稀土，此外，她從法國、愛沙尼亞及日本進口的稀土，其來源其實也是中國。

 

中國若要禁運，最簡單的第一步自然是不把任何稀土賣給美國，也不容許其他國家把中國稀土轉口到美國。很多中國輸美的產品用了稀土，例如蘋果手機，中國也可以牙還牙，效法美國近日的政策，不准用上原產地是中國的稀土，否則犯法要重罰，運到其他國家的則不在此限，生產商會否轉到別處生產？這沒用，因為還是不易得到稀土。這會打擊到美國，但不會打沉她，美國自然會另謀出路，但這絕非1、2年能化解的事。稀土因為是必需品，需求彈性低，其價格在世界市場中必會狂升（這便是為甚麼稍有風吹草動，稀土公司的股價近日都急升），中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稀土價格也會受惠，出口量減低，收入卻可大升，WTO這回倒是無法批評中國的。

 

(Sky Post 2019-5-31)

 

 

關稅戰與科技戰眾敗多傷 (雷鼎鳴)

　　特朗普喜歡說貿易戰中國損失慘重，而美國則因可收到大量的關稅，十分歡快。中國官方及美國的經濟學家並不認同特朗普的論述，認為貿易戰兩敗俱傷，沒有贏家。究竟誰人正確，這是需要小心經濟分析的。

　　貿易戰的第一步是美國向中國的貨品加徵關稅。先說美國一方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關稅有如對中國來的商品收取銷售稅，產品價錢會提高，美國的消費者自然有所損失。零售商或入口商也會蒙受不利，因為他們不可避免地也要分擔部份的成本，以免商品因價格過高，賣不出去。我在一些美國所有物品只賣九十九仙的平價商店發現，這些商品幾乎全部來自中國，但在別的百貨公司，它們可賣到兩三元一件。這意味着這些商品的入口價一定低於九十九仙，否則上述的平價商店怎可能不關門大吉，但另外的百貨公司則是牟取暴利了。如果加了關稅，平價商店也許不能加價，關稅成本直接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對其他百貨公司而言，它們因為利潤空間很大，有可能會吸納了相當一部份關稅帶來的成本。總而言之，關稅會帶來消費者、零售商及入口商的「損失」，誰損失多一些，則每種產品都不一樣。

　　　　此外，我們也要注意，關稅扭曲了市場，消費者本來願意多買一點的，現在也因價格被人為地迫升，消費量會減少，這便是資源配置失去效率的損失，也是整體社會的損失。

　　但若只算損失的部份也不對，美國政府不是從入口商處收到關稅嗎？它橫徵暴斂收了錢後也算是贏家了。特朗普是只算自己的關稅收入，不算人民的損失。有些人的錯誤算法則是不理會政府的收入，從而高估了美國的損失。正確的算法是消費者等人的損失加上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退步減去關稅的收入。

　　中國損失多少？關稅壓低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出口總額下降，但用出口額去量度，則是誇大損失了，這是因為中國少生產一些，總成本也就下降。生產商及出口商利潤的下跌，加上市場被扭曲所帶來的效率下滑，便是中國的損失。若人民幣匯率下降，則等同中國以便宜一點的價錢賣貨給美國，自己分擔了多一點關稅帶來的成本。

　　至於兩國之間誰損失較大，卻是要看每一產品在絕對值上，中美雙方的損失都差不多，但因中國GDP較美國低，所以在GDP百分比上，中國損失的比例要高一些。

　　關稅戰也有另一效果，便是改變入口的來源地。對美國的消費者而言，有不少商品本來從中國進口最有利，但若有針對中國的關稅，美國的入口商便會被迫轉到低效的國家購買。到最後，結果只是美國人自討苦吃，本來可從中國這高效的地方平價買到商品，但卻改為到高價的地方去買。

　　貿易戰的第二個階段是科技戰，它的破壞力卻很可能比關稅戰大得多，甚至會改變全球發展的格局，但同樣是沒有贏家。

　　高科技行業有一特點，便是研發的成本很高，但到了有成果出來後，生產的邊際成本往往很低。這意味着銷量對企業的利潤影響極大，銷量不足，便難以承擔天文數字的研發成本，企業就算不倒閉也要大減科研的投資。美國一些重要的晶片公司大部份市場便是大陸，中國或美國若不准它們進入中國市場，它們必會損失慘重。此種禁售或禁買，也一定對全球互相緊密依存的供應鏈造成難以評估的破壞。

　　本來在全球貿易中，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各有自己的角色，也相信合作與共存，但特朗普的胡搞，卻對各國都響起警號，貿易夥伴不再可靠，自己不能不花費資源在每一項重要科技上都投資，重複開發別人已經開發的科技。這是很大的浪費，但卻不得不做。

　　長期而言，世界經濟會全面受到拖累，而且像中國此等科技大國，最終有能力在各領域製造一些優秀產品，搶走美國的市場份額。這結局的出現也只是早晚而已。美國發動的科技戰這招，對沒有實力的小國尚有可能成功，但面對中國，只是替自己的企業趕客而已。

(Headline Daily 2019-5-31)

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 (雷鼎鳴)

　　朋友從北京考察回來，說那裏的人已視任正非為民族英雄。他當然有此資格，但他最感興趣的是研究宇宙起源，當中反映的視野之寬廣，卻又超越了這個稱號所能代表的，後世科技史中，應會有人研究他所帶領的華為，如何使到中國的科技超越美國。

　　為甚麼說民族英雄這稱號他當之無愧？一小部份的原因與華為及任都是被迫害者有關。他女兒孟晚舟無理被扣押，美國政府又窮一國之力打壓華為這民營公司，但他及華為同人依然有奮戰到底嗷嗷叫的氣魄，這已使人佩服。但假若他只是志大才疏，最終戰死沙場，那麼有些敗類還會嘲笑他的愚蠢，人民也未必把他視為民族英雄。他當得上此稱號，大部份原因與他的能力及超凡的預見力有關，他此種領袖力，使華為在美國強大的進攻壓力下，不但毫無敗象，而且大有可為能把特朗普打得方寸大亂，甚至落荒而逃，華為則愈打愈強。

　　他的預見力如何驚人？在過去幾個月中華為早已大量購入零部件，足以使華為有六至十二個月的時間應付禁運。這與中興去年的束手無策完全不同。但他真正展示實力的，卻是二○○四年已投入兩萬人及四億美元，命何庭波開發「備胎」，就算美國向華為突襲，它也完全可以應付自如。美國政府連此點也搞不清，自然每戰必殆，出了招後才發現別人早有埋伏，真正搞笑。就連禁止谷歌微軟等公司與華為合作的「必殺招」，看來也成為了廢招，原來華為已有能力推出一個新的操作系統，這系統還可一統江湖，貫穿了電腦、手提電話、電視、汽車、智能穿戴與平板電腦的操作。葡萄牙有個幾乎與谷歌完全相容的系統，而且有九十萬個應用程式，很想與華為合作，但華為對此已未必完全需要，華為剛宣佈推出藏有了七納米頂級晶片的Mate 20X 5G，似是立威之作。 

　　任正非超越了民族英雄的身份，是他真正看通了經濟及科技發展的成功之道。美國為何能成為科技大國？根本原因在於它過去能大量吸納外來人才及有一套優秀的培養科技人才制度。美國的大學及科研機構不但人才輩出，而且在二次大戰前後吸納了大批歐洲科學家，在蘇聯解體後，又再接收了大量東歐人才。它的開放社會，亦使不少華裔科學家趨之若鶩。不過，特朗普上任後，常常派人騷擾華裔科學家，連對抗癌症研究起到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也被視為影響其國家安全，美國此一反傳統的做法，已使其有識之士擔心美國會出現人才外流。

　　任正非一抓便抓中要害，他從美國經驗中，學懂人才是關鍵。中國的稅率過高，不利吸納人才，所以他希望社會能想出辦法解決這問題。華為本身卻早已有大動作，它僱用了七、八萬名科研人員，光是數學家物理學家也各有七、八百人，規模是等於十多所大學了。這些人員遍佈在世界各國的幾十個研究所中，不一定受中國的高稅率影響。華為薪酬高，管理良好，很有能力吸引世界人才，可做到美國所做到的，任知道東歐人民收入較低，眼睛似已盯上那邊希望尋夢的有科技天份的人才，有意把他們納入華為的大家庭。此種國際視野內地少見。

　　在理論層面，任似已化解了一難題。國際貿易意味着各國要互相依賴，各自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樣生產效率才會提高。但貿易戰的出現使人看到，依賴也可意味着被別人卡脖子，所以不能不追求科技自立。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任立場鮮明，叫人不要民粹，不要排外，買外國東西不等於不愛國，他自己也買蘋果，華為自己發展晶片，也願意與生產商交流經驗，看看如何改進，他也很懂得欣賞外國企業的優點，勸國人不要對別人的企業抱有敵意，這些企業也只是受制於外國的政客而已。他說：「完全依靠自主創新不夠，要跨國創新。」華為一直實踐跨國創新，實力因而成長，別人便卡不了它的脖子。美國政府搞封閉，把自己搞得元氣大傷，華為卻堅持搞開放，愈搞愈強，二者高下立判，這對中國的國策企業，都可起到啟示作用。

　　中國人民儲蓄率高，積累到的資金出路不夠多，便只有流到房地產中。華為事件使到美國晶片要退出中國市場，這倒大大有利中國的晶片公司，並可刺激年輕人轉向學習科技，當中任正非的貢獻無比巨大。

(Headline Daily 2019-5-24)

為甚麼華為有超強忍痛力？ (雷鼎鳴)

美國政府說服不了歐洲的主要國家禁止使用華為的5G技術，特朗普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後，上周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條件下，竟以緊急情況為藉口，簽署行政命令封殺華為，美國商業部的工業與安全局隨即把華為列入其實體名單之列，除非得到許可，美國公司與華為不得有任何交易，這意味着華為以後會買不到美國製造的芯片及其他零部件，其他國家供應商若用了美國的技術或產品去生產華為所需的零部件，一樣不可賣給華為。

 

美國已不再偽裝，她的意圖很清楚，便是不能容忍中國的科技能超越她。美國有位官員告訴路透社，華為很倚賴美國的供應商，把她加入實體名單後，華為便難以或基本上不可能銷售部分產品。既然美國坦白了，再批評她的不光彩已是對牛彈琴，浪費時間，更有用的做法是客觀評估封殺華為的影響及訂定政策。最急切的問題是華為的忍痛力會否不足，頂不住美方壓力，關門大吉？

 

一早已研發「備胎」

 

我深信這場仗美國贏不了，華為有3個有利因素，死不了。

 

第一，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雖然即時生效，不留任何緩衝期，但自去年中興事件後，華為已起了強烈的戒心，大量購買零部件，足可供未來6至12個月生產所需，這便為她對美國的突襲留下了應付的空間。

 

第二，任正非真乃奇才，據華為總裁之一何庭波對華為員工的公開信，華為一早便已假設美國有朝一日會全面封殺她，所以在「數千個日夜中，我們星夜兼程，艱苦前行」去研發「備胎」，這些「備胎」今日全部轉正。美國政府及不少外國分析員顯然沒有意識到華為如此有遠見，準備得這麼充分，難怪任正非在電視中可以興奮地說華為的收入上升幅度只會稍為減慢。

第三，中國的軍事科技工業極為獨立，系統完全與國外不同。中國在不少領域上有追得上美國的技術，但國際貿易的邏輯是只要外國造的比你便宜，買外國的便更好，因此華為縱然有技術，也會入口零部件。軍事工業卻不同，它不用理會自己生產是否太貴，總是會堅持自己生產，不假手於人。因此之故，軍事工業部門藏有不少可轉為民用的技術，在美國封鎖時也頂得住。從前美國不容許英特爾把可用在超級電腦的芯片賣給中國，卻促使中國自己研發出完全自立的超級電腦芯片，便是一例。

 

華為的幾位CEO是否只是在出口術派定心丸？以華為領導層公開的自信講話及必定有大量員工參加過研發「備胎」的情況看來，他們所說必有所據，但我們仍需檢視美國這一禁令具體可帶來的後果。華為可能要面對好幾個問題。

 

華為業務多，智能手機已迅速躍升為收入的重要來源。據CNBC所引述的數據，73%的華為智能手機用了自己公司設計的芯片，10%用台積電設計的，17%用美國高通的芯片，倚靠美國程度不高。

 

美國聲譽勢受打擊

 

但是還有幾個問題。第一，華為早已買下了美國各公司相關技術的使用權，在設計自己芯片時就算用了這些技術，也不違反美國法律，但美方產品若更新，華為便不能用新版本，只能靠自己研發，在舊版本之上更新，此點華為應有能力做得到。

 

第二，華為自己設計了麒麟系列的芯片，並用在手機上，但這些芯片交由台積電代為製造，美國必會向台積電施壓，中國自己的中芯國際卻尚需幾年才能追上台積電，造出7納米的芯片製程。所以，在高檔的手機市場上，華為這幾年尚有風險；在中低檔市場中，就算台積電不替華為生產，中芯國際則已有能力為華為分憂。

 

第三，有評論人擔心美國可以禁止別人用美元與華為交易，從而把她摧毀。以特朗普之愚蠢，這的確有可能，但如此政策卻會加快中國推動人民幣成為國際交易貨幣，不利美元霸權。

 

這場科技戰本來便是中美貿易戰的延續，貿易的性質是使到國與國之間互相依存，生產也更有效率，打擊貿易不可能不使到雙方都受損，損失多少，要看哪一方更有準備。華為既有準備，忍痛力超強，不會被打倒，這對美國政府來說是場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噩夢，用了洪荒之力也連一間公司都打不過，對美國的自信及國際聲譽打擊何其巨大。有特朗普這對手，中國真是幸運。

 

(Sky Post 2019-5-24)

誰害怕《逃犯條例》？ (雷鼎鳴)

　　修訂《逃犯條例》一事鬧得沸沸揚揚，但我一直不認為它的通過與否對港人的利益有重大的影響，有些人的言論有杯弓蛇影，誇大之嫌。

　　對一般人而言，此修訂若然通過，香港不再是逃犯天堂，他們也許會認為這是好事，這會滿足到他們的正義感，但若說他們對此感到與切身利益有關，只怕未必。

　　反過來說，某些政客把此事誇大至香港生死攸關，危急存亡的地步，也使人失望。香港每天這麼多人來回內地都不怕，可又誰會突然害怕被引渡？若然內地引渡某人，要得到中央的批准，手續繁複，一般人等便不要太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以為別人在意他們了。現在修訂的條例，豁免了不少類型的案件，我對此倒是不以為然。例如，政治案件阻塞了引渡之路，這意味着有些人在內地作奸犯科後，卻可在香港故意高調大搞政治，並以此為掩護色，一被引渡便推說是政治迫害。有些人在內地犯了大罪，逃到香港前，有誘因再多犯一些殺人放火般的死罪，因為死罪反而可成為不能引渡的理據。

　　社會中究竟誰才會害怕引渡條例呢？簡單的答案是「身有屎」之人，但這些是甚麼人？內地的貪污犯每以香港作為其財富儲存地，在沒有引渡機制前，他們可能視香港為理想的安全港，有了修例後，此情或許不再。香港也是世界最活躍的情報中心之一，各方間諜雲集，這早已是公開秘密，這些人對香港本身的情可能沒有多大興趣，他們要收集的應是與內地有關的，可能他們要常到內地才能把工作做好，若條例通過，香港便再也不是他們的安全港了。這些人不一定只是港人，也包括其他國籍的。

　　如果香港不再是逃犯天堂，資金流入會否減少？這根本不是問題，若是真正的投資者如此忌憚被引渡，我們便不會見到這麼多國際資金願意湧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也許貪污而來的黑金會撤退，但這只會被合法的資金所補充。美國要反恐，要求了香港的銀行及金融機構設下種種監管制度，既然美國也要香港遵從它的旨意，那麼加強監管內地貪官的資金活動，並在需要時把他們送回內地，又有何不妥？我們也要知道，中國的儲蓄率及儲蓄量都位居世界前列，資金積累充裕，流入香港的資金一般情況下只怕過多，不是過少，近月香港有資金流出，只是反映着前幾年流入太多，能疏導一下會更好。

　　既然《逃犯條例》對一般港人的利益無觸動，受影響的人又不值得同情，又有這麼多關卡防止引渡機制荒腔走板，那麼為何有些政客對此條例的反應如此咬牙切齒，表情十足？有人說他們演戲，也許有此成份，但我相信他們應有不少真情投入，他們目的何在？誇大事情本是爭取選票的法門之一，但觀乎香港市民普遍對上周立法會中的爛仔行徑搖頭歎息，他們選票也可能會流失。這些政客的策略似乎是走焦土政策之路，在多種事情上與對手玉石俱焚，所以不用再理會形象是否理性，只要得到一批極端思想的人支持，中間選民的不滿也無足道哉。這是很短視的策略，通常只在感到時不與我時才會盡地一煲。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中美冷戰將發未發之際，這不見得是好策略，香港若激進活動頻繁，容易吸引中央注意，為免後欄起火，中央在與美國相爭期間，順手把香港整頓一下，以減少外力對港的影響，這是中央輕易可做到的事。

(Headline Daily 2019-5-17)

中美冷戰既濟未濟 (雷鼎鳴)

中美兩國，其實已經處於冷戰的邊緣。

說有冷戰，是因為美國早已採取了一系列的攻勢。貿易戰中美方單方面要加關稅，在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不但咄咄逼人，而且在關稅上還要加碼。在科技戰綫上，年前美國打擊中興我們記憶猶新，對華為這一私營公司，竟要用盡國家級的洪荒之力去威逼別國不得用華為的5G。在美國境內，FBI不斷騷擾華裔學者，甚至把他們都視為間諜，要美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防着他們，但這也引起反感，因美國的科研很倚賴華裔學者，且人才外流已經出現，美國的有識之士深以為憂。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美國卻要唱對台戲，不但不派人參加中方舉辦的會議，還冷言冷語不理實際證據唱衰這計劃，說它只會把發展中國家推入債務陷阱。在軍事上，美艦常常進出南海此敏感水域，又向台灣出售武器。

中國將更主動開放

說冷戰只是在邊緣，因為中國顯然不想打。劉鶴赴美進行第11輪談判前，習近平還寫信給特朗普，信的內容似是勸特朗普和中國合作，共同搞好世界。就算在特朗普大加關稅後，中國暫時也只選擇一些較溫和的反制措施；劉鶴訪美時，態度也溫文有禮，更似是照會一聲美國，中國在原則問題上不會讓步，便走了，局面仍算是鬥而不破。

世界局勢遭特朗普一輪胡搞，恐怕很多事已不能回復正常了。中國增長及科技發展速度遠高於美國，時間在中國一方，自然不想捲入冷戰，發急的倒是美國，她認為現在不採取攻勢將來便更無能為力了。有此態度上的大變，中國對美國的解讀恐怕要更新一下，不能天真爛漫。

未來中國會採取甚麼策略？與以前蘇美冷戰時不同，中國並無打算像蘇聯般垂下鐵幕，反而更主動的採取開放政策，簽署《巴黎氣候協定》（美國倒是不肯簽）、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協助多國大搞基建、降低關稅等，都符合開放精神。經濟學家大都懂得，開放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反觀美國，則只懂得加關稅，動不動又要制裁這國制裁那國，這都是在開歷史倒車。美國外貌看似強大，其實已失去了過往的從容自信，這對關心美國人利益的人，並非是好現象。但這也難怪，若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等於美國加上日本的總和，10多年後，應會等於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和，美國怎會不感到焦慮？

冷戰一旦真的出現，對香港有何影響？既然中國回應之道是對美國以外的國家更加開放，而香港是金融與信息的中心，亦是經濟自由度全球最高的地方，中央自然希望香港能繼續發揮開放作用，就算親美力量繼續在港活動，中央也大有可能隻眼開隻眼閉。不過，這總也會有個程度，假如中央認為此等力量過了底綫，要把其連根拔起，不會是難事。由此觀之，在中美冷戰的環境下，香港的反對派最須避免的便是搞分離活動，尤其是爭取或接受美國的支持搞分離活動。

港反對派恐成輸家

香港的反對派有一種奇怪的舉措，便是久不久便派人到美國唱衰香港，我相信這是犯了大忌的愚蠢行為，除了美國的反華分子外，誰都不會有好處，在冷戰時期，政治邏輯跟平時不再一樣，這可被理解為叛國行為。

正如上文所說，今天中美仍只是處於冷戰的邊緣，兩國尚未至完全劍拔弩張的地步，若中國無法勸服美國搞合作不搞鬥爭，冷戰真的出現，那麼第一批輸家恐怕便是香港反對派中那些不懂與美國劃清界綫的人了。

（Sky Post 2019-5-17)

獅城模式 增醫生最好方法 (雷鼎鳴)

醫委會終於僅以一票之差勉強通過鄧惠瓊教授提出的方案，以後海外醫生若要來港行醫，要在醫管局的醫院、衞生署或大學醫學院工作3年，又通過考試才可以。這方案比過去一些歧視性很強且保護主義色彩更濃的方案是一種進步，但保護主義的思維仍在。眾所周知，這個專業考試被弄得極為困難，及格率奇低，就算是香港或海外的名醫都毫無把握考得過，這樣如何能吸引到人才？香港需要的是一種能保護病人健康及選擇權的一種制度，而不是千方百計防範人才來港服務的制度。

醫學會保護主義形象突出，不值得訝異，全世界醫學組織多多少少都有此通病，但為了社會總體利益，市民不會希望他們太過分。不過，有一點我倒是同意醫學會前會長蔡堅所言，他相信香港能吸引到的海外名醫，頂多是屈指可數。我過去長期參與過招聘海外一流學者到港工作，這是極艱巨的任務，每一個成功個案背後都包含着無數的心力。醫生與學者不盡相同，若是名醫，一定也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與收入，別人也想留着他們，沒有足夠的條件，怎能打動他們？

香港醫學界卻反其道而行，處處設限，擺出一副我不想你來的架勢，名醫怎會不拂袖而去？殖民地時期，外國人來港可享有海外僱員條件，待遇特別豐厚，這帶有歧視港人成分，並不公平，但現在矯枉過正，歧視外地資歷，同樣不公。

培訓人才成本高 短期難紓壓

這種態勢對港十分不利。香港目前每1,000人口中，只有1.93名醫生，遠低於歐美國家與新加坡。反對引入外地醫生的人，只肯承認醫管局管理不當才致公家醫院逼爆，但對是否醫生短缺卻顧左右而言他。公家醫院醫生不足，已是不證自明的事實，但私家醫生是否足夠？從經濟觀點看來，醫療服務的供求有市場價格的調節，若是需求大於供應，價格會上升，短缺自動消失。

但價格上升的方式，卻不只限於多收醫生費，而在於縮短見醫生的時間。時間愈短，等於醫生每分鐘的收費愈高。據好友芝大醫學博士並在港大醫學院執過教鞭的肺科名醫陳真光總結港美兩地的經驗所言，香港醫生看一病人的時間不及美國的三分一，此點與我的觀察相符，由此可知，香港的醫生費並不便宜。多些醫生來港工作，醫生才可有更多的時間照顧病人。

我深信若不增加醫生數量，香港的醫療體制只會每隔一段時間便陷入困境。香港人口未來20、30年會繼續迅速老化，危機出現的頻率只會愈來愈高。自己多訓練醫生是一種方法，但訓練醫生需時甚久，且價格昂貴。多貴？大學訓練醫科生的單位成本是訓練其他學生的3、4倍！

日前看新聞時得悉，港大醫學院打算每年多取錄數十名醫科生，需要擴建醫學大樓，經費竟要100億元。我一向支持投資教育，但這100億元的擴建費卻也確實反映醫療教育的昂貴。作為比較，科大早期建設時，整個校園的總建築費才是35億元，已被政客認為是超支。

世界頂尖醫院多 莫故步自封

培養醫生既慢又貴，輔助性的解決之道自然是輸入人才。港人子弟有不少在外國醫學院就讀，別人替你出錢培養，你還阻止他們回來，其蝕底之處，已到天誅地滅的境界。明乎此，新加坡的做法比香港剛通過的方案依然優勝得多。新加坡在世界各頂尖醫學院中選出百餘所，只要是這些醫學院畢業的，其學歷與新加坡本身的醫學院被相同看待。這既能保證醫生質量，又符合香港開放社會的特性，香港的兩所醫學院雖然質量不錯，但總不能自欺欺人以為世上沒有更先進的醫學院吧。

香港本是人傑地靈的大都會，而且港人壽命幾可冠絕全球，可見其醫療體系有一定的優點。

有此生招牌，香港本可成為亞太區的一個重要的醫療中心，輸出醫療服務，外地的有財之士豈不蜂擁而來看病？現在當然是不行的，基本的醫療服務尚未有足夠人手應付，更何論搞甚麼醫療中心、醫療港？不過，若氣魄夠大，大幅吸納外地人才，這倒並非不可為，香港的醫生根本不用擔心病人不足、收入減少。

 

(Sky Post 2019-5-10)

特朗普變臉如何應付？ (雷鼎鳴)

　　這幾天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參加學術會議，有一位很熟的經濟學朋友臨時不能來宣讀他的論文，原來是特朗普突然又再變臉，他被告知要留在北京隨時候命，以備中央領導人諮詢最新的分析也。此種安排過去我曾多次聽過，不以為怪。

　　特朗普的變臉翻枱把戲早已成為他的生招牌，在河內與金正恩談判時如此，今回只是故技重施而已。由此推斷，他將來說甚麼好話，承諾甚麼，我們都可當作耳邊風，這對堂堂泱泱大國的美國，損害之大是難以估算的。特朗普此種瘋癲的形象，在世界各國及美國都早已深入民心，我們是否有需要分析他這個突然從中國入口商品大幅加稅的決定嗎？有需要的，這有助中國更深入了解此人，並據此而制定政策。

　　先看看背景。貿易戰在去年上半年早已打響，美國對多個國家都胡亂增加關稅。稍有道行的經濟學家都懂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貿易赤字或盈餘一定等於國家的總儲蓄減去投資。此數若是正數，便是盈餘，負數則是赤字。美國人只要一天還做大花筒，拼命消費，儲蓄便低，貿赤不會消失，大加關稅也沒有用。貿戰打響後，二○一八年美國的商品貿赤不降反升，從二○一七年的八千零七十五億上升至八千九百一十三億，特朗普宣稱的「貿易戰是好事，很易勝利」的說法已經完全破產，美國對華的貿赤，一樣從三千七百五十五億上升至四千一百九十二億。

　　我們再看美國的經濟。二○一七年底美國減稅對短期經濟肯定有正面影響，但因其沒有減開支，長遠卻會使赤字擴大。哈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羅（Robert Barro）去年曾預測，減稅的正面效應可維持兩年，即二○一八及二○一九年GDP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三點一的增長。去年全年的實際增長是百分之二點九，但第四季跌至百分之二點二，今年第一季則回升至百分之三點二，四月份的失業率也降至百分之三點四。股市方面，去年九月美股因憂慮貿易戰而劇跌，年底開始，卻隨貿易戰有結束的憧憬而回升。今年的一月及二月，美國的貿赤比去年同期也稍降。

　　這些數據與經濟分析相符。減稅的效應還在起作用，美國經濟暫時還向好。貿易戰的擔憂對股市不利，去年第四季美國的GDP及股市表現都強差人意，正是因此因素在起作用。今年第一季情況好轉，與貿易談判不斷傳來好消息有關，但去年底經濟的放緩，卻使到今年初美國的貿赤稍減，原因是經濟停滯可使美國人減低開支，向外國購物的定單減少。

　　在此態勢下，達成貿易協議對特朗普及美國有何影響？有協議的話，美國股市有支持力，貿易戰消失是利好消息，經濟暢旺，但人民消費增加，所以貿赤更大。假如人民忘記了特朗普對減少貿赤無能為力，經濟的好轉有助他明年的選情。假如協議告吹，但中國出口到美貨品不變的話，美國政府則共向美國人民及企業每年共多徵收約六百二十五億美元的關稅（這筆稅基本上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付的），這等於美國GDP的百分之零點三一，美國也因中美貿易繼續會有衝突的預期而受損，股票也會下挫。但對特朗普而言，他卻可渾水摸魚，自稱對中國夠強硬，不似奧巴馬般軟弱，甚至可以把貿易戰後美國貿赤反而節節上升的責任，乘機諉過於人。我的一位美國經濟學朋友斷言，特朗普的反口，觸發點正是近日有傳媒說他很需要得到協議，所以甚麼也肯退讓，他害怕別人以為他軟弱，所以亂搞一通。要知道，特朗普重視個人利益多於美國利益，他不一定想有協議。

　　對中國而言，以和為貴，有協議當然比沒有協議好。我去年曾在各報寫過大量分析中美的文章，結論是就算中美貿易完全中斷，中國所受的損失依然十分有限，原因是中國與二、三十年前相比，變化已大，貿易的正面作用大減，中國輸美商品很大部份的含量不是中國所造，而且中國夠大，生產線完整，對外倚賴低，美國則不能不大量進口。中國完全有條件對美國說不。對美的適當策略也不複雜，表現要冷靜成熟，可使人更覺特朗普的幼稚，誤判態度要堅決，對美的無理要求，一步也不用讓。特朗普並無多少板斧！

 

(Headline Daily 2019-5-10)

「五四」百年祭談「五四」意義、民主與科學 (雷鼎鳴)

五四運動在我的思想中一直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芝大當學生時期，讀了周策縱教授純學術的傳世巨著《五四運動史》，也感到心潮激盪。記得當時修過政治學大師鄒讜與尚為年輕後來也成大名的社會學家William Parish合作開設的「中國共產運動」，此書是課本之一，鄒老師嘗言，幾乎整個中國近代史都可稱為「五四時代」，這個時代要等到毛澤東與周恩來去世才算終結。

 

科學真理不以投票證明

 

我自己在本報也寫過兩篇長文談「五四」，25年前寫過〈「五四」七十五年祭談民主與科學〉（收集在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5年前「佔中」期間也寫過篇〈理想與現實「五四」與今天的學運〉（收集在拙著《民主與民生的經濟解讀》）。

 

在上述第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二十世紀物理天才費曼（Richard Feynman）的一段故事。費曼認為科學與民主是兩回事，他曾在加州參加過一個挑選中學數學課本的委員會，竟發現很多人連那些課本都未翻過便去投票。他指出最終被選出的課本充滿謬誤，別的委員罵他為何可認為自己的意見勝得過幾十名其他人的意見，他答曰：雖然他不見得比這些人都聰明，但他卻肯定自己比這幾十人的「平均」要高明。民主投票不正也是找尋一種「平均」的意見嗎？科學真理從來不是靠投票來證明的。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引用了蔡元培所用〈白虎通〉中的典故「殺君馬者道旁兒」。對群眾運動中的錯誤行為若只是喝采，會害死參與者，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

 

這麼多年過去了，對「五四」尚有更多的體會，它含義豐富，我們可從多個角度繼續解讀它。

 

按此運動的本質而言，它的核心是一種愛國的反抗運動，其口號中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在後來以「五四」傳承者自居的海外「保釣」運動，有把這口號改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當中包含了對帝國主義侵凌中國及賣國漢奸的不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梵爾賽和議中，中國雖是戰勝國，但竟有把青島割讓給日本之條文，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漢奸章宗祥、曹汝霖及陸宗輿等人仍主張簽此和約，而且政府又未能廢除之前日本強加於中國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

 

本是和平的示威，但其後也發生了「火燒趙家樓」，以及憤怒的學生打傷了送上門的賣國賊章宗祥，以致大群學生被抓，蔡元培要奔走搭救。但學生其實也不是不知打傷了人，闖了禍，犯了官非；剛好在5月7日有位叫郭欽光患有肺病的北大學生因操勞過度，吐血而亡，學生最終用了無賴招數，把郭說成是被曹汝霖的傭人打死，捧他為烈士，以抵消傷人縱火的官非。

 

當時的政治氛圍，在中國經歷過大半世紀帝國主義的侵凌後，愛國主義勝於一切，學生也就不被追究。我們要知，在「五四」時期，民主、科學都是口號，但法制與自由卻不是，對學生違法持批判態度的，最著名的也許是後來香港新儒家思想家的同路人、北大哲學家梁漱溟，他在《國文公報》中撰文，指出學生傷人是現行犯，要服刑，就算曹、章等人如何罪大惡極，縱然學生的行為是愛國急公，也不能侵犯他們。此種批判態度，與大多數港人不認同「佔中」的違法手段，一脈相承。

 

這裏也應指出，在理念上及行動上，「五四」與佔中尚有兩點重大的不同。第一，在多種民意調查中，佔中從未得到過大多數港人的支持，更遑論授權，但從歷史紀錄可看到，「五四」得到的民眾支持，卻是普遍的。

 

第二，「五四」的示威原本和平，不擾民，後來的傷人縱火犯法行為並非在組織者的計劃中，而且對漢奸的攻擊，只是出於替天行道的心態。佔中不同，受損害的是無辜市民，而且此等損害是佔中發生前一年多已不斷有人指出的，只是組織者不加理會而已。由此可知，「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五四與佔中的分別

 

「五四」也是一場倫理運動。「打倒孔家店」是「五四」前後泛濫的思潮，魯迅在「五四」前第一次在《新青年》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痛陳中國封建社會是吃人的社會，要救救孩子，可見當時反孔、反封建、反傳統的思潮如何強烈。

 

當時也有人主張全盤西化，在社會中引起過辯論。在文化界，「五四」也引發了一場文學運動，「五四」以至三四十年代多位作家，如魯迅、巴金、聞一多、曹禺等，都頗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這不奇怪，帝國主義與封建思想被視為阻礙救國的思想。也許白話文運動的得到支持，部分原因是文言文是古老傳統的載體。

 

「五四」時期有「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說法，這本是胡適的觀點，但卻引起不少爭議。用今天的術語說來，我們應重視具體可執行的公共政策，還是永遠糾纏在意識形態之爭上？在今天的香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很可能都應被視作為主張具體政策解決具體問題的族群，但社會中總會有人對具體政策興趣不大，事事泛政治化，緊站與內地誓不兩立的立場。「五四」時期的思潮雖或有百家爭鳴的階段，但最終的主義勝利者，卻是共產主義。

 

「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本來是鼓吹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刊物，但慢慢左傾，最終被陳獨秀等人把它變成共產主義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後來成為革命家，絕對都受過「五四」的影響。這沒有值得奇怪的，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本身便是「五四」眾多思潮的帶導者之一，俄國的成功，對相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中國知識分子吸引力極大。「五四」時期，「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在中國遊蕩」是很貼切的描述。

 

「五四」有一個核心的文化內容，便是應否把德先生（即民主）及賽先生（即科學）都請到中國。這兩位先生今天在內地與香港有無長進？

 

我相信負責任的自由，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自由，但對民主制度卻一直都有很大的保留。它不是沒有優點，例如它在權力轉移中，是最具和平性的一種制度，但它的功能卻被遠遠的誇大了。

 

25年前我寫「五四」時，在認知中只知道民主投票機制的兩個缺陷。第一個是費曼指出過的，一般參與投票的民眾，未必都掌握到充分的訊息，投票的結果可能是錯誤的，對大眾不一定好。這一點在今天已得到有力的驗證。英國用最民主的公投去決定是否脫歐，怎知卻弄出個大頭佛，至今尚不知如何收科。

 

美國及好幾個國家民主選出的領導人，一樣使人對民主制度大失信心。最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Texas A & M 大學的演講更使人對此民主大國嚇一大跳，他直接承認他當中情局長時，既說謊講大話又偷竊，並設有學科教人如何這樣做。

 

第二個缺陷是，40多年前經濟學家早已用嚴格數學證明過，任何的投票機制都是可操控的，即通過不誠實投票可改變投票結果，而且選民有誘因這樣做。因此之故，我們見到的投票結果，根本不知能否反映真正的民意。近年「策略性投票」一詞在香港已很多人用，這個觀念，我可能是第一個人在香港討論的。

 

近年世界出現一種民主倒退潮，雖慢，但倒退步伐穩定。據美國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2019年版的《世界的自由》所下的定義，民主制度已經從2005年開始連續倒退了13年。此機構把它所說的自由等同民主，我對此並不同意，但為方便起見，暫不理其分別。根據它的指標，2018年只有39%的世界人民生活在民主國家中，世界的國家也只有44%是民主國家；更突出的是，這13年來，民主分數在增加的國家，在總量上一直少於民主分數在減少的國家。

 

為何民主制度的「流行」程度在退潮？也許上述的兩個缺陷能解釋到部分原因。民主國家近年的政經表現的確不好看，使人懷疑其有效性；又或中國並不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經濟及國力的進步卻冠絕全球，這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絕對有吸引力。不過，我相信尚有另一深層次力量在起作用，這便是在公共領域中，西方國家對科學思想方法的不當一回事，25年前我倒是沒預期到這一點。

 

中國選拔幹部任人唯才

 

政制的成功要按什麼標準？一個必要的條件是人民的收入持續上升，生活上的幸福程度每年都能改進。做到此點，必須要有成功的公共政策，能解決人民遇到的民生問題。這便回到「五四」時所爭論的多談問題，而且解決之道一定要基於科學精神，即基於可驗證的大量相關事實，而不是選擇性的事實，而且要有嚴謹的論據。缺乏科學態度，吹得怎樣宏偉的意識形態，終究也不能帶來良好的管治。

 

很可惜，西方民主國家近年民粹主義肆虐，道聽途說帶來的主觀感覺取代了冷靜思考，鬥爭的興奮驅走了科學精神，使這些地方進入了所謂的「後事實」年代，各家各派自豎旗幟，宣揚互相矛盾的「另類真理」。大家互不信服，世上無人有權威判斷真理誰屬，就算是在美國此等自居為世界領導的民主大國中，總統胡言亂語已是司空見慣，上述蓬佩奧公開承認中情局訓練員工說謊，當中對別的國家用了多少抹黑手段？

 

有時翻翻香港網民的一些言論，不能不對其無知感到可笑，但我們幾可肯定，他們對自己所言是否符合事實，並不在意，他們只願活在自我封閉的虛幻環境中，若真相或真理使他們感到痛楚，他們會選擇逃避。此種態度當然不符科學求真精神。民主制度有優質劣質之分，但缺乏了科學精神的民主制度卻一定劣質，必然會遇上挫折。美國大量吸納外來人才，科研成果了得，但在公共領域中，近年的排外及對事實的不敬，卻在侵蝕她的國力。民主領袖如此，其他國家會有何態度？

 

「五四」並無使中國實施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的科技也是近年才剛有大成，但她有一套制度，卻使她在公共及經濟政策方面屢放異彩。在高考中，她是分數掛帥，普通人家子弟一樣可大量進入北大清華。在選拔幹部上，任人唯才 （meritocracy）並不是只說說而已，能升上高位的，大多都要從基層做起，打過木人巷，習近平也要經歷這些階段，我認識的朋友中，有此歷練的不在少數。

 

此種歷練要求參與者幹出成績，他們若不實事求是亦即尊重科學，不易成功。就算她的政制如何被西方國家視作有問題，中國人才政策所帶來的科學精神，卻使她有強大力量挑戰科學精神被損耗掉的西方民主國家。「五四」時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諸君子，恐怕沒有預料到這後果。

 

(HKEJ 20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