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男女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公眾妨擾罪，或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等各項罪名，他們顯然不服，否則為何不認罪，而且在判刑遠低於最高可判的七年刑期後還要上訴？這與佔中前宣稱會坦然認罪的承諾大相徑庭。在諸多為他們開脫的藉口中，最使人覺得荒謬的倒是彭定康及部份香港律師所說的，這些刑法有部份已「不合時宜」。
相關刑法早已存在，犯罪的證據亦充份，說這些法律過時了，不合時宜了，倒也是一種聰明的策略。但我們一介小民當然要問過清楚，為甚麼在古老的年代（有人說是中古代），引致公眾受到妨擾是一種罪，現在卻不是？我不知此種法例的立法原意，也許它們最初訂定時把貴族視作公眾，現在沒有了貴族，所以法例變得不合時宜。也許這些人相信，從前妨擾到公眾，是罪大惡極，但現在卻可以不當一回事。不論他們心中的理據是甚麼，背後的思想卻頗為危險，無辜的守法的市民，有無不受某些政客的妨擾的權利？保護他們這種權利是否已變得不合時宜？我相信答案剛好相反，香港近年飽受政治活動摧殘，市民的安寧十分需要受到保護，執行上述的法例十分重要，十分合時。
佔中的關鍵處是這些行動從來沒有得大多數港人支持，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基礎上，主事者卻仍不理三七二十一，不願只跑到維園示威，最終使到無辜者受到巨大損失。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之時，我們把佔中與五四比較一下，可更易察覺佔中之錯。
五四在北洋軍閥政府打算簽訂《凡爾賽和約》中開幕，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卻反而要把青島割讓予日本。五四青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不但崇高，而且其愛國熱情幾乎得到全民支持。五四示威本來是和平的，但後來部份學生在見到漢奸章宗祥時火遮眼，把他打傷，並火燒趙家樓，這倒是犯了法。
五四年代中國有人提出科學、民主等理念，但法治思想仍薄弱。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名賣國賊不會得到人民的同情，他們也算不上是無辜者，但他們的權利應否也受到保護？當時北京大學有位哲學家梁漱溟曾撰文力陳，這些人的權利一樣要受到保護，學生毆打章宗祥是犯了法。梁漱溟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後來少數敢於頂撞他的人，與香港的新儒家淵源深厚。我同意梁漱溟的上述觀點，想來香港法律界中人也不會反對無辜的人應得到保護。
五四青年的崇高目的無可質疑，他們打的亦是人民恨之入骨的漢奸，但以現代法治觀念看來，這些並不無辜的漢奸的法定權益一樣也應受到保護，為何可保護到受佔中侵凌的無辜市民的刑法，卻被某些人說成是不合時宜？這不是法治思想倒退是甚麼？
相關刑法早已存在，犯罪的證據亦充份，說這些法律過時了，不合時宜了，倒也是一種聰明的策略。但我們一介小民當然要問過清楚，為甚麼在古老的年代（有人說是中古代），引致公眾受到妨擾是一種罪，現在卻不是？我不知此種法例的立法原意，也許它們最初訂定時把貴族視作公眾，現在沒有了貴族，所以法例變得不合時宜。也許這些人相信，從前妨擾到公眾，是罪大惡極，但現在卻可以不當一回事。不論他們心中的理據是甚麼，背後的思想卻頗為危險，無辜的守法的市民，有無不受某些政客的妨擾的權利？保護他們這種權利是否已變得不合時宜？我相信答案剛好相反，香港近年飽受政治活動摧殘，市民的安寧十分需要受到保護，執行上述的法例十分重要，十分合時。
佔中的關鍵處是這些行動從來沒有得大多數港人支持，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基礎上，主事者卻仍不理三七二十一，不願只跑到維園示威，最終使到無辜者受到巨大損失。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之時，我們把佔中與五四比較一下，可更易察覺佔中之錯。
五四在北洋軍閥政府打算簽訂《凡爾賽和約》中開幕，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卻反而要把青島割讓予日本。五四青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不但崇高，而且其愛國熱情幾乎得到全民支持。五四示威本來是和平的，但後來部份學生在見到漢奸章宗祥時火遮眼，把他打傷，並火燒趙家樓，這倒是犯了法。
五四年代中國有人提出科學、民主等理念，但法治思想仍薄弱。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名賣國賊不會得到人民的同情，他們也算不上是無辜者，但他們的權利應否也受到保護？當時北京大學有位哲學家梁漱溟曾撰文力陳，這些人的權利一樣要受到保護，學生毆打章宗祥是犯了法。梁漱溟是毛澤東的朋友，也是後來少數敢於頂撞他的人，與香港的新儒家淵源深厚。我同意梁漱溟的上述觀點，想來香港法律界中人也不會反對無辜的人應得到保護。
五四青年的崇高目的無可質疑，他們打的亦是人民恨之入骨的漢奸，但以現代法治觀念看來，這些並不無辜的漢奸的法定權益一樣也應受到保護，為何可保護到受佔中侵凌的無辜市民的刑法，卻被某些人說成是不合時宜？這不是法治思想倒退是甚麼？
(Headline Daily 20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