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的優點及困難 (雷鼎鳴)

特區政府曾表示希望能把香港發展成教育樞紐，並會撥地多建幾所私立大學，快將公布的「施政報告」應會述及此事的進展。

香港不少人認為香港的大學已過多，其實這是錯覺。從適齡人口可上大學的比例或大學的數量來看，香港都頗為偏低。例如，中國內地年輕人可進高等院校的比例，近年已急升至三分一。美國人口是香港的四十多倍，但高等院校則是香港的四百多倍，光是波士頓地區也有二百多所大學。就算是台灣，我屈指一數，也數出近一百八十所高等院校。香港的大學不應害怕私立大學的競爭，反而應希望它們做得更好一點。

不過，建立大學終究是投資巨大的事，我們應搞清楚香港究竟需要及不需要哪些類型的大學。

「自由教育」培養國際視野

世界上最優秀、名氣最大的大學，幾乎都是研究型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結合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史丹福等等莫不如是。但例外卻總是有的，洛克菲勒大學與舊金山加州大學都是在其選定學科中的頂尖大學，但它們甚至沒有本科生之設，只有研究院，是純研究型大學。

香港的科大、港大、中大在課程改革中也是要把研究型大學與本科生的「自由教育」結合起來，在研究方面，已有不錯成績，但在「自由教育」方面，要走的路仍遠得很。但這並不意味各校不重視本科生教育，近年各校對本科生教育的質量極為注意，增撥資源外，要求資深教授要教本科生課等等例子，所在多有。

但研究型大學是極昂貴的，我不認為新設立的私立大學負擔得起，它們不應走這條路。另一種極端是搞一些專科式以培訓職業技能為宗旨的大學。表面看來，這類課程似乎頗有實用價值，但學生所學太窄，十分危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市場對不同技能的需求變幻莫測，基礎狹窄的知識面往往使到年輕人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在事業上愈走愈低。

內地近年「教育大躍進」，每年產出三百多萬工專式的大學生，他們就業情況並不理想，將來可能成為社會不穩來源（參看本報今年3 月14 日拙作《為什麼中港人力資源政策會造成不穩？》）。香港若再多辦職業培訓式的專科大學，畢業生將來恐怕要面對內地數量驚人的同類型畢業生的競爭，香港在這飽和的市場，殊無優勢。

我認為新的私立大學最適宜把重點放在「自由教育」之上，而且要有能力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以上提過，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畢業生對新工種的適應能力十分重要，而「自由教育」正是培養這種適應能力的重要途徑。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絕不可能獨自生存，國際視野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什麼是「自由教育」？此名詞的來源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及經簡化後的liberal education，兩者的含義頗有爭議，所以翻譯殊不容易。Liberal 的拉丁字根是liber，有書籍（library 從此而來）或自由之意。根據芝大哲學教授丕頻（Robert Pippin）之說，1375年liberal arts 一詞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現，同時也是liberal 一字首次出現【註1】，其意是指「值得自由人學習的科目」。

這些「自由人」是誰？在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時代，他們應是指城邦的公民及統治者，而非奴隸。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中便有詳述統治者及輔佐者應接受什麼教育。其後中世紀有所謂「七藝」，中國儒家理想教育中也有「六藝」，主旨都與全人教育有關，內中貴族教育的意味很重。說其是貴族教育，是因為學習的目的是為學問而學問，絕對要與生活上的束縛或職業無關，思想可自由自在，不食人間煙火。

與此相對立的是「職業主義」（vocationalism）， 「炒股必勝法」、「個人理財」、「如何寫好履歷」等「學科」，雖各自有其價值，但絕不可能放在「自由教育」的課程中，因為後者的核心理念便是絕不容忍「實用」的學科，此點香港教育界中不少人似乎不大明白。

「自由教育」本身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芝大的美女哲學教授紐斯邦（Martha Nussbaum）便曾指出，它由「自由公民」所應接受的教育已逐漸變為可以「使學生具有心靈自由」的教育。從此可見，它有解放思想，使人自由之意。

獲小布殊政府追封為隔世國師的經典大師史特勞斯（Leo Strauss） ， 又對「自由教育」加上新的意義，他認為「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藥，希臘文中「粗鄙」（apeirokalia）的定義是「對美麗事物缺乏經驗」， 「自由教育」則正可提供這種經驗【註2】。

由以上討論可知，liberal education 含義時有不同理解，內地把它譯作「素質教育」，雖不夠具體，也算是勉可接受的名詞。香港多用「博雅教育」稱之，算是捕捉了此種教育的部分特徵，但欠缺最核心的內涵，即對「自由」的執著，所以不算是很準確的翻譯。練乙錚多年來倡用的「釋智教育」，有「解放」之意也是不錯的譯法，但未能捕捉「自由人值得學習的科目」的原意與破除粗鄙做真君子（perfect gentlemanship）的含義，所以也有缺陷。我選來選去，還是較喜歡用最直接的譯法「自由教育」。

正如丕頻所言，現代的大學是一個很古怪的事物，它是少數從中世紀成功過渡到現代的體制。在畢業典禮時，學生與教授都要穿戴十三世紀的長袍方帽彩飾，而在課堂中教授卻要講授量子力學、大腦結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等等前沿理論，想想也使人感到荒誕，現在神州大地的大學一樣用上了歐洲中世紀的禮服，更使人覺得時空錯置（若歐美大學的學者穿上宋朝的朝服，我們一定也忍俊不禁）。

但「自由教育」（起碼是其中一個派別）卻有要求學校所教要包括一些「恆古不變」的學問，否則學生所學很易過時。這卻意味著我們要認真找尋一些學問中的學問，在學生進入各自的專業前，先要學懂一些每一個自由公民都要懂得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知識。

偉大經典與現代科學結合

在設計「共同核心」課程方面，熟悉美國高等教育史的人都會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一面教育界不少人都希望能繼續被高舉的旗幟，倘若芝大稍有課程改革，隨時會受到校友及不知是何方神聖的人的責罵。芝大本科生「共同核心」課程的特點是把「偉大經典」（Great Books） 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

所謂「偉大經典」是要求每一學生在一、二年班時都要硬啃數十本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經典原著，並在課堂中以蘇格拉底式對談方法與老師及同學辯論其內容。

選什麼經典並不重要，但其作者卻必須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

捍衛「偉大經典」教育最力的學者之一正是史特勞斯。他曾受納粹迫害，逃至美國，在芝大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哲學，1973 年去世，香港的鄧文正博士是他的隔代傳人，甘陽先生也有專書討論其人。史特勞斯發現， 在柏拉圖所記述的「對話」（dialogue）中，從來不存在兩位超卓人物的對話，而是一位偉大人物與另一位層次低得多的人物對話，或更準確一點，是大人物的「獨白」（monologue）或是「訓話」。

柏拉圖似乎認為，最卓越人物之間的平等「對話」是不可能的，他們觀點總有不同，不易有共識（在某問題上有共識的話，對話便可終結，再無討論價值），也各自自信心爆棚，不會相讓。但後學卻可把不同年代的經典同時捧讀，把這些最有創意的思想家的觀點放在自己腦中交戰，最後自己判斷誰勝誰負，史特勞斯認為這種學習「經典」的方法正好是訓練創意的無上法門。

我在芝大時深受這套課程的影響，當年要畢業的話，要總共修四十五科（部分可用評級試取代），其中「共同課程」有十八科，即三科社會科學，三科人文學科，三科物理或化學，三科生物科學，數學加上外語共有六科。芝大最受教育界關注的「西方文明史」（Western Civ），當時是主修社會科學的必修課，並不是「共同核心」一部分。我主修經濟，但在四十五科中只要最低限度修得八科經濟便可。

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幾乎全部都用經典原著，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荷馬的史詩Iliad、奧古斯汀的《告解》、莎士比亞的劇集、馬基維理的《君王論》、馬克思的著作、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美國開國時的文獻，如《聯邦人文獻》等等數十本巨著，要一一研讀。在那時我和我的同窗在討論學習中往往練成了「獨孤九劍」的絕招，可在極短時間內準確找到辯論對手深藏不露的破綻，大家興高采烈的各自說： 「我現時要指出你的錯誤！」研讀最超卓人物所寫的經典而又能找出他們的錯誤，自信心會大大增強。

由上可知，最認真的「自由教育」並不是人人受得了。它有點像寺院式的訓練，大家一碰上便談學習理念，生活享樂則欠奉。

芝大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赫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當年要拆掉運動場，別人問他大家想運動時怎麼辦？赫金斯的回答甚妙：這些人只要躺下一會兒，想作運動的意欲自會消失！

切忌曲高和寡

十多年前經濟學家孫能善（Hugo Sonnenschien）當校長時要擴大招收本科生，並為此把課程的靈活性稍為增加，又計劃要建一世界級的體育館，立時遭到校友的嚴厲批評，大家紛紛質問，建體育館是不是要帶來享樂（fun in）？有了體育館，大家哪裏還有時間讀書？ 芝大不是以自己是the place where fun comes to die 而引以為傲嗎，怎能走「派對學校」（party school）之路？有人以為孫能善主要之罪是改動課程，其實不然。孫能善下台後，他推動的課程改革反而得到支持而完成，但我細察小兒在那時所修的「共同課程」與我年代的並無實質分別。

香港應該推動「自由教育」，但切忌曲高和寡，怎樣對課程作出合理設計，使精英學生可得到最大好處，現在仍是高等教育界未好好解決的問題。

註1： Robert Pippin, "Liber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The Aims of Education Addess 2000，芝加哥大學。

註2：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1968

HKEJ  2011-9-26

人民幣國際化要面對的問題 (雷鼎鳴)

歐債美債危機一浪接一浪，手持歐羅或美元資產的國際投資者莫不驚心。中國好幾年前便開始增加外匯儲備中歐羅資產的比重，到現今應已持有價值萬億美元的歐羅資產，不料卻碰上歐豬五國的財困，溫家寶總理與一些經濟分析員唯有說歐洲的經濟困難是暫時性的。

歐債加美債困局將持久

我不相信歐洲的困局是暫時性的（美國的情況則好一點），過去我在本欄已多次談過這個問題，例如〈希臘債務危機與歐洲的教訓〉（刊6 月20 日）和〈為什麼干預勞工市場會帶來沉重代價？〉（刊5 月9 日），並指出歐洲諸國因高稅收、高福利已陷入積重難返的局面，沒有一二十年，情況不會好轉。

在此國際大環境下，近日有傳聞說人民幣可能在2015 年自由兌換。對於那些不知道把資產放在哪裏的投資者來說，自然是好消息，雖然這個「消息」現在只能把它當作傳說看待。

對一般投資者來說，人民幣若能成為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投資的靈活性將可大增。加元、澳元、紐元、瑞士法郎等等貨幣雖然也可用作避險工具，但它們就算是全部加起來，規模也十分有限，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人民幣則不同，其規模龐大，今年6 月人民幣供應量M2已有78 萬億元，按匯率計算，早已超越美國8 月份M2 的9.54 萬億美元。

對歐美政府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有弊，利是她們也多了一種投資對沖工具；弊是倘若有朝一日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上的儲備貨幣，美元和歐羅便有新的競爭者，美國和歐洲都會有所損失。

對香港來說，人民幣的國際化影響深遠。香港行之多年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可能要改為與人民幣掛鉤。在1983 年聯匯實行之初，美國是香港的最主要貿易夥伴，港元與美元掛鉤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今天港中的貿易已是港美貿易的三倍多，與美元掛鉤所引起的經濟問題已是日益顯露。人民幣若能國際化，香港的金融和銀行業務當然也大有裨益。

人幣國際化可分三層次

什麼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我認為這有幾個層次。

最低級的層次是外貿往來可用人民幣而不是其他貨幣結算。這一步驟中國早已逐步開展，香港對此也起了一些貢獻，不贅。

再高一個層次是增加人民幣的可兌換性。對此中國政府可能仍頗有疑慮。

疑慮之一，是害怕自由兌換會增加資金集體外流的可能性。在中短期看來，這是杞人之憂。當中國經濟增長率在可見的將來仍遠遠高於歐美，大家都相信人民幣還會繼續升值，誰會爭相拋掉人民幣？長遠而言，只要中國的外貿做得好，又哪用怕資金跑掉？

疑慮之二，是自由兌換可能引起通脹。按照今天的中國貨幣制度，倘若一美元流入中國，人民銀行便會開動印鈔機，按匯率多印六元多人民幣把美元全部兌走。經濟實體中多了六元多人民幣，物價會被推高（儘管當流入的外幣不多時，物價受到的影響只是輕微）。人民銀行雖可以用債券形式把新增的人民幣吸走，但當中國仍在擔心如何洩洪時，不會太歡迎不斷湧入的外資。不過，若多流通的人民幣被外國政府視作儲備貨幣，將人民幣或其債券移走，並深藏於其國家的倉庫，則通脹的壓力也可消失。

疑慮之三，是政府的外匯投資可能更加吃虧。外國把人民幣換走，可坐待人民幣升值。但中國手上的外幣多了，很可能要被迫增持歐羅和美元資產，繼續要承受因這些貨幣貶值而帶來的損失。

由此觀之，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值得擔心的地方，但倘若人民幣國際化可發展至第三個層次，即人民幣成為各國的儲備貨幣，其帶來的好處又可遠超其帶來的損失。

儲備貨幣的明顯好處是，可為宗主國無償地取得國外有價值的商品。外國要取得人民幣，便要拿貨物或外幣來中國兌換。對中國而言，只要開動印鈔機，多印人民幣，便可換到實質貨物或外幣，就算取得的是外幣，也可用後者買入外國貨。外國得到人民幣後，卻是要拿回本國收藏起來，幾乎永不使用。美國長期以來便是因美元是儲備貨幣而獲得巨大利益。

儲蓄率偏高消費率偏低

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其中一部分已逐漸成熟，中國今年的GDP 相信可達45 萬億人民幣，等於7 萬億美元，與美國的不足15 萬億元差距愈益收窄。人民幣持續升值，投資者已對其趨之若鶩，非洲一些新興國家已是擺明態度，希望多吸納人民幣。我對人民幣的需求方面，毫不擔心，但拖著人民幣國際化後腿的，尚有一短期內很難解決的問題，即人民幣在境外很難有足夠的供應。

中國政府不會無緣無故把人民幣白白送給外國政府，供她們作儲備之用。正如上文所說，這些人民幣最終是要用貨物或外幣換取的。這些貨物或外幣從何而來？其一是要中國有貿易赤字，輸入的商品多於輸出，等於中國可淨得貨物，外國則可淨得人民幣。其二是要中國流入外國的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大於外國進入中國的FDI，亦即中國用人民幣淨買入外國資產以作投資之用。

不過，這兩個條件都遠未成熟。

2010 年中國出口1.578 萬億美元，入口1.395 萬億美元，貿易盈餘雖比前稍減，但仍有1831 億美元，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情況很難改變。

改變的困難在於中國儲蓄率高達GDP 的52％為世界最高，人民的消費卻只得GDP 的35％，低得離譜。這種低儲蓄率部分源自人口結構、男女比例失衡、金融工具落後等等因素（見7 月4 日拙作〈再論中國儲蓄率為何居高不下〉和6 月13 日〈中國的儲蓄率為何這麼高〉），這些都不是幾年內可根本改變的。儲蓄率高，很難希望中國大幅增加進口消費。

中國政府似乎也明白到這問題，今年首七個月，中國外貿有762 億美元的盈餘，比去年同期減少8.7％，但這離開中國持續地出現貿赤，仍有很長的一段路。

在直接投資方面，中國一樣有明顯的盈餘。據剛發表的一份官方統計報告所顯示（數據來自9 月16 日中國商務部發布的2010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2010 年中國流到境外的OFDI，全年為688.1 億美元（其中385 億美元是到香港投資），比2009 年上升21.7％（到2010 年底，過去多年積累的OFDI 為3172 億美元，香港便總共吸納了其中的1991 億美元， 由此可見香港的重要性）。

不過，2010 年從境外到內地投資的FDI 卻高達1057.4 億美元。由此可見，在2010 年直接投資不但未有替中國泛濫的資金起到洩洪的效果，反而因為流入的比流出的多了369.3 億美元而使到問題更嚴重。事實上，這種格局過去幾年來一直都未有明顯改變，未來也不容易。FDI 與貿易額相比，規模也小得多，不易填補貿易盈餘所帶來的問題。

沒有10 萬億難以國際化

解決不了中國老是在外貿及FDI 方面都錄得盈餘的問題，人民幣便不易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但怎樣解決？

方法之一是人民幣大幅升值。這樣做會使外國貨變得便宜，從而增加進口，減少出口。中國政府似乎不願意改變目前慢慢升值的做法，因為害怕較快的升值會造成一些出口企業的困難。既然中國政府另有顧慮，我們恐怕也只能等待多年才可靠人民幣升值去扭轉外國得不到足夠人民幣的局面。

方法之二是中國加大石油、礦產等天然資源的進口，並對破壞環境的稀土生產徵收很重的環境保護稅，減少出口。這點說來容易，但實施時卻一定遇上諸多阻滯。歐美國家不會希望見到在國際市場中多了中國這樣一個天然資源的大買家。

方法之三是對人民減稅，而不是加稅。過去幾年出現的「國進民退」不會帶來什麼好處，減稅可降低政府規模，而且增加民間的消費及進口，是王道的方法，但政府控制的資源增加後，不見得願意「還富於民」。

由上述可知，人民幣國際化的最終目的，應是使到人民幣可變成儲備貨幣，否則中國不一定得益。但儲備貨幣之路不易走，在境外無法取到數以10 萬億元計的人民幣之前，各國很難把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這目標恐怕不是五、六年內便可達到。

HKEJ  2011-9-19

學術自由與拒絕平庸 (雷鼎鳴)

上月李克強訪問港大，不意引發了一場對「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爭議。我與港大的一些教授雖是熟朋友，但與港大本身卻無丁點關係，本不應「說三道四」，但見到徐立之校長遭到紅衛兵式的批鬥，卻是甚感愕然。

弔詭的是，倘若徐校長這位理應捍衛「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學術界領軍人物真的在脅迫下不得不公開認同他其實並不同意的「自由已死」的口號，那麼自由便真的已死了！文化大革命時造成紅衛兵強烈躁動的原因之一顯然是當時人民的自由長期以來受到壓制，但當這批革命小將不斷批鬥官員、學術權威及校長後，事物便迅速走向反面。紅衛兵竟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對「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的最大最暴烈的破壞者。這段歷史所顯示出的人類劣根性，我們怎可處之泰然？

學術自由至少三要素

什麼是「言論自由」？什麼是「學術自由」？後者應包含前者，篇幅所限，這裏只探討「學術自由」的意義及實踐。

「學術自由」的定義及規限本身便充滿爭議性，但作為討論的起步點，我認為「學術自由」應起碼有三個要素。

第一是探索真理追尋事實真相的自由。學者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應盡可能不受到權勢及社會壓力的干預，而要以學術價值為依據。

第二，學者應盡可能享有發表研究成果的權利，他們在學術刊物及在課室講壇中表達的自由要受到保護。凡事有例外，一些與國防軍事有關的研究成果，由公司或政府主力提供資金的研究，很多時都要保密，舉世皆然。

第三是思想上的自由。我們自己腦子在想什麼，外人不易知道，似乎也無從限制我們的自由，所以有人也許認為「思想自由」不用列為「學術自由」的一部分。

殊不知限制思想自由的有形無形因素很多，若思想受到某種因素禁錮，後果可以很嚴重。在西方哲學史上，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公元354 年出生）是承先啟後的大思想家，但在他死後，下一位有份量的思想家阿奎拿的聖多默（St. Thomas Aquinas）竟要到1224 或1225 年才出生。二人的世代相隔870 年，在西方世界中竟無人才出現，當時獨尊神學所造成的思想禁錮對社會的破壞，不能不使人悚然！

按照以上三種評估「學術自由」的元素，我們可「實地考察」美國、中國、香港三個地方，看看這些地方「學術自由」發展的快慢及障礙。

我們若以學術成果的豐碩程度來推斷美國的「學術自由」，並假設後者大大有利於學術成果，那麼美國的成績的確不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多個學術領域內無論是質或量都執世界牛耳，她是怎樣做到此點？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我在美國總共教過62 班，香港53 班，內地3 班；若以學生的思想活躍程度及求知欲來看，內地的最高，香港次之，美國居後。但若以學術界的研討會中各參與者所顯示出創新能力及思辯能力作準則，上述的排列卻剛好要倒轉過來。在美國的學術討論會中，年輕學者對資深學者成果的提問及批判，十分受到鼓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沒有受到多大的壓抑，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也很大，但研究者需要說服別人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才可得到資助及尊重。

同行評估學術成果

真正把美國的學術活動推向成功之路的是她的制度。美國研究型大學源自19 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187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是第一所引進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的美國大學，當時哈佛、普林斯頓等只是普通教學型大學，在國際學術界還未成氣候。約翰霍普金斯成功後，第二所新創立的研究型大學是芝加哥大學（1890 年創立），接著加州理工學院也出現，美國其他名校也紛紛改為研究型大學，美國學術界的兩個關鍵制度也逐步形成。

第一個制度是同行評估學術成果。學者可以有自由選擇題目進行研究，但這研究卻是有約束的。假如研究不按學術界公認的可接受的方法進行，致使欠缺科學實證或邏輯出現問題，那怕只是小問題，文章一樣會被同行批評，難以在一流刊物發表。一般而言，學界都知道哪些刊物地位崇高，發表一篇文章勝於別處發表一百篇，又哪些刊物質量成疑，發表愈多愈被同行看不起。這種源自對高質量的要求而造成的對學術自由的合理制約，正好是把學術研究引入正軌的途徑，也促使了現在各國爭相學習美國的經驗。

第二個制度是終身教職及升遷制度。有了終身教職，學者可放膽自由發表意見而仍受到保護。但這個平台卻不能隨便讓人上去，否則世上胡言亂語的人會太多。

在美國一流學校得到終身教職是很難的事，必須過五關斬六將經過嚴格的過程為同行認可才成。這種殘酷的競爭雖會造成一些失敗者的眼紅症，又或會遺漏了一些人才，但它卻是保障學術質量的重要法寶。

美國學術自由有隱憂

但美國的學術自由又是否沒有受到一些有爭議或不合理的制約的限制？這類制約倒也挺多，它們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可能見仁見智。

年前哈佛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要落台，主因是他提出過性別上的差異可能是解釋為什麼美國科學及數學界中男多女少的原因。他的猜測可能是錯的，但這個研究議題碰也不能碰，反映出美國的學術自由也頗受意識形態及政治取向的困擾，是美國的一大隱憂。

在奧巴馬政府上台前，美國的聯邦政府禁止任何得到聯邦政府研究資金資助的實驗室進行幹細胞的研究，原因是有違倫理生命價值云云。有了此限制，美國的幹細胞研究落後於歐洲日本，只有在少數可以得到州政府或其他資金幫助的地方才可研究。小兒剛在研究院畢業，他所研究的項目是人類大腦皮層的形成與發展，與胚胎幹細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見他過去時要跑到醫院中取回一些被墮胎已死亡的胚胎（但細胞尚未死亡），再對其幹細胞進行研究，深感可怖（但驚嚇程度又遠不及看到電視新聞，香港一些婦女為了美容，竟跑到廣州的醫院以十元八塊的價錢買回一些墮胎後的「紫河車」煲湯飲用）。這些成果部分已在《自然》與《細胞》刊出，反映學術界對這類研究的認同，但同時也等於質疑著布殊政府時代對學術自由的干預是否不當。

美國的學術自由是各國的楷模，但絕非沒有缺點，中國的又如何？嚴格來說，中國學術制度的建立仍在起步階段，並且無可奈何地採用了一些有重大缺點的方法。

一般高等院校我們暫可不理，因為其學術制度還談不上有什麼規模，但一些名校卻不斷帶頭嘗試引入美國的制度。它們的做法最大特點是要用簡單的方法試圖增加對學者評核的客觀性，學者在SSCI 或SCI 數據庫所包括的學術期刊總共發表過多少篇文章，便成為評核的主要指標。這種方法雖比胡亂主觀的準則要好，但這些數據庫納入的刊物有一流也有九流的，靠數文章的方法誤失可以很大，不一定追求到卓越。

但中國學術界不用這些「客觀」的方法又可如何？

這些方法雖然缺點多多，但卻可以抑制一些在學術界有權勢的人在評核時結黨營私的活動。

內地研討會言詞尖銳

不少人擔心政治對學術自由的鉗制，在文科或政治等領域內，我相信不當的干預的確大量存在，但在經濟學、科學、工程等學科上，中國的學術自由不算差勁，原因之一是審查者根本讀不懂這些論文。我曾在內地參加過無數學術研討會，其中言詞尖銳的十分常見，就算有政府官員在座，他們也只會客氣地加入討論，也許這是因為中國人重視面子，而中國領導人又對經濟建設成績深感自信，所以在這方面的批評他們不會感到失面子。

曹仁超兄在內地已成名人，亦參加過無數講座，我相信他同意我這方面的觀察。

香港二十年前沒有研究型大學，個別學者雖有傑出成果，但在制度上大學並非以研究為主。科大是第一所中國土地上引進美國研究型大學制度的大學，所以其經驗深受內地名校校長的重視。

科大的做法的核心其實是美式的同行評核制度。我們若有同事要升級，在校內要通過六級的評審，而在評審前尚要邀請多位國際上同行的權威評核這位同事，我們要他們回答的其中一道問題，便是此位同事在國外最重要的大學是否一樣可以升級，若有答案是負面的，升級的機會便很渺茫。

這套制度並不干擾學術自由，但卻可促使大家進行真正認真嚴肅的研究，否則絕難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工作職位也就不穩。我們一些同事對此制度深感信心，例如哈佛出身的社會學家丁學良教授在2005 年便說過，整個中國內地只有五位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而評定的標準便是某人是否夠資格在科大經濟系當得上副教授。

此言一出，在內地擁有無數粉絲的丁老弟在網民中得到壓倒性的認同，但卻苦了我們。我在內地便常被問一個不能回答的問題： 「這五位經濟學家究竟是誰？」

香港的學術界當然仍有極多問題，但我不認為「學術自由」不足，某些人說港大「自由已死」顯然文不對題。我真正擔憂的是願意十年磨一劍追求卓越認真尋求真理、不滿足一些即食麵式「成果」的年輕人數量不夠多。今年內地高校有一位取得作文滿分的寫作天才，寫了篇現在在網上廣泛流傳的文章「拒絕平庸」，題目正是目前香港所需， 「學術自由」暫仍不是大問題。

HKEJ   2011-9-12

真的應該給滿分

(朋 友 傳 來 這 篇 文 章 ﹐ 如 此 文 采 與 意 境 ﹐ 卻 沒 有 斧 鑿 ﹐ 作 者 真 的是 天 才﹗ )

風沙渡----拒絕平庸

（2011 年中国高考滿分作文–原文附在背景之后）

背景:

中國的高考，作文占總分比重最大。在「一張考卷定終生」的
6 月搏戰中，作文上拿分，非同小可。對此，畢業班語文老師比學
生更緊張。他們事先運籌帷幄，使出渾身解數，模擬出若干個作文
題，幫考生預作準備，行話叫「猜題押寶」。待打開試卷一看，押
中了，這個教師立即成為活孔明，校長也身價倍增。

但今年卻爆出一個擊破上述慣例的消息：江蘇宜興中學的王希
由媽媽開車送考場路上，偶然瞥見一家小吃店，招牌是「風沙渡」。
他似有所悟，但並未放在心上。等考場坐定，打開試卷一看，作文
題是「拒絕平庸」。王希眼前靈光一閃，讓這個作文題目和那家小
吃店招牌輕輕一碰，一篇八百字的作文完成了。閱卷室中出現滿分
作文的消息不脛而走，北京大學招生組奉命飛赴宜興登門搶人，簽
字吧，小伙子，此刻開始，你就是咱們北大高材生啦！

小吃店開業前，鄰家一位女親戚宋杏芬（律師兼作家），見老
闆夫婦艱難創業，如穿越重重風沙，隨口說出這個店名。如今，一
篇作文如平地一聲雷，為世界華人矚目。「風沙渡」域名
（fengshadu.com）已經被搶註，在網上叫賣2 萬4000 元，還有投
資專家預估「風沙渡」會成為餐飲連鎖品牌。更有一些家長帶孩子
專程來此店就餐，以便汲取靈氣，決勝未來考場。

作文卷不同於數學卷。一道數學題，對了是滿分，不對是零蛋，
無可爭議。當一份作文卷隨機到達初評老師手裡而被評為滿分，不
僅需要伯樂的眼光，更需要敢於擔當的膽量！為什麼呢？你給了滿
分，一會兒別的老師要複查、抽查。若對照評分細則，找出一個錯
別字，一兩處「標點使用不當」、「用詞不當」、「語意不明」之
類的毛病，容易得很。評卷老師都是臨時各處抽調，不是熟人，表
面客客氣氣，難免文人相輕，指出別人疏漏，則顯示了自己的水平。
與其讓別人挑剔，不如先扣上幾分，堵別人的嘴。所以作文給分，
及格容易，得滿分難於上青天。因此，這位初評王希作文的老師，
果斷地給了滿分，又闖過層層把關者的審閱，現在已經擺在世人面
前而獲得交口稱讚，我們有理由首先向這位有膽有識的無名英雄致
敬！

諸多偶然因素讓王希嶄露頭角，但偶然中寓有必然。請看這篇
滿分作文的片斷：「不由得想起早上過來趕考時瞅見的一家小餐館，
名為『風沙渡』。獨這三字，意境全出，那雜亂的店面也彷彿不嫌
粗陋，而自有一種粗獷渺遠的豪情在胸中激盪了。……沒有人生來就
是任人踐踏的草芥螻蟻，但如果有一顆甘於平庸甘於卑賤的心，那
唯一的歸宿就只是螻蟻。要成為強者，必先有一顆強者之心；要俯
瞰平庸的眾生，先必有一股『登臨意』。對，登臨，是辛棄疾『把
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登臨，是杜甫『會當凌
絕頂，一覽眾山小 』的登臨。……有了一顆拒絕平庸的心，終有人
會從你眼中的堅定，從你不俗的談吐與緊握的雙拳看出你的不凡。
即使結果還是不盡如人意，即使會有『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詆
毀，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塵 』，仍會有『香如故』。『蟻族 』又
如何？若心懷鴻鵠之志，俯視那有著優厚境況的燕雀，我堅信：終
有一天，能『扶搖而上九萬里』，『朝游北海暮蒼梧』，攜長風，
浩蕩而去。……我必去『風沙渡 』。酒菜已不重要。小酌後，與老
闆相視而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如此稜角分明的立意，即使大陸知名報刊文章，也不多見。文采更
不俗，二、三百字中明用和化用了辛棄疾、杜甫、曹雪芹、陸游、
司馬遷、莊子、李白的精華詞句，流暢明快，高屋建瓴(ㄌㄧㄥˊ)，
不見斧鑿痕跡。沒有不懈的苦讀和獨立的思考，再加穎悟的才具，
是寫不出來的。


原文：2011 年中国高考滿分作文原文如下

拒絕平庸 ◎宜興中學王希

不由得想起早上過來趕考時瞅見的一家小餐館，名為
「風沙渡」。獨這三字，意境全出，那雜亂的店面也彷彿
不嫌粗陋，而自有一種粗獷渺遠的豪情在胸中激蕩了。
只是一個招牌，卻可以讓這一家平凡的餐館從一干「某
氏餐館」、「某某小吃」中脫穎而出，這就是超越了平庸
的力量。

不由又想起一群人，他們也曾坐在這考場，也曾為了
理想而奮鬥，而他們現在，叫做「蟻族」；他們的住所，
叫「蝸居」。當社會的風霜吹涼了熱血抹平了棱角，當學
過的知識沒有用武之地丟棄在腦海盡頭，他們早忘卻了身
為高學歷人才的驕傲，沉寂了，平庸了。最可悲的不是身
居不足盈尺的斗室，也不是食不裹腹衣不保暖，而是喪失
了理想和追求，只剩下忍讓順從。沒有人生來就是任人踐
踏的草芥螻蟻，但如果有一顆甘於平庸甘於卑賤的心，那
唯一的歸宿就只是螻蟻。

要成為強者，必先有一顆強者之心；要俯瞰平庸的眾
生，先必有一股「登臨意」。對，登臨，是辛棄疾「把吳
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登臨，是杜甫「會
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登臨。

是否有一顆強者之心，一顆超脫平庸的心，是平庸與
出眾者的分水嶺。人只是會思想的葦草，最高貴的就是會
思想。所以人的高貴來自靈魂，來自思想層面的高貴。有
了一顆拒絕平庸的心，終有人會從你眼中的堅定，從你不
俗的談吐與緊握的雙拳看出你的不凡。即使結果還是不盡
如人意，即使會有「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詆毀，即使
「零落成泥碾作塵」，仍會有「香如故」。

「蟻族」又如何？若心懷鴻鵠之志，俯視那有著優厚
境況的燕雀，我堅信：終有一天，能「扶搖而上九萬里」，
「朝遊北海暮蒼梧」，攜長風，浩蕩而去。

相信「風沙渡」的主人不會是一個平庸的、世俗的商
人吧？如果不是一個來自黃土高原的漢子，也必是腹藏詩
書但不得不囿於世俗的文人。否則，怎會有如此豪情、如
此透著古韻氣息的招牌？

我必去「風沙渡」。酒菜已不重要。小酌後，與老闆
相視而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拒絕平庸，世界有你而精彩。

世贸能否捍卫自由贸易 (雷鼎鳴)

(這是2005年底的舊稿。本來以為本周可如常寫新稿﹐但外遊回來及剛病癒精神不夠﹐等下周才再寫。)

    港府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对打造香港国际都会品牌大有帮助。湾仔区商户虽无辜遭到暂时损失，但市民却可借此机会加深对国际贸易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助将来更懂得替自己在国际上找寻空间。

    加入世贸有什么好处？理论上，世贸成员国不能对其他成员国出口的货品徵收太高关税，成员国于是可享较公平的贸易机会。实际上世贸在保护公平贸易上是否成功，颇具争议。从经济学角度看，真正的自由贸易是最公平的贸易，若无政府或其他力量干扰，国际间的买卖都是你情我愿，合则交易，不合则拉倒，各自再找寻其他伙伴，没什麼不公平可言。但若政横府加干预，对某些国家产品强徵关税或实施懲罚性措施，则贸易不再自由，公平性便十分可疑。

    世贸组织虽有助推动自由贸易，从而加快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但保护主义却绝不会自甘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保护主義喜欢穿上公義外衣，打造自己为穷人争取利益的形象。有关劳工及环保標准的争议，正是保护主义的重要发难点。

    所谓劳工標准，是富国某些利益团体指控穷国劳工工作环境恶劣，工资低下，工时太长，所以认为若这些穷国不作改善，富国便可对它们的商品徵收懲罚性关税。环保標准情况相同，富国利益团体也认为穷国若不改善环境生态，也大可限制它们商品的入口。

    这些论点听来冠冕堂皇，但实质对穷国劳工十分不利！富国若对穷国强加自己的劳工及环保高标准，后者生产商品的成本便大幅上升，在国际贸易上失去竞争力，穷国的劳工也会失去职位。反之，富国的劳工及某些与穷国竞争的生产商便可兵不血刃的把对手解决掉，保住自己的利益。富国的消费者会因此而买不到较便宜的货物，但他们一般没有组织起来，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远不及工会或一些生产商会。

南韩经济学家 对农民反感

    事实上，当富国本身仍是处于低度发展的阶段时，它们也没有能力推行较高的劳工及环保标准，现在却要穷国做它们当年做不到的事，正是典型的富国利益团体的霸权主义。

    今次世贸会议，南韩农民是焦点之一。我请教过多位南韩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对这些农民十分反感。南韩地少山多，种植大米绝无相对优势，但工业却搞得有聲有色。有位南韩同事估计，若各国对大米的生产都取消津贴，南韩大米的生产单位成本，是美国的几倍。

    南韩是个保护主义程度很高的国家，对外来商品一直用政策排斥。南韩政府过去长时间都用纳税人的钱高价买入本国农民的大米再以低价卖出，又对外来大米徵收重税。南韩农民喝着保护主义奶水长大，但其消费者及纳税人却要负起买不到外国平价米及交重税的代价。最近南韩通过法例，容许外国大米进入，过去那些不愿转型到工业界工作的农民立时感到严重威胁。他们阻挠南韩立法不成功，便转移为要求美国欧盟取消农产品的津贴。

    他们这个诉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十分正确。美国及欧盟对农产品的补贴，干预了市场，造成资源错配，理应取消。但最有资格反对这些补贴的，却应是美国及欧洲的纳税人。南韩甚至是香港的消费者，却是买得到经别人津贴後较便宜大米的得益者，并無诱因反对。

    劳工、环保標准及大米补贴等议题虽然在传媒中较为瞩目，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及世贸组织有关反倾销的条例。所谓倾销，用经济学严格的定义来说，是指某国卖出商品的价格，比它的边际成本还要低，愈卖得多便愈蚀得利害。根据世贸的反倾销條例，若甲国认为乙国向它倾销，甲可单方面未经世贸裁决便向乙徵收惩罚性关税，直至世贸有仲裁结果才另作别论。世贸每年要处理的投诉近九成与倾销有关，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什么乙国以低价卖东西给甲国，后者竟会反对？就算未读过国际贸易理论的，亦可得知买东西愈便宜便愈「着数」。有种说法是别人向你廉售商品，并非出自好意，当它佔据了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后，便立时会加价。这种说法对大多数反倾销的案例而言，几乎是必错无疑的。世贸谈得最多的是纺织品与农产品，这两种产品都属劳动密集，能够出口的国家多的是。若某出口商妄想以低价佔得市场後便可大幅加价，到时必被别国蜂擁而至的竞争者赶离市场。

有反倾销法 难捍卫自由贸易

    另一种说法是本国的某些生产商若得不到保护，便要被逐出市场。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就算如何落後，也总会有一些它擁有相对优势的商品。它们的责任便是要把资源集中起來生产有相对优势的货物，再与别人交换。自己若在某商品上竞争不过别人，改造别的可也！中国在70年代末仍一穷二白，生产力低下，但一搞国际贸易，并转而生产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产品后，20多年间，实质生产总值竟上升10倍多！若对这些历史经验视而不见，经济搞不上去是活该。

    投诉倾销的原因，說穿了，只是一些国家内的利益团体不甘损失，也不愿在竞争中进步，转而组织起来游说其政府保护他们。至于广大的消费者是否因而受到损害，他们不用理会。

    在实际的贸易运作中，也没有多少国家笨得要向别国割价倾销。利用反倾销法的团体寻寻觅觅也找不出别人倾销的证据，它们竟把倾销重新定义。不少国家的出口商分明有超过10%的利润率，有钱可赚，也被投诉为倾销。这种指鹿为马的做法不见得能永远说得过去，保护主义者却又推出一个新意思，中国正在蒙受其害。

    加入世贸时，中国被迫接受了一个条款，即世贸不把中国看成是擁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它的含义是，中国就算出口价格高于成本，别人也可说你的成本是假的。他们可以用发达国家的工资及其他成本，强加到中国身上。若用发达国家的工资来计算中国的劳工成本，中国当然看起来是在倾销。近月中国商务部长到欧洲去，目的之一便是力争恢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根据世贸与中国的协议，这条不公平条约在中国加入世贸后15年才會自动失效。

    有了反倾销法，我们很难认为世贸能有效捍卫自由贸易。近年来已不是富国才懂得利用反倾销法，其他国家由从来不用到大量使用，大家都在斗法。不过，露出一线希望的是，很多国家都各自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保证相互间不利用反倾销法投诉对方。世贸以外还要签这些协议，正好显示出世贸的不济。

「公義」與財富配置 (雷鼎鳴 )

「公義」一詞，近年常給政客和利益集團掛在口中。他們所指的，與法庭的某某判決一般扯不上關係，但卻很可能是他們為自己訴求自我插上的標籤。我們甚至可刻意把他們的觀點再簡化一點： 「任何使收入或財富分布更平均的政策更符合公義， 反之則是不公義。」此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能者多得」仍獲肯定

我在大學本科時要必修三門生物課，後來聽到某生物教授並不相信分數制度，任何人選讀了他的課，不論有無上課，有無考試，全都可拿A。我當時對生物課「意毒恨之」，得知消息後大喜若狂，趕忙註冊；但整個學期只上過一課，果然拿A，但什麼也沒學到。

在我開的課上，我時會問學生，若不論表現，大家都可拿A，這是否公平？同學雖對此等「美事」心存嚮往，但倒無人說這是符合公義的安排。他們的取向當然是建基於對「不勞而獲」的否定。「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仍是大多數同學的核心價值。

我不相信平均主義的財富或收入分配符合公義，但大家心中「公義」的標準是什麼，卻總該講清楚，否則「公義」便只會淪為無意義的政治口號。講清楚「公義」的準則，並不意味大家會意見歸一，此事涉及太多主觀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清楚準則後，我們對某些社會問題或政策的認識，科學分析的成分當可增加，意識形態的干擾可望減少。

什麼是「公義」？這顯然是一個思想家為之着迷的千古疑難。我們在此大可簡單論及幾種不同的標準，讀者可自行作出判斷。坊間近有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出版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內容頗為有趣，大可一讀。

各種主義解讀不同

西方思想的源頭是古希臘。我翻了翻大學時必讀的課本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國內有譯作《理想國》），見內中大幅篇章迂迴曲折地討論「公義」的含義。簡而言之，柏拉圖與書中的蘇格拉底都相信人的背景能力不同，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建構社會是自然美好之事，能促進社會和諧的便符合公義。這種觀點與內地以前主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大相逕庭，但與今天所說的和諧社會卻是若合符節。

在共產主義者眼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達致理想世界時公義的準則。各盡所能是責任，各取所需是權利。顯然，共產主義世界中私有產權並無地位。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是根本性的，在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條件下，任何人都應享有最大的自由選擇權，包括行使私有產權及與他人締結合約的自由，政府若侵犯了這些自由便是不公義。

現代經濟學中，市場競爭會導致明確的收入分配結果：勞動者的薪酬會趨向其邊際勞動生產力（即工資等於多僱用一個勞工後他所能起到的額外貢獻），利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等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裏為求簡化，我抹掉風險所起的作用）。工資或利率若人為地壓低或抬高，脫離了它們應有的水平，收入分布可視為不符公義。

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1971 年出版了他著名的《公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一書（亦是桑德爾重點的批判對象），書中提出一整套公義的理論基礎。

羅斯在收入分配上的公義準則可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表面看來，這是平均主義的極致，因為若人人收入都相同，以上的準則才可滿足。

最低工資也有不義

實際上，羅斯卻並非如此極端，他有限度地容許收入差異的存在。例如，若最低收入的人眼見有人比他高薪，原因是他們更努力工作，這種收入差距可造成動力，使最低收入的人也有誘因提高自己的收入。此點在羅斯的體制中是容許的。

但羅斯對收入差異的容忍度也止於此。在市場經濟中，能力、外貌、教養、意志、運氣等等因素都影響着收入。羅斯認為這些都是任意性的因素，容許它們影響收入是不公義的。美女俊男當上大明星，收入盤滿缽滿，是他們天生幸運，不用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獎勵他們。某人勤奮用功，取得好成績，原因只是他在良好家庭成長，致有此優秀的工作習慣，他們同樣也只是比其他人幸運，不須用高薪回報他們的努力。選擇勤與惰的自由意志，在此不存在價值。

對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公義」標準，我們暫不論其優劣，但可把它們作為評價不同政策的工具。這裏談一些例子。

最低工資是否符合「公義」？柏拉圖與蘇格拉底要求政策能有助社會和諧，但最低工資不見得能起到這作用，我們很難說它符合公義。自由主義者顯然會視最低工資為大逆不道，因為它的立法侵害了工人與僱主之間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最低工資不容許工人自願以較低薪酬工作），現代經濟學也不應認為最低工資符合公義原則，因為此法例會促使僱主不再聘用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的工人。

就算我們用羅斯的觀點，最低工資一樣要被視作不公義。生產力最低的工人因為會失去職位，收入下降，剛好違反了羅斯所鼓吹的要提高最低收入人士收入的原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是最符合最低工資的思想了，既然大家可「各取所需」才算是公義，領取最低工資也就沒有什麼不對了。

第二個例子是外傭居港權是否有違公義？

假設沒有最低工資，有居留權的外傭不見得能夠大幅加薪，那麼不少家庭便不用擔心因負擔不起外傭工資而使到婦女要留守家中幹活，柏拉圖的和諧社會便不會遭破壞。

若從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出發，國家之間根本便不應有界限，外傭居港權當然不違公義。從自由主義及經濟學的角度看，容許她們自由選擇僱主和職業也只應是好事。外傭收入一向偏低，她們有居港權後工資可望上升，此亦符合羅斯的公義原則。

但為什麼這麼多港人反對她們擁有居港權？我認為這是因為私有產權的公義原則被違反了。別的資產不說，光是港府所擁有的淨外匯儲備資產已值1.2 萬億港元（2.3 萬億資產減去1.1 萬億欠債），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擁有17 萬港元。這筆錢是港人辛勤工作所得，任何移民政策的放寬，尤其是放寬可能會以領取福利為目的的移民來港，都可被港人視作是侵犯他們的財產權，可被視作不公義。但假如新來的優質移民能為港帶來好處，則又當別論。

「電車問題」發人深省

第三個例子可說明「公義」的準則可以非常具爭議性，難以訂定。在談這個例子前，我們可先思考一下桑德爾在他書中所討論的一個發人深省的「電車問題」。

假設你高速駕駛一部電車，前面有五個人，你已來不及停車，這五人必遭撞死，除非你立時轉軌，但這樣卻會撞倒另一人。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認為轉軌是對的，撞死一個無辜的人比撞死五個無辜的人好。

但假如情況有變，前面還是有五個路人，你唯一能阻止慘劇發生的方法是製造另一悲劇，把身邊一個胖子往路軌推跌，擋着車子，以增煞車的效率，這樣其他五人便可逃過一劫。這種做法，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但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性質都是一樣。

我們就用鄧小平應否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尖銳話題作例子。反對者認為他要為「六四」的亡魂負責（假設有幾百人慘死，具體準確數字在此不重要），但贊成者卻認為是他奠定了三十多年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的基礎。經濟增長與人命有什麼關係？所有有關這問題的嚴肅研究都會告訴我們，兩者關係極度密切，人民富裕了，物質條件提高，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以中國這三十多年來死亡率下降之快，鄧小平政策所救到的人命恐怕是要以百萬人作單位計算，那麼他應否得和平獎？

若無回報表現遜色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弄得更尖銳。假設鄧小平本人確信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維穩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姑不論這是否正確，但反對者其實並無有力的反駁理據），而他又肯定認為在「六四」開槍使無辜者慘死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這點他倒是未必對），那麼問題豈不成了上述的「電車問題」？

在西方社會，不認同鄧決策的很可能是多數，但以我長期觀察，在內地答案可能剛好相反。由此可知，有時「公義」問題是會「審死官」也找不到共識的。

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我們很少會遇上像鄧小平所要碰上的道德難題，但某方得益，往往卻會意味另一方受損，決策者應何去何從？

在這問題上，我不認同羅斯的平均主義思想，但相信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對社會是好事，而且符合公義。

奧運選手若得不到額外的物質回報，相信表現會較遜色，不能為全國人民帶來光榮。我們若把所有球星的薪酬與一般平民劃一，能否欣賞到精彩賽事？歐洲福利國家大手抽稅大手開支，人民收入的確更平均，但經濟已沉屙不起，未來二三十年恐怕改變不了局面，將來或要掉入「均貧」而不是「均富」的陷阱中。

羅斯是哲學家，不懂經濟，也不明白平均主義對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我不認為平均主義的政策與公義有什麼正面關係。

HKEJ  2011-8-29

小班教學與學校管理 (雷鼎鳴)

(旅途中抱恙﹐ 這是三年前的舊文﹐希望下星期寫稿回復正常。 )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上月底在立法會致辭時透露，二○○九年派位的中一學生，每班人數從三十八人下調至三十六人，二○一○年再降至三十四人，二○一一╱一二學年又再全面檢視中學標準班額。政府似乎正在開始回應教育界的訴求，在中學逐步落實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是重要及長遠的教育政策，我們必須考慮其成本效益。它的成本是顯而易見的，班額減少，所需的老師便會增多，政府支出便愈大。現在適齡學生人數大跌，就算推行小班教學，政府也不用增加太多的經費，但納稅人總也會問，為什麼不可把學童人數減少所省回來的經費收回來？況且現在計劃中三十餘人的班額，離小班教學的標準，差距仍大，將來班額若真正大幅減少，政府財政上是否吃不消？我曾參觀過一些美國頂級的私立高中，每班人數不會超過十四、五人。香港若要做到這點，成本可想而知。

成效未有定論?

　　不過，經濟學家都知道，一項投資應否進行，成本固然是要考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取得豐厚的回報。所以我們更應注意小班教學是否有不錯的效益，及如何可改善其效益。

　　小班教學能否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這簡單的問題其實頗有爭議性。從常識角度去看，班中人數少一些，每個學生所得到的照顧或發揮機會不是更多一點嗎？這對成績當然有好處。不過，我們也可以很容易找出一些相反的理由，例如，校內若有優秀老師，要他們只困在一小班房裏，沒有機會在人數眾多的課堂中春風化雨，不是有點暴殄天物嗎？這類普通常識層面的正反理由，我們可以羅列一大堆，但若要以此作為涉及數以十億元計的政策根據，則顯然有所不足。

　　年前我中學時母校的舊生，成立了一個叫「華仁一家」的基金會。其負責人之一謝錦明兄有天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基金會正考慮是否籌款支持前校長狄恒神父的夢想，即在華仁推行小班教育。錦明兄素知我阮囊羞澀，找我捐款猶如在老糠中榨油，所以一開口便叫我不如替基金會做項研究，看看小班教學是否有足夠的效益，我當時便一口答應。基金會的這個要求，我十分認同，要別人捐錢捐得放心，必需有足夠的問責性，亦即使他們知道所捐的款項會否被浪費掉。這個道理，我相信與政府是否善用公帑是相同的。

取材美國研究

　　我接下任務後，不少同學都給過不少意見，但我思前想後，深覺常識性觀點雖然重要，但總比不上國家決策時所會倚賴的科學檢證來得可靠。而經濟學家因為掌握了社會科學中最先進的定量實證工具，所以有關小班教學是否有效的研究，竟是數目眾多。

　　根據著名經濟教育學家韓努石（Eric Hanushek）的一篇文章所統計，到八六年為止，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文獻中竟有四百多項。我最後決定，我根本不需要自己進行什麼原創性研究，只介紹一下國際上最新及最具權威性的幾項研究結果便已足夠。我相信文獻中的結論，不但有助捐款人了解小班教學的效益，同時對政府亦有參考作用。

　　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很多，例如著名社會學家高爾曼（James Coleman）遠在一九六六年時便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似乎比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更大影響。要找出小班教學對學業的影響，必須在各種因素中把小班教育的效果抽離出來。在科學方法上，這便需要用所謂「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我所選用的文獻，其重點都在實驗的控制方法上。

　　一九九九年普林斯頓的克魯格（Alan Krueger）在《經濟學季刊》（ＱＪＥ）發表了一篇報告，結論是小班教學的確對學生學業有幫助。他所用的數據來自美國田納西州所進行的一項實驗（簡稱 Project STAR）。

忽略荷芳效應

　　當地的教育當局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開始把幼稚園的畢業生隨機抽樣地分為三組，第一組進入每班只有十三至十七人的小學，第二組二十二至二十五人一班，第三組班額與第二組一樣，但多了助教。老師也是隨機分派到各種類別的班中任教。學生一旦被分配到某類型的班中，便必須在同類班中就讀四年，以看其成效。參加實驗計劃的學生人數有一萬一千六百人，學校八十所，不同貧富城鄉背景的都有。在每學年結束時，學生都要參加一個標準測驗，以斷定其學業成績。結果顯示，經過小班教學的學生，平均成績顯著優勝於在大班學習的學生。

　　克魯格在計量經濟學中頗有名氣，他的方法與結果也頗有道理。不過，其研究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注意到所謂「荷芳效應」（Hawthorne effect）。田納西的教師被分配到小班時，是知道實驗會帶來什麼影響的。倘若實驗結果顯示小班有成效，那麼政府將來便會多撥資源早日實施小班教學，老師也就成為得益者。正因如此，小班的老師大有誘因施出渾身解數教好學生。反之，大班老師則可能得過且過，虛應故事。所以小班成績優勝，可能並非小班本身的功勞，而是老師的額外投入。

　　哈佛的賀西比（Caroline Hoxby）有見及此，在二○○○年的《經濟學季刊》中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其中的實驗，可有效清除掉「荷芳效應」。賀西比發現，在康涅狄格州，總共有一百四十六個小學校區，共六百四十九所小學。自一九八六年起，所有學生在第四、六及八年級每年都要考一標準測驗，自一九九二年起，每一所學校每一班的測驗成績都有記錄在案，存在數據庫中。更特別的是，學區之間學生的流動性很大，某校某班人數多寡主要為學生流動性所決定。數據顯示，該州學校每班的人數，可以少至八人亦可大至三十四人一班。有了這些數據，研究者大可比較大班與小班出來的學生成績是否有別。因為教大班或小班都不會影響到政府的資源分配，老師並無誘因額外努力，所以「荷芳效應」可消失於無形。賀西比的研究發現，小班教學並無明顯改善成績！

顧此難免失彼

　　賀西比的研究並非無懈可擊。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某某校區的學生都跑到別的校區去，以致剩下來的學生每班冷冷清清的只有八、九人？原因也許是這校區學校或老師平均質素平庸，這又從而導致小班教學的威力不能彰顯。賀西比的研究可能是前門進虎、後門進狼，排除了「荷芳效應」後，又因未控制老師的質量，而使研究結果受到干擾。

　　韓努石與其他一些研究者在二○○五年的權威刊物《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特別針對老師的質量問題，並在小班教學的效果上有新的發現。韓努石等人認為，要斷定老師的好壞，必須追蹤他們過去在不同時段不同學校不同班級的表現，而表現高低的參考，可以用教出來的學生成績作準則。但追蹤大批老師的表現，所需的數據是極為龐大的。他們剛好發現德薩斯州有一個ＵＴＤ學校計劃的數據庫，包含了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每屆二十萬學生的數據，足以使他們可找出精準的結果。

　　他們的發現頗為重要。第一，小班教學的確可提高成績；第二，老師的質素對成績有極重要的影響，甚至可完全抵銷學生家庭背景的不足（例如家庭收入偏低）；第三，擁有碩士學位對老師的質素並無幫助；第四，頭一年的教學經驗對老師十分重要，以後則改進較慢；第五，校長通常都會清楚知道誰是好老師。

師資最為關鍵

　　從以上發現中，我們可得兩大結論：第一，小班教學確有效益；第二，老師質素極為重要。要真正改善教育質量，二者皆不可缺。班中人數過多，老師辛勞，就算能力超凡，也不一定發揮出應有效果。反之，若不注意老師的質素問題，把班中人數減少，大有可能使到懶惰的老師更加懶惰，徒自浪費了珍貴的公帑。

　　改善教師質素的關鍵是學校的管理。我這裏說的管理不是指近年出現使人眼花繚亂的教改。後者或許也有些我不知道的成績，但以我在大學的長期觀察，倒未發現新入學的學生有什麼明顯的進步。不過，在教改中，不少老師都因多參與了種種行政工作而疲於奔命，甚或被搶去了正常可用於教學的時間，則使人擔心。

激勵獎賞並重

　　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誘因或激勵皆可改變人的行為。我所指的學校管理主要是如何為老師提供誘因及創造條件，使他們更有動力在自己的專業上追求卓越。根據韓努石等人的發現，我有幾項建議：第一，評核老師主要看其教學效果，他們有多少張學位文憑並不那麼重要。第二，對新老師必需要有認真及嚴謹的評核制度。華仁的狄恒神父有很獨到的觀人之術。他曾告訴我，若見到某老師整天都愁眉苦臉，貌似憂鬱小生，則此人根本不應入行當老師。有教學經驗的人都會知道，每一堂課都是一次老師的表演，觀眾是學生，若長期地提不起觀眾的興趣，對表演者是一種折磨，他們難以臉露歡笑，學校應早點鼓勵他們轉行，以免誤人誤己。第三，對好老師應有獎勵，例如加薪或辦些「優秀老師選舉」之類的活動，這亦有利於建立教師中的團隊精神。有獎有罰從來都是管理上的重要方法，在大學中已行之有年。至於獎罰的比例多寡在中小學中如何界定，則要看各校老師的承受程度。第四，持續培訓老師的實戰能力或安排老師交流先進的教學經驗。老師若認為改善教學可提高自己的收入或更被尊重，會對這些課程更感興趣。

　　多年前我參觀過美國東岸一所頂級私立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該校有一傳統，上課時十多個學生都要圍繞一張橢圓形的橡木桌討論。我奇怪在數學等課程上此方法是否有用，便特意要求參觀他們的微積分課，結果大開眼界，學生爭相討論如何把某些數學證明弄得更漂亮簡潔。能把學生引入此境界的，老師一定下過苦功，而且只有在小班環境下才能發生。它們的學生有四成來自低收入家庭，須要學校資助，但畢業生中很大的比例是進哈佛耶魯等名校。

　　香港目前尚未有條件做到此點，但政府全面資助小班教學，卻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都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的重要方法，為社會帶來的效益不可限量。但學校也該回應，改善管理的制度。

HKEJ   200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