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內地 港須保國際性 (雷鼎鳴)

上周有團體邀請我參加有關所謂「本土主義」的論壇。這題目涉及的層面頗多，大家盡可各抒意見。不過，若意見落實到個人行為或政府政策，就必須審視這些行為或政策會帶來甚麼後果。眾多後果中只要有一項是災難性的，就算其他的後果是如何使人愉悅，相關的行為或政策便應及早喝停。


適當本土主義無礙中港融合

「本土主義」的含義光譜很寬，各人理解自有不同。一個極端是重視（香港及港人）在文化上的特色、制度上的優點，以及歷史上的傳承等等；另一極端是搞不同形式的「港獨」分離主義。既然兩個極端之間光譜夠寬，各路君子大可不用對號入座。

對於接近第一種極端的觀點，我不但認為無傷大雅，甚至十分欣賞，只要不事事擺出「大香港主義」的姿態便可。若說中港現實上需要融合，那麼我們也應明白，最好的融合是各地都能保持本身的優點及特色，否則世界會太過單一、枯燥。而中港融合中，香港的國際性便是一項定必要珍惜的財產。由此可知，適當的本土主義不會是中港融合的障礙。

要了解另一極端，即分離主義為港人帶來的影響，我們有必要先檢閱歷史上，不同時期香港與內地融合的程度。這裏只集中在經濟層面上，因為這已足夠說明問題。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的外相（及其後的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及其繼任人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對香港不感興趣，認為這裏只是幾塊無人居住的石頭，但來到此處實地考察的義律（Charles Elliott）及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卻明白到香港在貿易上的重要性。英國人佔據香港後，本欲打算把它打造成一個絕大部分居民都是白人的地方，但很快他們便發現，沒有華人作中間人，對華貿易，也就是販賣鴉片，根本展開不了。他們隨即調整政策，容許大量華人移居香港，他們的主要工作便是進出口貿易。鴉片是不光彩的商品，後來英殖民地政府更索性把香港弄成為販賣苦力的地方，1851至1872年間，香港便出口了320,349名苦力到世界各地。


失內地聯繫失國際貿易板塊

香港的貿易雖有這些不光彩的紀錄，但百多年以來，英國人所設定的自由貿易原則也的確為香港帶來繁榮，而且使到她的經濟緊緊地與內地經濟連在一起。就算是今天，進出口及相關的物流業仍是香港最大的經濟板塊，佔GDP 27％左右，進出口總額更達GDP的3.6倍，而出口（或轉口）貨物54％的目的地是中國。為甚麼不是接近100％？這只是因為也有不少貨品是從內地輸入香港，再轉口到世界其他地方。我們可以說，沒有與內地的經貿關係，國際貿易這一板塊會基本上消失，27％的GDP要泡湯，這更會使到本地消費大幅萎縮，因為港人的一條重要經濟支柱倒了下來，大家沒有收入去消費。

這種情況與八十年代以前並不相同。在1983年採用聯繫匯率前，香港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國，佔總出口的32.3％，今天則已萎縮至9％左右而已。當年情況不一樣，是因為香港本身有工業產品出口，但眾所周知，本地出口已是七零八落，現時只佔GDP的2.88％，香港再不是當年的工業城市了。在其他行業中，例如金融服務業、旅遊業等等，又有誰不知道生意的主要夥伴是內地？

 

香港能否走回頭路，再次自力更生，出口自己的產品，拒絕扮演中介人的角色？這已是不可能之事，就算做得到，港人的薪水恐怕要跌至內地或越南等地人民的水平或更低，才有競爭力，我不相信這是港人的意願。

新加坡模式是否救得了香港？這也不可能，周三再談。（一）

 

(Sky Post   2013-6-3)

 

 

抽稅濟貧不如自願捐助 (雷鼎鳴)

　　上周我在梵蒂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討論失業問題，主辦單位叫「教宗百年」基金會。此基金會大有來歷，在1991年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一份「百年通諭」上承了1891年時任教宗利奧十三世的「勞工通諭」，表達他對俗世社會問題的關心。

 

「教宗百年」籌款解決俗世難題

 

　　1993年，教廷乾脆成立了這個由學者、專業人士與商人組成的基金會，籌募經費，以助教宗解決俗世社會的重大問題。

 

　　我去年收到邀請信，得知會議講者會被逐個介紹給教宗認識時，甚感新奇，當然不會拒絕邀請。我乃山野村夫，一生遠離權貴，從未入過甚麼宮殿覲見教宗或皇室人員（最接近的一次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個學術會議後，在瑞典的首相府吃過飯），所以毫不懂得禮數，惟有抱著「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觀察過程，以助自己對世情的了解。今年換了新教宗，會議依然如期舉行，更感好奇。

 

　　出發前，朋友央我買些玫瑰經念珠要教宗祝聖再帶回來送給他們。此事提醒了我，小兒女友的父母皆是天主教徒，若取得教宗親自祝聖的念珠送給他們，以教宗非同小可的神聖指數，以後他們關係必大為穩固。見教宗前，滿腦子都是兩個念頭：一是如何開口叫教宗祝聖念珠；二是可否拍照留念。

 

　　在覲見教宗的早上，穿上「飲衫」，帶上自己最貴的領帶，背著相機便出發。接見地點是教廷內一所叫Clementine Hall的地方，整個地方都有文藝復興時期美輪美奐的藝術裝飾，教宗出現前，我向多位主事人查詢取出念珠要求祝聖是否恰當，他們也不敢肯定，因為此位教宗行事十分革命，改變了不少規則，其下屬頗為無所適從。我被告知，東西放在口袋中也可以，因為祝聖時，範圍包括全身及隨同物品。

 

　　會議的講者被安排坐在第一行，可行前覲見教宗；其他人等，有二、三百人，則在後面坐著或站著。我正在擔心是否要正襟危坐，不能拍照，怎料教宗進場時，數百人都紛紛祭出相機拍攝，坐得近前排、衣冠楚楚的，不少竟想爬過座位，上前接近教宗，場面有點混亂，頗似歌星在商場出現時，少男少女粉絲蜂擁撲上的場景。我們坐在前排的，竟要負上阻著其他人越過雷池的任務，實在始料不及。為免「執輸」，輪到我見教宗時，連忙把好幾串念珠全部拿出來送到教宗面前。他十分醒目，一見便立刻把手放到念珠之上，進行祝聖儀式。事後我大為後悔，早知祝聖儀式的效率這麼高，祝聖一串與祝聖一百串，時間成本沒有分別，規模效應極高，我應起碼帶幾十串去，福澤便更能廣披。

 

政府角色 維持起跑線公平

 

　　在覲見過程中，我注意到基金會中人向教宗送上一支票。教廷富可敵國，這張支票當然是為了解決俗世事務，幫助窮人的捐款。

 

　　稍一思考，便可知教廷的「處事模式」（Business Model，一般譯作「商業模式」），實在十分有效。以教宗地位的超然，他根本不用硬銷籌款，只要肯見見俗人，訓話幾句，大家便乖乖地奉上款項，以積點功德。

 

　　我一向認為，私有產權得到保護的市場經濟，其創富能力最是有效，政府抽稅濟貧，會破壞生產的積極性。所以政府應該做的只是使社會中人在起跑線上盡量平等，最後的結果如何，則要看每人肯付出多少努力而定。起跑線上是否公平，主要看能否每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不過，無論起跑線上如何公平，世上總有些特別不幸，需要幫助的人。處理這問題最好的方法，不是靠強制抽稅，而是靠自願捐助。一些賺到盡的大資本家如蓋茨、巴菲特及李嘉誠、李兆基等，捐助都以百億計，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好模式。宗教組織既然得到世人尊重，通過它們搞捐款，當然也是「和諧」的重要補充。

(Sky Post    2013-5-31)

在梵蒂岡說經濟 (雷鼎鳴)

上周我應梵蒂岡的邀請，到羅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主辦的單位是總部設在梵蒂岡專責為教宗籌募經費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似乎每年都會舉辦一個會議，使其會員能就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問題交流意見。今次大會的主題是失業問題，我被邀參與的議題是「科技與就業」。

我所參與的討論除我之外，尚有三位講者，都是知名的經濟學家。我被委的任務，不但包括要發表意見，並要當上小組主席，引導辯論的方向及控制時間。自己要講甚麼我不感到壓力，但引導別人辯論卻有難度，原因是這三位名家的學術套路頗不相同，很易大家自說自話。

 

來自美國的是經濟史大師莫基爾（Joel Mokyr），他是西方工業革命歷史的權威，近年對破解中國的「李約瑟之謎」頗有興趣，快將完成新書。英國來的是精研上世紀經濟大師熊彼得關於資本主義演化過程的麥卡夫（Stan Metcalfe）。意大利的專家是彭莫理（Fabio Pammolli），他重視實證，用複雜的數學工具證明在公司內部的科技隨機變化，能決定總體經濟的商業周期。莫基爾的研究興趣與我的大有共通之處，熊彼得的著作我求學期間讀過不少，彭莫理的實證結果其實與經濟學中「實質商業周期」理論符合，而後者的開山祖師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正是我當年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所以不會對彭莫理的結果感到陌生。這三人的觀點我大可抵擋得住。

我讀了他們在開會前一兩天才傳來的論文後，發現其內容與討論主題雖有重大關係，但對非經濟學者而言，卻未必能看通其關係，所以決定把辯論的重點聚焦在今天的歐洲失業問題上。我這個選擇大有班門弄斧之嫌，因為與會者大多是歐洲通。不過，我對中國數學家華羅庚的名言「弄斧必須在班門」，深感認同。只在自己家中舞刀弄劍最多只能做「山寨王」，如何能提升功力？


西班牙青年兩人一失業

歐洲的失業長期來說都十分嚴重，歐盟27國的平均失業率是10.9％，但這尚未包括躲在家中當「宅男宅女」的年輕人。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高達57.2％，希臘59％，這叫歐洲人如何不擔心？現在連梵蒂岡也驚動了。

我一直認為歐洲的失業問題主要來源是其福利制度。自60年前開始，歐洲不少國家陸續大搞福利，做工與不做工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不大，如何有足夠誘因打工？更有甚者，一些國家的退休福利與退休前最後一份工掛鈎。某人若失業，就算再找到一份工，只要其薪酬低於舊有的薪水，他也不會願意接納，因為這會拖低將來幾十年的退休福利！


總產量難支持國人消費

歐洲的科技是不錯的，有人認為科技進步後，生產力進步，可以容許各人少做事多歎世界，多出的自由可以讓他們探索人生。科技進步的確可助人擺脫貧困，不用營營役役過一生。但問題是，歐洲人的福利已走過了頭，大家都想追求不用工作的自由，其總產量根本支持不了這麼多人的高消費。歐債危機的出現，正顯示這些國家入不敷支，把失業視作「放假」的人太多，整個制度都會崩潰。

與會者有人提到歐洲人很有創意，而創意的源泉是好奇心與想像力。此點我十分同意，在意大利看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的手筆，誰敢不佩服其創意？大學重視「批判精神」，其實此種精神與好奇心有關。「批判」絕不等同「批評」，更非等同謾罵。它是指我們對其他人提出的觀點都要有好奇心，要搞清其背後道理的來龍去脈，然後再自己作出判斷，不會一開始未搞清楚事情前，便匆忙接受或完全拒絕接受別人觀點。謾罵式的批評會窒礙好奇心，也不利培養真正的創意，年輕人不可不察。

 

(Sky Post   2013-5-29)

 

族群歧視經濟學 (雷鼎鳴)

上周五我談到的歧視問題，主要集中在職場上的性別歧視，其實歧視意義包含甚廣，例如有些人對某些族群十分排斥，不但拒絕與他們交易，更不會僱用他們，除非他們願意接受低得多的薪酬。這些族群的非經濟權利也往往被剝奪，例如李小龍電影提醒我們，從前上海租界的公園外，有「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告示，美國黑人在19世紀內戰前，也不能有與白人的相同權利。就算在今天，世界多個國家的族群歧視仍相當嚴重，在中東一些國家的商場，你不易找到女廁，婦女不戴面紗在街上行走，可能會被別人騷擾等等。

市場自會懲罰歧視者

這讓我想起去年我校商學院的一次爭議。沙地阿拉伯的「沙地阿美公司」（Aramco）是該國國有的石油公司，總資產達十萬億美元，是世界資產最大的公司！去年，該公司為了培訓管理人才，邀請我校商學院與它合作，在其總部開設MBA課程，它所付的金額亦頗為合理，所以校方欣然同意。但大學從來都是思想激盪的地方，有一些女權思想高漲的同事，對跑到有性別歧視的阿拉伯世界開壇授課頗有微言，對此事甚有保留。主理這課程的同事是位精明強幹的女將，經她實地調查後，發現不少擔心都與實況不符，而且學生當中便有眾多阿拉伯婦女，讓她們有機會讀MBA，才是真正的打破性別歧視的做法。同事多是務實主義者，校方由是通過決議，今年便定期派人到那裏開班。

此事帶出了一個頗有趣的經濟學問題。我的老師之一，諾貝爾得獎者貝卡（Gary Becker）在1955年撰寫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是這領域的奠基之作。其中一個討論便是市場本身自會懲罰歧視者。假如阿拉伯國家真的族群或性別歧視嚴重令別處的人反感，那麼，這些國家便可能要付出較高的價錢，才能買到別人的服務。

同理，某商店若對一些族群擺出冷面孔，生意自然受到壓縮。若有僱主歧視某些族群的工人，但另外的僱主並沒有此歧視態度，那麼，這些族群的工人會更願意替後者工作，甚至薪水較低也肯做。沒有歧視心態的僱主會有更大機會在競爭中，擊敗思想偏狹的對手。


或使自己蒙受損失

在香港，族群歧視的例子之一是某些港人喜歡用「蝗蟲」、「強國人」等帶有特定政治含義的字眼去抹黑內地遊客，而且因為抹黑對象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群，用的又是不分青紅皂白、「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手法，這與歧視是脫不了關係的。

歧視是一種「七傷拳」，歧視別人時可能感到過癮，甚至樂此不疲，但卻可能使自己或社會蒙受經濟損失。這結論是假設了歧視是在自由競爭的情況下出現，倘若歧視者是一個龐大的壟斷集團，情況有如19世紀美國的奴隸主歧視黑人一樣，則歧視反而不一定造成損失。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的獲獎之作，便是發現當時的黑奴制度運作「效率」甚高，買一個奴隸是一種投資，付出的代價包括提供食住，收益則除了可驅使他們做苦工外，還可轉售奴隸的子女圖利，這與養牛養豬分別不大。伏格爾估算過，投資在奴隸上，回報率遠遠高於銀行利率。既然如此，奴隸制度不會自動消失，沒有南北戰爭，這種不公義的制度會延續下去。

 

(Sky Post   2013-5-27)

香港有性別歧視？ (雷鼎鳴)

香港有沒有性別歧視？我曾用過多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為此問題尋求答案，發現擁有同等學歷、同等工作年數的男士平均薪酬要比女士為高，顯示在就業市場中，性別歧視的確可能存在。但我們不要忘記，在港工作的菲傭多擁有大學學位，但薪金（未包括僱主提供的食住）低微，是否她們把高學歷女性的平均薪酬拉低？我們若把菲傭的數據抽走，男女的薪金差距會減少，但並未完全消失。不過，愈是近期的人口普查數據，愈顯示出這差距正在縮小。

 

要多角度觀察歧視

薪金的差距是歧視的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的指標，歧視問題必要從多角度觀察。我把特區政府12個局的常任秘書長資料找來，發現共17個常秘中，8名是女性，9名是男性，男女比例大致平衡。不過，3司12局的15位司局長中，只有林鄭一人是女性；行會的16名非官守成員中，只有五人是女性。男女比例頗有差距。當然，現任特首也是男性。

我們是否便可下結論，在官場中存在着重大的歧視？也不見得。我們可一發奇想，假設在這個月而不是四年後便搞特首全民普選，誰最有本錢可取得勝利？我算來算去，有贏面的恐怕只是三位女將，她們當中，相信有兩人會十分願意競選，另一人則似乎不大願意。讀者可自行判斷我的猜測是否正確。至於男候選人嗎？我仍未想到有誰能冒出來。由此推斷，官場中就算仍有性別歧視，將來也會很快消失。

這個判斷尚有另外的根據。現時能進入大學可望將來能成為社會棟樑的學生，女性已超越男性。這現象的部分原因可追溯至2001年的一宗案例。當年教局認為12歲的男生與女生，心智發展階段並不一致，女的要比男的成熟，因此在升中試中應把男生女生分開處理，從而造成中學收生男女比例大約相同的效果。平機會認為，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應厚待男生，平機會告上了法庭，結果勝訴，從此較多女生能進入名校。

平權法案　平衡弱勢

法庭的判決是否合理，見仁見智，但此案例卻反映香港對歧視或平等的價值觀與英美等國家南轅北轍。美國不少州有所謂「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英國叫 Positive Discrimination），要求學校收生時要注意取錄足夠多的女生或少數族裔，學校取錄學生，或訂定誰可得到「國民優才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他們都有機會獲得加分。換言之，在分數面前並非人人平等，有些人會獲得優待。

起碼在男女收生方面，美國的「平權法案」是有些走過頭了。我查過美國的教育數據，在2009至2010年度獲得學士學位的女生，比男生多出33.5％，獲得碩士的更多出51.8％！就連博士也多出7％。此種女性優勢並非古已有之，在1969至1970年度，女生獲學士學位的，比男生少了24.4％，博士更足足低了89.4％。在學士方面，女生在80年代中期追過男生，博士則在2005年左右跨越男生。這個現象在歐洲同樣出現，在歐盟27國中，2009年大學女生比男生多出24％。由此可見，女強人實在後繼有人。

香港的大學教授博士學位幾乎全部來自歐美。有人見到資深教授中，男性遠多於女性，於是懷疑當中是否有潛在的性別歧視。我相信這是誤會，在70年代中期取得美國博士學位的，男性等於女性的四倍。這自然會反映在大學招聘回來的員工中，資深的男多於女，較年輕的，女性比例日漸提高。更何況，因為有「平權法案」，女性教授甚受美國的大學青睞，香港不易搶過來。

 

(Sky Post   2013-5-24)

 

李約瑟之謎與教育內容 (雷鼎鳴)

教育能提升人民的生產力，從而讓他們有更高的收入。除了在文革這種知識愈高，地位愈低的極端情況外，上述教育與收入的正面關係，幾乎是規律性的。我曾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過，在港每多讀一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平均薪水會增加15％左右。

在內地，入讀大專院校的人數比15年前猛增七倍；在台灣，大專院校學額已遠遠超出適齡學生人數；在香港，讀大學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專利。在大中華地區教育能逐漸得到普及，這本是好事，但我們還需要問：教育「量的進步」是否便足夠支持經濟增長？教育的質素與內容是否也十分重要？


中國曾是科技先進國

不要低估這些問題，搞得不好，國運可以被拖累數百年，有史為證。

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謎團之一是所謂「李約瑟之謎」（The Needham Puzzle）。李約瑟是著名的科技史專家，他在《中國科技史》中用了大量的史實證明，宋朝時的中國，科技水平普遍地大幅領先西方世界。就算是遲至明朝初年，由鄭和所指揮的，從福建泉州製造的船艦，其長度也比數十年後，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所乘的船長上五倍。我愛翻閱明末時出版，宋應星所着，記有宋明工程技術成就圖文並茂的《天工開物》，不能不讚嘆當時工藝技術的發達。

不過，在宋朝以後，中國的科技卻突然停頓下來。反觀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科技卻是突飛猛進，在明朝中葉以後，早已在多方面超越中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把西方科技帶到明朝的宮廷後，迅即吸引了徐光啟等思想開放的士大夫的興趣。李約瑟之謎便是：為甚麼中國的科技在達到如此先進的水平後，突然停頓數百年，致被別人超越？

解釋李約瑟之謎有多種論說，其中一種便與教育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宋朝不但科技發達，朱熹等理學家更是不世出的思想家，他們把儒家思想重新演繹。我們先不論是否同意他們的學說，但其後數百年的科舉考試，卻是以解釋儒家經典為基本，後來以八股文為體裁，更是使人思想僵化。一代一代的文人士子，窮一生精力，寒窗苦讀，目的只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我們就算如何細讀這些儒家經典，深研宋明理學家對它們的註解，也不會對科技研究有甚麼貢獻。中國整個科技的步伐停頓了下來，不是社會缺乏教育，而是教錯了內容。學生白首窮經，學的卻可能是「廢物」，社會焉能進步？


教育僵化是弊端
中國的科技浪費了幾百年，喪失了最先展開工業革命的機會，後來更因科技落後而被帝國主義欺凌，使人掩卷嘆息。不過，中國所浪費的幾百年，時間上還不算是最長的。在歐洲羅馬帝國衰亡前夕，也是出了位傑出的思想家，聖奧古斯汀，他把古代希臘的哲學與天主教的神學結合起來，其思想又通過教會而定於一尊。但到下一位同等級數的思想家聖多默.阿奎那出現時，已是中古世紀的末期。聖奧古斯汀在公元354年出生，阿奎那在1225年出生，在這相隔的871年間，歐洲竟沒有足夠分量的思想家出現過！缺乏科學教育，思想僵化的後果可以很嚴重。

今天香港或內地的教育體制，有沒有使學生學非所用？顯然是有的。若教育與社會今天的需求或明天的發展，能配合得天衣無縫，便不會有這麼多人找不到學以致用的工作。教育要投資，但在內容上，也要教得其所，否則，教育便只餘下裝飾的價值，讓人用以耀武揚威，而其代價是社會又要停頓下來了。

(Sky Post   2013-5-22)

用儒家思想治理經濟？ (雷鼎鳴)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要長期增長，往往需要一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或文化去配合。香港過去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時候，社會中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人民勤於工作搵錢，今天則內耗嚴重，不少人忙於黨同伐異，尋尋覓覓，也難以再找出有甚麼有利經濟發展的文化了。反觀內地，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的口號，卻解除了十多億人民思想的枷鎖，1978年至2012年間，人均實質GDP竟一口氣上升了17倍，打破了人類歷史中所有國家的紀錄。


內地知識分子尋思想出路

「致富光榮」這句口號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對推動經濟有強大的動力，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它其實十分粗疏，不把此等思想提煉優化，也容易出問題。內地的一些知識分子眼見自然環境受到破壞，貪腐普遍，頗希望能另尋思想出路。我看過一套很有深度的探索文化與經濟關係的電視節目，叫《財富之道》，當中便隱隱然有用儒家思想主導經濟的建議。

儒家思想重視天地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把教育放在極高地位，這些元素無疑都可能變作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但若說儒家思想總體而言有利經濟，卻與事實不符。


資源少放生育 擺脫貧窮

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核心是「孝」，但我們也被告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輕易見到「多生貴子」的思想如何拖慢經濟。在明朝，美洲四大農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相繼傳入中國，大大有利於旱地的利用；北宋開始的早熟稻也大幅提高農業生產，但這些革命性的農業技術，所能造成的後果卻並沒有提高人均產值（從漢朝到1950年，據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son 估計，中國的人均實質GDP總共只增加了18％左右！），多了糧食，人民卻只是多生子女，糧食能養多少，便生多少，物質生活水平並沒有進步，經濟有如跌入貧窮陷阱中。
人口經濟學中有「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理論，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學術界中被引用過四百多次，其中一個論點是：投資在子女素質的回報要勝於投資在子女數量的回報，把資源放在教育，少放在生育，經濟才可慢慢擺脫上述的貧窮陷阱，但儒家多生子女的思想，卻顯然與現代經濟增長所需的一個重要前提背道而馳。

 

不過，世事往往弔詭，在當代社會中，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國家及地區，人民的生育意向，與其文化背景都頗為矛盾。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國家反對節育）、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內地（全部或多或少，都曾受儒家文化影響），生育率都低至下一代人口遠少於這一代。這對總體GDP不一定有利，但長遠而言，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生產值卻可上升。東亞人民的收入上升，反而要受惠於他們能擺脫儒家思想的影響！

重視教育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此事曾否幫助中國脫貧，下次再談。

(Sky Post    2013-5-20)

從博弈論看拉布與內耗 (雷鼎鳴)

香港社會被內耗折磨了多年，已是不爭的事實。參與內耗的雙方（或多方）喜歡互相指摘，把責任推到對方，有時內耗活動更會被美其名為抗爭活動。

經濟學對「內耗」也好，「抗爭」也好，有多套有效的分析工具，最簡單的一套是博弈論中「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局

假設有兩名互知底細的犯人被警察拘留，警方多會把他們分開囚禁與盤問。我們且稱這兩名犯人為甲與乙。

警方對甲說，我們掌握了你不少犯罪證據，已足夠要你坐牢五年，但若你肯合作，提供有關乙的犯罪證據，我們可以少控你一些罪，你可因此少坐兩年的牢。警方對乙也會說同樣的話。甲與乙會選擇爆料，互揭底牌，還是選擇沉默？

甲決定策略時，必須把乙的策略也考慮在內。假設甲相信乙絕不會出賣他，自己應不應出賣乙？甲若出賣乙，刑期可從五年減至三年，不出賣則仍要坐牢五年。從甲的利益角度看，他應出賣乙。又假設乙會出賣甲。甲若仍保持「義氣」，不肯出賣「朋友」，警方因有新的證據，可把甲的刑期增至十年。若甲也肯就範，同樣出賣了乙，那麼，他的刑期可從十年減至八年。由此觀之，若乙不講「義氣」，甲的最優策略仍是出賣乙。我們可得出結論，無論乙會否出賣甲，甲也應出賣乙。乙的思考過程也一樣，最後結局都是互相出賣，大家判囚八年。這比起互相沉默時，警方只夠證據送他們入獄五年，情況更糟。黑社會懂得這道理，為了防止出現此情況，一有出賣者，便會執行「家法」，把他們斬手斬腳，使其不敢爆料。


雙方都企硬

抗爭有多種形式，篇幅所限，就以近來的「拉布」為例。我們可把博弈的雙方看成是四位議員與政府。該四位議員可以選擇停止拉布或堅持拉布兩種策略。政府則有讓步與絕不讓步的策略。

假設四位議員相信政府終會讓步，那麼他們應該在政府讓步前停止還是繼續拉布？若停止，他們會輸清政治本錢，被視作投降；政府見他們主動放棄，也不用再讓步。所以議員的策略應是堅持下去。又假設四位議員相信政府根本不可能讓步，那麼他們應否及早停止拉布？他們也不會停。若停止，他們的支持者會認為他們在政府的強硬態度下敗下陣來；若不停止，尚可自稱堅持原則，奮力抗爭。結論是：不論情況如何，他們都不用停止。

政府的政策考慮也十分接近，若拉布停止了，政府自然不用讓步。若拉布繼續下去，政府一讓步會立時被人視作弱勢可欺，以後事事不順，天天被人踩在腳下，所以政府也不可能讓步。

最終的結局是雙方都不會讓步，內耗無了期持續下去，最終需要立法會主席，作為博弈的第三者去剪布，天下太平！


內耗使人悲觀

有人也許會誤以為，政府需要顧全大局，為了避免財政懸崖，所以會讓步。但政府似乎也學懂了《孫子》「愛民、可煩也」的含義。政府若太關注民望，隨時被人抓着弱點，犯上「將有五危」中的一危，「覆軍殺將」。這四位議員會不會怕被人民指摘而停止拉布？也不會，因為只要有極少數人支持其拉布，他們已可得到議席。

香港此等內耗局面，使人容易悲觀。香港自97年後一直至2009年，戶均名義GDP下降了3％，經濟全面停滯，再而衍生及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其原因雖不少，但內耗使到港人把精神錯放在政治爭拗之上，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博弈論有「非合作性博弈」，也有「合作性博弈」，如何用後者作啟示，使港不致race to the bottom，有機會再談。

 

(Sky Post    2013-5-15)

專利權與經濟轉型 (雷鼎鳴)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頭20多年，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學懂了利用自己有大量廉價勞工的優勢，在世界市場中競爭。在競爭的過程，各企業為求生存，必須把束縛自己生產力的制度一一衝破，否則隨時會被淘汰出局。

在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前，中國的經濟制度也進行了大量改革，以求達到「入世」的標準，這些改革在「入世」後，繼續有利於中國的增長。在思想方面，改革開放以前，賺錢致富被當作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鬥垮鬥臭」，在此條件下，經濟當然不可能發達。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把思想扭轉過來，立時湧現了大批白手興家的企業家，局面迅即改變。


創新更需要誘因

近10年來，推動中國增長的動力靠高達GDP四、五成的大量投資及城鎮化所帶來效率進步。這些動力的潛力遠未用盡，中國還有很多年的高增長應無疑問，我過去已多有論述。但若要保持經濟能在高水平健康增長，中國也必須找尋新的增長動力，其中顯而易見的是，如何推動創新科技。創新發明活動與商業活動不盡相同，這需要在制度上提供另外的誘因。

最明顯的誘因是發明家可否得到創新產品的專利權。專利權若得到保護，發明家等於可擁有這產品的壟斷權，從而可能賺取巨利，大大加強發明創新的意慾，但不利之處是，知識不能被廣泛分享，獨食難肥，反而有可能窒礙社會發展。甚麼產品或生產程序值得頒發專利權？專利權的年期應多長？範圍有多寬？一向都是經濟學的重要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法例十分奇怪，影印報紙書籍是犯了刑法的行為，但侵犯了別人發明的專利權，卻最多只能被民事索償而不是刑事起訴。


踴躍創新非關專利

專利權是否推動創新科技的最重要制度？此問題不易回答，我們須參考歷史先例。中國古代創新發明最活躍的年代是宋朝，火藥、指南針、活版印刷、造紙等四大發明雖不都是宋朝出現，但宋朝卻是把這些應用集大成的年代。歐洲把這些發明吸納過去，立時使西方世界天翻地覆。其實，宋朝另有一極重要的發明，便是發明了紙幣，沒有它，今天的銀行金融業會大大不同。不過，我未聽說過宋朝有發明的專利權，由此可見，宋朝的活躍創新活動並非有專利權所致。

另一重要的歷史先例是英國的工業革命。自18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使到英國成為蒸氣機、火車、機器磨坊等等大量新發明的發源地。英國自1624年已設立專利權制度，但申請專利權的個案並不多，一直到18世紀中葉才大幅增加。

表面看來，申請專利權的個案增加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時間脗合，似乎可說成是專利權有促進工業革命的功能。但據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莫卡（Joel Mokyr）的研究，實情並非如此。在當年的英國，申請專利權過程複雜，費時失事，使申請人得不償失。法庭往往對專利權抱有敵意，認為發明家要獲取壟斷利潤，若某專利權未經某實際案例在法庭審決過，其效用仍懸而未決。不少競爭者還利用法庭對專利權的敵視而拖慢發明家獲得專利權的時限。莫卡得到結論，起碼在1852年英國採用較寬鬆的專利權法例以前，專利權對工業革命的幫助十分有限。


榮譽有利創新

那麼，英國當時還有甚麼方法鼓勵創新活動呢？答案是榮譽。例如，發明了用蒸氣動力磨麵粉的文尼（John Rennie）一生不曾申請專利權，他要的只是讓世人知道他本領高強，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中國今天就算嚴格保護專利權，雖然有用及必要，但我們也許不能排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人依然抄襲的情況。中國為了加快用創新科技推動經濟轉型，還須用榮譽去獎勵一些真正的發明家，而不是單靠專利權。既然過去「致富光榮」的一句口號也可起到極大的效果，現在致力頌揚創新精神也許有意想不到的用處。

 

(Sky Post   2013-5-13)

 

香港的「陣地戰」與「運動戰」 (雷鼎鳴)

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內地有群眾抗議經濟學家茅于軾所倡議的「去毛化」觀點。

 

我與茅于軾不熟，只在一些會議中有數面之緣，但卻知道他是內地經濟學家文章被引用次數排行榜的榜首人物。在經濟學的學術貢獻方面，他大概比不上內地很多後起之秀，但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卻使他大名鼎鼎，去年更因此獲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頒發「佛利民自由獎」。

 

毛澤東軍事思想內涵豐

　　

茅于軾的「去毛化」對不對？在政治影響上，這是一深不可測的題目，我無興趣探究。但作為經濟學家，茅于軾的批毛，卻是自然不過的事。我讀大學本科時讀過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的建國方略《論十大關係》，早已感到他不懂經濟，其後大躍進及文革所出現的亂局，並非偶然。不過，我對毛澤東充滿浪漫激情、大氣磅礡的詩詞卻十分欣賞，對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經典著作，更是十分佩服，他無疑是近代最能活用《孫子兵法》「兵者、詭變之道也」的軍事天才。一些因不喜歡毛澤東而對這些著作不屑一顧的人，輸掉了戰爭也會不知原委。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內涵豐富，包括不少元素，但它最重要的是其機動靈活，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不打無把握的仗，每次戰役都要自己選擇戰場時機，集中力量，奇襲一小部分敵人，把他們吃掉。敵人大規模進攻時，卻要化整為零，隱藏起來。毛不喜歡為爭奪領地打「陣地戰」，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可輕易放棄這根據地，不與胡正面交鋒，但他懂得以戰養戰，每次打仗，重視能否發展自己在人數、士氣與民心的實力，並要逐步蠶食敵人的「有生力量」。他不打「陣地戰」，打的是「運動戰」。歷史亦證明，他的策略取得極大成功。

 

經濟實力贏「運動戰」

　　

用此思想，我們可分析香港的一些局勢。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在政治鬥爭中多半是呆若木雞，看不出他們懂得甚麼兵法。反觀反建制派卻顯然從《毛選》中偷了一點師，但偷得不足夠，策略雖有詭變之道，但往往對大形勢判斷錯誤。

　　以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從「陣地戰」的角度，工人是輸了，外判商亮出最多加薪9.8％的底牌，絕不肯給予雙位數字的加幅，接著更拂袖而去，拒絕再談，工會也莫奈何。但若從「運動戰」的角度看，工會（不一定是工人）卻略有進益。在運動中，工會可得到多一些工人的支持，從長遠而言，有更多的幹部替它辦事。這是「有生力量」的積聚，可為將來的戰爭作準備。不過，這「運動戰」的成果對工會的發展雖有利，但對工人的長遠福祉卻很可能是負面的。經此一役，碼頭的管理層自會評估風險，減低將來的損失。多倚靠機器，少用人手，其中一個可能方案，客戶也可能考慮如何把貨物分流到其他港口。碼頭工人這行業，大勢有點不妙。有人更建議地產經紀，與其在大淡市中望天打卦，而碼頭工人收入亦不錯，不如轉行為碼頭工人。短期而言，這也許是不錯的建議，但長期而言，這一行也未必穩定。不過，對慣於面對經濟大上大落適應能力強的地產經紀，這並不算難事。

　　香港社會目前似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戰役，當中各路人馬互有賺蝕。但此等戰役名為抗爭，但卻是內耗的居多，後果是香港的有生力量不但無增益，還日漸消減。香港GDP佔中國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25％跌至去年的3.1％，是有生力量及談判實力不斷弱化的表徵。有些港人，只求爭取普選的某些細則，這是「陣地戰」的打法，沒有不可取代的經濟實力，如何能在「運動戰」中取勝？

 

(Sky Post   2013-5-10)

當入息不那麼重要時 (雷鼎鳴)

讀報見到一段不起眼的新聞，提到一些電訊商要取消一些可容許客戶無限量下載信息的計劃，以後信息下載量較高的客戶要多交月費。

我的上網費用是透過銀行轉帳支付的，所以對自己參加了甚麼計劃及月費多少，都十分糊塗。這種收費模式的改變，對某些活躍的網民而言是否有很大影響，我不知道，但太陽底下很多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例如上網收費與就業，卻往往另有隱蔽關係，且聽我一一道來。

懂得勞工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某些工種薪水很低時，很可能會完全無人問津，但薪金逐步提升至某一關鍵水平時，勞工的供應會突然從零彈升至一個可觀的數目；薪金若繼續增加，可誘導出更多的人出來工作。

對此簡單現象，我們可有甚麼分析？在面對上述的關鍵薪金水平時，勞工有甚麼考慮？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在家中得享清閒；二是付出時間工作，賺取更好的物質生活。若薪水在關鍵水平以下，他們會留在家中；剛好在關鍵水平的，他們無可無不可；在關鍵水平以上的，則工作更合划算。


IT發達 打擊工作積極性

在家中當宅男（或宅女）有甚麼好處？每天可以十多個小時上網打機自得其樂，通過社交網可結識朋友，加入一些討論區時，又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評頭品足，月旦世事。若在家中發悶，尚可參加一兩場示威，生活逍遙。要注意，所有這些生活消費，費用都十分廉宜，每月數百元上網費便足夠。沒有收入怎麼辦？年輕時可當「啃老族」，靠家人支持經濟，中年以後沒有家人接濟，每月可領取二千餘元綜援，已足夠支付此等宅男生活。跑到外面工作嗎？就算每月有一萬元，扣除交通費及外出膳食，又要付出勞力及受老闆氣，並不見得比只得二千餘生活費的宅男要好。如何選擇，各人自有盤算。

由此可知，資訊科技的發達，大大降低了娛樂及社交生活的成本，但又打擊了工作生產的積極性。若上網費加價，當宅男的成本便要增加，更多的人便要無奈外出找工作。

今年1月23日本欄曾指出，25至39歲的香港男性中，有3.52萬人不工作，也不找工作，是名副其實的宅男，而且人數不斷上升，這很可能跟資訊科技發達成本下降有關。這對社會經濟是好是壞？


宅男：環保及節約的社群

壞的方面是明顯的。年輕力壯時不去工作沉迷上網，到彈盡糧絕時，將來誰人願意僱用？現時不願被僱主剝削，正意味着將來只能靠綜援時剝削納稅人。社會失去了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勞動力，當然也對總體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妙。

事物多有正反兩面。宅男其實是一批十分環保及節約的社群。他們在家中對着電腦手機，耗不了多少天然資源與能源，對地球生態的持續發展，大有裨益。他們的交友可以是虛擬的，也許將來的婚姻也是通過網上進行因此也是虛擬的；若是如此，生兒育女也只能是虛擬的，這對人口的控制及地球的生態也是好處甚多。

當物質消費被虛擬消費取代，收入及工作都會變得不那麼重要，大家可有更多時間去自由安排。我經常忙得頭昏腦脹，等閒每周工作八九十個小時，對宅男生活十分羨慕。

要當宅男很易，及早退休便可，這也難怪不少生有勞碌命的港人年紀輕輕，便早已嚮往遊山玩水，嚮往退休。

不過，這等老宅男通常不用靠領取福利才能生活，與從不工作的普通宅男頗有分別。

 

(Sky Post   201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