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失速並不重要 (雷鼎鳴)

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特別受人關注，這有好幾個原因。

第一，十八大領導班子換屆在即，經濟政策可能改變，今年的經濟表現如何，對將來的政策取向或會構成壓力。

第二，西方國家經濟仍然疲弱，隨時有大幅下滑風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頓成了帶動全球增長的火車頭。若中國增長受挫，世界更無希望。

第三，中國的股市一直表現差勁。歐美經濟一團糟時，其股市仍能反彈；但中國經濟有不錯增長時，A股卻屢創新低，熊絕全球，股民一片愁雲慘霧。假如連GDP增長也不保，社會的和諧可能會大受破壞。


歐美不景 貿易盈餘反升

不過，若我們細看數據，中國的情況卻並非差勁。本來最使人擔心的是國際貿易，歐美經濟不景，會否嚴重打擊中國的出口？2011年全年中國的進出口差額（亦即貿易盈餘）只得1551.4億美元，比前年下降了14.5％，但今年頭八個月基本上已收復失地，貿易盈餘反倒上升了31％。是否中國貨品價廉物美，歐美愈窮愈要靠平價商品支持消費？我不得而知。

若評估中國整體經濟板塊之重，沒有任何項目比得上固定資產投資。外貿固然重要，但外貿盈餘只是GDP的2％左右，反觀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卻是GDP的49％左右。投資增幅一減，GDP便必大受影響。今年頭八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0.2％，比起去年同期的25％增速，大減近五個百分點。


主動遏抑樓市的結果

由此可知，中國今年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放緩。為甚麼會放緩？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投資的完成額從去年27.9％的增幅，下滑至今年頭八個月的15.6％增幅。眾所周知，這是政府遏抑樓市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政府主動選擇的政策所造成，並非是無法控制的因素所引致，若改變政策，增長又會持續。在上周日清華的「未來十年」的座談會中，主辦單位也是持這個觀點。

GDP短綫增長加快或減慢一兩個百分點，本是不值得太過着意的事，更健康的做法是保持增長的質量。政府若然大灑金錢，招聘人手在地上打洞再把它們填平，當年的GDP會被虛假地推高，但這種「投資」不會改善未來的生產力，是完全浪費性的活動，對長遠經濟毫無好處。2008年的四萬億救市方案，事後證明完全是反應過度沒有必要的政策，但後果比在地上打洞更嚴重。這是因為資金都向國企傾斜，不但引起去年的資金鏈斷裂危機，更加劇了「國進民退」的逆流，破壞了經濟結構，中國若要持久地保增長，應停止扶持低效率的國企，打破它們的壟斷地位，讓民企再次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Sky Post   2012-9-28)

十八大後的國家領導人 (雷鼎鳴)

上周末在清華參加座談會，題目是「未來十年」，目的顯然是要評估十八大新班子接任後的形勢。科大經濟系舊同事李稻葵從2005年開始便每季一次在清華組辦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中國宏觀經濟座談會，每次觀眾記者都逼爆講堂，座談會亦已成為清華「大學級別」的品牌，我過去亦參加了20多次算是常客，對我掌握有關內地經濟的各家觀點大有幫助。

今次座談，與以往的稍有不同，除了經濟學者、官員與政商名人外，還找來幾位內地頂尖的政治學者參與。政治學者很注意未來國家領導人的出身背景是否對他們政策有甚麼影響，我旅途困頓，連續幾天都因各種事務忙碌睡眠不足，在台上苦苦支撑着沒打瞌睡，很多發言都聽不進去，但有一點卻十分清楚，就是習近平與李克強都上過山下過鄉，對農民進行過「參與式觀察」，對他們十分了解，而中國人口現在雖已有51％住在城鎮，但絕大部分中國人民心態其實仍是農民意識，所以懂得農民才懂得中國，才了解民間疾苦。

博士上任 回歸「傳統」

回港後翻查各國家領導人的資料，倒也有趣。毛澤東、鄧小平是軍事強人出身，已是眾所周知。江澤民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生，朱鎔基在清華也是讀電機，二人都有工程師背景。胡錦濤在清華唸的是水利工程，溫家寶在北京地質學院畢業，也是工程技術人才。習近平本科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讀化學工程，後來在職兼讀，得清華馬列主義政治教育法學博士學位；李克強在北大得經濟學學士與博士，二人的專業背景與前任的工程師們開始出現差別。

說到學歷，國家領導人中來屆出現博士，在台灣及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南韓，這是常態，但在當代中國，卻是新生事物。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從宋朝開始，在中國要進入官僚系統便要考科舉，中不了進士連縣官也做不了（除非官位是買回來的），西方漢學家愛把進士比作博士學位，舉人是碩士，秀才是學士。現在習近平與李克強兩位博士即將上任，恐怕是回歸傳統。


政策取向 預測南轅北轍

若說領導才能，江澤民是學運先鋒，朱鎔基（朱元璋的第十九世孫）當過清華學生會會長，80年代做過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胡錦濤在清華時是著名的高材生，除了一科之外，其他所有科目都是滿分，課外活動參加過歌舞劇《東方紅》的演出；李克強則當過北大學生會會長一職。由這些可見，這批領導人都是他們時代的精英。

在清華的座談會中，大家對新領導人將來的政策取向，有着南轅北轍的不同預測及評估，但若說有甚麼期望，似乎大家都認為在經濟政策上，不應再搞2008年的四萬億救市。那次救市，起不了正面作用，事後亦證明後患無窮。

 

(Sky Post  2012-9-27)

 

發展新界東北三大考量 (雷鼎鳴)

在評論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時，我常喜歡引用一組數字：香港總面積1108平方公里，但私人住宅用地只得25平方公里（等於2500公頃），公屋加居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商業用地四平方公里。

從這組數字可推斷出政府發展新界東北的政策考量。第一，香港的住宅用地少得可憐，大部分地區沒有開發出來，港人住所狹窄擠迫，原因一目了然。第二，支撑着香港大部分經濟的商業用地，面積更是小得驚人，就算香港生意興旺，也只是塘水滾塘魚的格局，土地容量不夠，商業發展突破不了瓶頸，高昂的租金自會拖慢經濟的步伐。第三，住宅用地如此稀缺，但35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於主要是村屋的鄉郊居所，這究竟是甚麼原因？


零散土地開發 作用不大

從上述第一點我們可清楚得知，市民若不想捱貴租，或將一生大半收入都押在房屋之上，便必須促使政府開發新的土地資源。能建住宅的土地愈多，樓價便愈有可能下滑，市民才負擔得起住房。反對開發新土地的，等於與大部分市民為敵，但若新開發的土地位置偏遠，交通不便，當地又無足夠的就業機會，那麼市區的樓價便不會受到足夠的影響。要避免這情況，零星散亂的土地開發起不了大作用，衞星城市的發展較具規模效應，人口要足夠多，交通配套才會符合經濟效益，就業機會才可能增加，有了這些條件，大家才肯搬到那裏去。

上述第二個考慮點提醒我們，建設新的市鎮時，必須預留大量商業用地，否則居民缺乏就業機會，生活不會改善，若果要到區外上班的話，對交通系統也會造成壓力。我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一直鼓吹政府應在接近邊境的地區建設一些大型商場，對象正是內地來港的旅客。香港的不少商品較為可靠，受內地人歡迎，但商戶面積不夠，不但局限了發展，還容易引致水貨客佔據上水火車站，內地遊客拉着行李箱在中環、尖沙咀、港鐵橫衝直撞，與港人產生矛盾。但若他們一過海關，便可被接送至鄰近的大型商場，那麼不但可為港人（尤其是新界東北的居民）創造就業，亦可使中港關係更加和諧。


原居民支持 掃除一障礙

在各種反對在新界東北建衞星城市的聲音中，有一種是說不應留太多的地建丁屋，因為原居民不應有特權，通過丁屋佔據了太多的土地。這不無道理，但我相信政府很難不這樣做。新界原居民的祖先來港已有千百年，從原居民眼中觀之，他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其他的港人都是外來人，來此可能會侵害他們的利益。英國人管治新界時，也只是把它當作租借地，不敢造次，丁權這概念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法理上都十分複雜，將來有機會我再詳談。政府若要發展新界，怎可能不給原居民足夠的利益補償？土地問題在整個中國都十分敏感，利益衝突時容易出現流血事件，尚幸原居民現在似認為他們利益得到尊重，支持發展方案，整個計劃的一大障礙，可望消除，但其他的困擾仍未解決，港人不用住貴樓的願景，仍未實現。

(Sky Post  2012-9-26) 

市場不是問題 政府才是問題 (雷鼎鳴)

金融海嘯出現時，很多評論人都把它與30年代的大蕭條相提並論，甚至認為它比後者更嚴重，而且把其成因歸咎於市場經濟中人性的貪婪。在香港我當時幾乎是對這些觀點獨持異議的人，到今天我們亦已確知金融海嘯對經濟的衝擊力遠遠及不上大蕭條（我對性質不同的歐債危機卻是較為悲觀）。

經濟學的確假設了人有自利的傾向，過分的自利我們可稱之為貪婪，但經濟學本身不會對自利或貪婪作出道德判斷，而是把這些人的行為當作是研究的對象，從而找出最符合社會總體利益的制度或政策。自由市場正是把自利或貪婪看作是推動無形之手的動力，在保障私有產權、保護合約精神、容許買賣雙方自由選擇是否參與交易種種前提下，最終導致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人民亦最富足。但自由市場真的能駕馭得住貪婪使它不致為害嗎？政府是否也要出手干預市場？


金融海嘯源頭：美國政府

要深入分析金融海嘯的成因，便可得知問題正正是出自政府，不是出自市場。為甚麼金融海嘯前銀行對風險視若無睹，借出的按揭，幾乎是市值樓價的百分之百，而且對借貸人的償還能力不作像樣的審查？這是因為它們知道以後這些按揭合約可以都賣出去，合約中隱藏的風險與他們再無關係。是甚麼買家這麼愚蠢，肯不理風險購買這些後來變成有毒資產的按揭證券？最大的買家是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這二房的資金主要來自自己發行債券，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包括香港的金管局，都持有不少二房的債券，但為甚麼各地的投資者似乎不怕二房買入的按揭證券有毒？原因是大家相信二房是半官方公司，有美國政府包底！由此可見，引發美國次按危機，從而引爆金融海嘯的源頭，其實正是美國政府。假如美國政府沒有提出政治任務，鼓勵人民擁有自己的物業，與二房一早劃清界綫，顧及自己利益的商業銀行怎敢以身事險，胡亂借錢給不夠資格的購樓者？

 

更多有形之手 難解干預惡果

當然，金融海嘯成因複雜，我在拙作《中國與世界經濟大變局》一書中要花上數萬字才能稍為說清，其中又有投資銀行全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老闆，因而對管理風險缺乏誘因等等。但若問在甚麼情況下市場機制會失去應有功能，不能把自私轉成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們大多可發現背後政府干預的有形之手，早已在侵蝕市場無形之手的功能。

用更多的干預去解決干預所造成的惡果，是否可行？我對此悲觀。在研究貪污問題上，我在國際學術界中稍有名氣，我所知道的眾多結果中，其中一項便是貪污的存在必定源自某種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干預愈多，貪污的土壤便愈大。30年前大陸的房租被政府人為地壓在極低的位置，供不應求，很多人因為沒有房子，等十年也結不了婚，有權分配房子的官員頓成走後門賄賂的對象。大陸房地產逐步走上市場化後，這些官員也失去了部分收受賄款的條件，要當貪官便要尋找新的機會，亦即搞清不同的干預可為自己帶來多少權力多少油水。

 

(Sky Post   2012-9-25)

 

市場力量與政府 (雷鼎鳴)

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在1843年便宣稱香港是一自由貿易港，到了1860年以後，官方的經濟政策也正式以自由市場原則作根據。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治港原則，大可追溯至十九世紀，雖則歷任財爺對此原則所用的字眼屢有不同。香港過去的經濟繁榮很大程度建基於自由市場。


中國經濟改革派的旗幟

中國1978年以前，政府是無比龐大，計劃經濟佔主導，市場經濟被邊緣化，最終結局是1976年間國民經濟陷於崩潰邊緣。

八十年代後，陳雲提出鳥籠經濟政策，即政府仍主導經濟活動，但容許自由市場稍為擴充，有如一隻鳥只可在籠中有限空間活動。但鄧小平主張更徹底的開放，讓市場的比重及自由度更大，終於鄧小平壓倒陳雲一方，經濟亦猛然發展，自由市場自此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派的旗幟。


從鉛筆製造看市場規律

八十年代列根當上美國總統，戴卓爾夫人成為英國首相，二人都奉佛利民為師，強把政府在經濟中的比重壓低，市場力量得以抬頭，兩國的經濟沉疴得癒。

上述及無數其他例子都說明自由市場確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但世上大多政府官員對甚麼是自由市場其實都不甚了了，時常誤將馮京作馬涼。就算現任管治班子中，從其公開發言及文章可見，懂得市場規律的人也寥寥可數。究竟市場有甚麼功能？它又需要甚麼條件才能運作良好？

佛利民在《自由選擇》一書中用鉛筆的製造對市場有精闢的闡釋。世上有沒有人懂得一手一腳造出一支簡單的鉛筆？很可能沒有。造鉛筆要木材、石墨、擦膠（其實用油菜種子油與氯化硫製成）等等。哪裏來的木材？要有伐木工人供應。伐木工人又要有鋼造的鋸或斧頭。後者要有人開礦及要有工廠製造。從此可見，造一枝鉛筆其實涉及千百人的協作，而他們根本不用互相認識也不用見面，但協作過程卻十分順暢，我們要鉛筆時，只要跑到文具店購買便可，絕無複雜。

這是怎樣做到的？這不需要中央計劃，完全靠市場力量。假如多一些人需要鉛筆，後者的價格便會被推高，鉛筆商於是願意多生產鉛筆，他們自會多買入木材等材料，這些材料價格又因而被推高，這又刺激到多些人會跑去伐木等等。在整個過程，每一環節都是以價格的高低為指導行動的訊號，大家都是自願參與交易，政府不用干擾價格便可。

 

需要強勢政府

若說政府毫無功能也是不對。保護產權保護買賣合約的精神便需要政府。很多人其實沒有覺察到，要自由市場運作良好，必需要有強勢不怕政治壓力，但又甘於只是站在一旁維持市場規則的政府。

鄧小平、列根、戴卓爾、李光耀、香港殖民地的港督都有足夠實力頂着利益集團的壓力，市場容易成功。香港上任政府弱勢，市場就也搞不好。

 

(Sky Post   2012-9-24)

美國高失業 結構性或周期性？ (雷鼎鳴)

失業率在8％以上高企是美國社會的頭號問題，香港與美國隔着太平洋，港人可否只是隔岸觀火，對此事不加理會？

這不是最聰明的取態。港人雖然不能改變美國的政策，但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本意是把香港這艘小艇放在美國這艘十萬噸巨輪之上，從此平平安安不怕風浪，怎料誤上賊船，這船還是漏水的。美國的高失業率逼得聯儲局想爆腦也要把它推低，QE3會推高物價，此點爭議不大，但它真的能降低失業率嗎？



貨幣政策 非靈丹妙藥

按現時聯儲局聲稱的政策，每月對貨幣基礎增加400億美元，失業率不跌至低位，絕不停手；港人要知道港元匯率如何，通脹會怎樣，有多少錢湧入買樓買股，便惟有盯着美國的失業率。

貨幣政策素來都是經濟政策中極重要的一環，搞得不好，可出現上世紀30年代般的大蕭條。佛利民是貨幣主義者，但他卻不斷提醒我們不要把貨幣政策當成是靈丹妙藥，無所不能。假如高失業率只是周期性的現象，貨幣政策可以十分有效，但假如這是結構性的問題，貨幣政策卻是無能為力了。究竟美國的高失業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的？

所謂結構性失業，一般是指長期性的，或是指經濟結構中已產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從此世界不再一樣。例如勞工所擁有的技能或教育水平已不能滿足勞工市場的需要，或某些重要行業已變成夕陽工業等等。在失業率升得很高的時候，社會中容易出現一種聲音，經濟已出現結構性的問題，例如在2003年夏天，香港失業率升至8.7％，唐英年當上財爺後，也公開說過，他相信自己不會有機會見得到失業率回落至4、5％以下的水平，他當年顯然是認為香港的高失業率是結構性的。


現有數據 難斷定答案

高失業是結構性的還是周期性的，不是拍拍腦袋便可斷定，也不是我們發揮想像力，用即食麵的方法搞出不同「理論」不同解釋便可確認。唯一能說明真相的，只能靠實證研究發掘出的證據。我是一個實證主義者，堅持經濟理論要建基於真實世界的證據，對社會及政治問題，我取態相同。對閉門造車面壁構建出來的各種「理論」或甚至是陰謀論，無論他們聽起來如何「似曾曾」，甚至邏輯完整，只要它們沒有堅實的證據，我認為也是毫無價值。可惜港人對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認知不足，經常用陰謀論自己嚇自己，自尋煩惱。

不要低估美國人，他們的學術界做事縝密，QE3推出之前，已有多篇有關上述問題的實證研究出現，這些研究，包括伯南克本人的研究，大都發現美國80年代初及現在的高失業率並不涉及任何重要的結構性轉變。經濟復甦是很慢，但並無證據顯示其勞工市場受制於結構性失業，因此貨幣政策仍可能有效。至於會否有些結構性變化正在緩慢出現，現有數據未能反映這些變化，我們現在不可能回答這問題。

 

(Sky Post 2012-9-21)

釣島爭議 中國宜軍經兩招施壓 (雷鼎鳴)

假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有鴿派鷹派的話，我會把自己歸入鷹派。

鴿派的主要觀點可總結為中國經濟仍處於增長期，不應分心與別人爭鋒，領土爭議可待以後再解決，況且強硬的軍事行動不見得能解決複雜的國際關係問題。

鴿派的觀點其實很有道理，不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上有些事是無可奈何的。日本政府欺人太甚，中國在捍衞國土問題上若不強硬堅決，只會更使日本與美國步步進逼，沒完沒了。我在8月20日本欄拙作《日本的民族性與釣島策略》中曾說過，據美國人類學家的研究，日本的民族性十分古怪，「見高就拜，見低就踩」。蔣介石戰後對日本採用「以德報怨」的政策，換來的是日本不肯承認有「南京大屠殺」；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兩個原子彈，日本卻對美國畢恭畢敬。對如此的國家，不強硬怎行？

若要強硬，便需要有軍事與經濟作為後盾。中國的國防開支，據官方數字，2010年為5333億元人民幣，佔中國GDP的1.33％。美國政府一向認為中國軍費遠不止此，CIA的《世界事實書》（World Factbook）認為中國的軍事開支應佔GDP的4.3％，比例比美國的4.06％還要高。但美國的數字有政治目的，不可相信，所以我寧願用2010年世界銀行的估計，即中國的國防開支佔GDP的2.01％，美國的則是4.83％。

 

保護領土資源 不得不擴張軍力

日本的後台是美國，後者的GDP目前大約是中國的兩倍，按上述數字計算，美國的國防開支幾乎五倍於中國，再加上美國所擁有的科技力量，中國短期內難以有實力挑戰美國。不過，美國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茉莉花革命後，中東局面仍不見穩定，美國自己的經濟仍陷困局，我不相信它會願意為日本令自己捲入一場不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對華戰爭。美國最希望做的是不斷向中國的鄰國售賣軍火，這地區爭端愈大，它的軍火商賺錢亦愈多，所以美國不會介意中國與日本或越南菲律賓等國劍拔弩張，但它不會派兵參戰。

這局勢對中國不利，但中國仍是不得不適度擴張軍力的，雖則定會增加鄰國購買美國軍備的誘因。九年內中國便要面對另一問題。越南在1971年已開始非法佔領了南海諸島中屬於中國的40多個島礁，據《紫荊》雜誌報道，越南在27個島礁上部署了大量火炮、坦克、碉堡等。若此等佔領超過50年，中國就算原本有多少領土理據，在國際法中都要吃大虧，所以中國有可能需要在2021年在南海有適當軍事行動，不能不擴建海軍，保護釣島及南海領土資源。

 

經濟制裁 日復甦更難

對日本頗有效的懲罰不一定是倚靠軍事，而是經濟。2010年日本對中國的出口是2978億美元，佔日本GDP的5％，其對華貿易盈餘也高達GDP的3％，中國若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日本的損失會遠大於中國，日本經濟更難望復甦。中國當然也可不再向日本出口稀土。軍事經濟兩招同出，但主要靠經濟，可能是目前最好政策。

 

(Sky Post   2012-9-20)

 

政治激化 比例代表制非關鍵 (雷鼎鳴)

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是所謂的「比例代表制」，很多評論人都認為這是香港政治走向極端與激進的制度上的根源。

「比例代表制」源自歐洲，在不少國家大行其道，有研究指歐洲的超高福利制與它也大有關係。但甚麼是「比例代表制」？它是「多議席單票制」的一種形式，即某選區有好幾個席位，但選民每人只可投一票（或稍多於一票亦可）。參選人可自行組成多人的團隊參選，或自己個人參選亦可。選民向自己最喜歡的團隊投下一票。

假設總共有100選民，但有10個席位，那麼得到10票或以上的團隊便可有一人當選；若有20票或以上，該團隊可有二人當選；但若得票不足20，例如只得18票，團隊中的第二人便要以8票的身份與其他的候選人競爭，餘此類推，誰得到的「剩餘票數」最多誰便可當選。


多議席單票 少數騎劫多數

以上所說，不少港人都耳熟能詳。在此制度下，就算只有少數選民支持，隨時也可晉身議會。某些政客可以抓緊這一點，專門討好在政治光譜上處於極端的選民，做事愈出格愈易獲選。有人認為此制度可以保護少數，但反對者卻認為這是容許少數人騎劫多數人。例如，就算九成的選民反對拉布，一成贊成，但在選舉中，這九成的選民也懲罰不了拉布的議員，因為他們得票就算不足一成也可進入議會。

不過，我們只要細想一下，「比例代表制」其實並不是造成政治激化的關鍵所在，真正的問題在於「多議席單票制」。只要選區中議席夠多，又每人只能投一票，那麼只得極少數人支持的候選人一樣也可當選，無論用「比例代表制」還是其他的計票方法都是如此。香港的政黨似也已經明白此點，選舉時已慢慢主動改用單人「團隊」參選，以前多位「明星」組成的團隊討不了好，今次團隊中排第二名的也紛紛下馬，單打獨鬥有時可能更有效率。


改變現況 方法多的是

甚麼選舉形式才可改變少數騎劫多數的現象？方法多得很。美國國會議員眾多，每人都來自自己選區，但選區是「單議席單票制」，只選一人。候選人若走偏鋒路綫，很難取得多數票當選。香港若劃分為35個選區，每區選出一議員，騎劫現象可消失。

若選區保持五個，但用「多議席多票制」，後果一樣。眾多中間選民會把手上的幾票都分別投給走中間路綫及最得民望的幾位候選人，若不容許把自己所有的票都集中只投一人，走極端路綫的，絕難勝出。

用所謂的「波爾達計算法」（Borda Count）也可起到同樣效果。例如選區有五個議席，選民可把五票投給最喜歡的人，四票給第二喜歡的，如此類推。

另一種性質接近的方法是選民可以投一支持票及一反對票。走極端路綫的可能只得到少數支持票，但大量反對票，總得分是負數，如何有臉當選？

不過，社會若一日不回歸祥和，中間選民佔絕大多數，選舉也不可能靠立法會自行改制。「多議席單票制」的得益者怎會不激烈反對？

 

(Sky Post 2012-9-19)

「操控」2017年特首普選？ (雷鼎鳴)

上周四我在拙作《選舉結果與民意背馳》中用一個簡單例子引伸出幾個在數理經濟學家中廣為人知的結論：1.就算民意不變，用不同但又都是公平的選舉方法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選舉結果；2.選民未必會根據自己真正的偏好誠實投票，他們有誘因通過策略性投票「操控」選舉結果；3.倘若很多人自作聰明，不誠實投票，最不受歡迎的候選人可能勝出。

不要以為上述的只是理論，在實際世界中不會發生。這些結果並不要求選民特別聰明機詐，也與他們各自理念的強烈程度毫無關係，只要有投票制度，上述現象都隨時可出現。


分薄對方票源增勝算

十多年前，有種普遍的說法是民主選舉結果可正確反映民意，我當時已撰文指出此說不確。今天各流派的政黨及其選民早已因應現有選舉制度學懂各種應對策略，政黨主動在不同選區配票，或選民自行配票，其實都在各自「操控」選舉結果，他們不見得都是IQ爆棚，只要是涉及自身利益的，人民都會很快學懂一些有用的技巧。泛民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失利，總結經驗，當不會認同結果已準確反映民意，更大的可能是埋怨自己策略失敗，技不如人。

 

甚麼樣的選舉局面是難以操控的？假如只有兩個選擇，例如選舉中只有A與B兩名候選人對決，那麼選舉中選民只能各自歸邊，不能靠策略性投票改變結果。
不要這麼快便低估選民或政黨的創造力，就算知道二人對決時無法「操控」結果，若要增加己方勝算的，還有多種方法，其中一種便是分薄對方票源。


2000年戈爾敗選 激進派搞局

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本是小布殊與戈爾對決，二人支持率十分接近，戈爾最後飲恨的原因是他在關鍵性的佛羅里達州輸掉537票，致使整個州的選舉人票都要投給小布殊。為甚麼戈爾會輸？這是因為選舉中冒出了第三位候選人納德（Ralph Nader），打破了二人對決的局面。納德是個左派，戈爾可視作中間偏左，小布殊則是右派。納德的出現，顯然會分薄戈爾的票源，對小布殊則無甚影響。納德在佛羅里達州雖只得到1.63％的票不可能勝出，但已足夠使到戈爾敗北。沒有納德這位激進派搞局，該次選舉戈爾會勝，這已是熟悉美國政情的人的共識。

香港2017年便開始普選特首，會否出現近似2000年美國選舉的局面？五年後或更悠久的將來，政治環境會變得怎樣？我們當然難以預料，但我們不妨假設泛民與建制派都各自推出有實力取勝的候選人，他們甚或是旗鼓相當。不過，假如有一方的激進派認為自己的代表人物才能當特首，也推出一候選人，那麼結果可能也會如2000年美國的選舉一樣。

 

(Sky Post  2012-9-18)

 

QE3背後的政策考量 (雷鼎鳴)

自去年開始，我一直相信聯儲局定會推出QE3，時間會在美國大選之前， 但不會早太多。這個推論道理簡單，美國失業率無法跌破8％，大大不利於奧巴馬的選情。而QE3 這類貨幣政策，若是成功的話，有機會把失業率暫時推低；不過，推低後有可能反彈回升，所以QE3 若是搞得太早，投票前失業率回升，對選情破壞可能更大。

 

兩周前貝南奇在傑克遜洞（Jackson Hole）的演講語焉不詳，我在被訪問作評論時，已預感他可能有動作。中央銀行出招前，慣例是不露風聲，行動必須使人感到突然，才能把效果最大化。現在9 月中宣布推出QE3，應是時間早經計算精準的動作。

 

 

貝南奇另有所圖

 

美國現在頭號的經濟問題是如何降低失業率。按照傳統的菲里蒲斯曲線（Phillips Curve）理論，增加貨幣量引致通脹後，可能造成短暫的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僱主眼見自己銷售的物價上升，可能誤以為是生意突然好轉，更多的人願意購買自己的商品，而不知這只是百物騰貴所造成的假象。在發現真相之前，僱主可能會多僱人手，去應付他誤以為正在上升的生意。但到得悉真相後，又會把多餘的僱員開除掉，失業率短暫下跌後又再回升。

 

從此可知，政府的按照傳統理論，貨幣政策有其局限性，就算能生一時之效，終也會被人民識破真相，效果迅速消失。假若人民一早已預期政府將搞量化寬鬆，大印鈔票、通脹重臨，那麼他們就算見到物價上升，也不會推斷為自己的產品比前受歡迎，毋須多僱員工，整個QE3 便完全失去降低失業的效用。

 

若上述所說屬實， 那麼還搞什麼QE3？貝南奇並非省油燈，從這三次的量化寬鬆的細節推敲，他是另有所圖，雖然他不見得容易成功，我們先回顧一下這幾次量化寬鬆的細節變化。

 

聯儲局的QE1 是2008 年11 月25 日開始，當時它宣布要買入6000 億元（美元．下同）的債券，而其中5000 億元是與房地產作基礎的證券（Mortgage-based Securities, MBS），當中不少被當作可能是有毒的資產。

 

聯儲局此舉屬於「擴大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 expansion）的手段。

 

聯儲局多「印」鈔票（其實並非真的印刷），付錢給銀行，等於擴大了自己的負債。銀行把手持的MBS 交給了聯儲局，後者的資產也便增加了。這個政策當時的用意，是打救金融海嘯後岌岌可危的銀行體制，降低失業率並非其主要目標。

 

銀行經歷了次按危機後，突然發現持有的MBS 可能都是有毒廢紙，價值存疑，聯儲局肯把它們買走，自是額手稱慶。

 

若無QE1，可能有一批銀行早已倒閉。

 

從數量而言，QE1 涉及的數量是驚人的。2008 年9 月，美國銀行體制的貨幣基礎（包括流通及儲於銀行倉庫中的鈔票及銀行的儲備）大約有8750 億元，QE1 的第一階段竟要向貨幣基礎注入6000 億元，等於69％增長！若銀行不是把這些新增較安全的儲備都存放倉庫中以作壯膽之用，美國的貨幣量可能也會增加69％，通脹必極為高企。

 

2009 年3 月18 日聯儲局又宣布要推動QE1 的下半部，要買入7500億元MBS、1000 億元機構債券、3000 億元政府長債，手筆更大，美國銀行體制的儲備是更瘋狂地增加。

 

但儲備歸儲備，流通的貨幣量卻並沒有增加多少，通脹率也不高。

 

2010 年11 月3 日，QE2 也終出籠，聯儲局宣布打算再買入6000 億元政府長債，這次沒有在私人機構手中買入MBS。它的目的似乎不在吸走銀行的有毒資產，而是繼續保持低息環境，以誘發企業重新出發的力量。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也一直定格在低無可低的接近零水平。

 

2011 年9 月21 日聯儲局眼看美國的經濟及就業仍無顯著復蘇，惟有再次出招，這次倒不再倚靠聯儲局擴大資產負債表的量化寬鬆，而是改變資產負債表組合的所謂操作扭曲（Operation Twist）。

 

聯儲局宣布要於2012 年6 月前賣掉4000 億元的政府短債，再買入同等數量的政府長債。這樣做可把長債息率壓低，希望有利企業決心作長線投資。

 

 

聯儲局須取信市場

 

上述政策有無效果？QE1 的確有助防止美國金融危機擴散。QE2繼續把息口壓低，但對降低失業率顯然起不了大作用。貝南奇認為，包括操作扭曲在內的政策已起了一點作用，否則GDP 會比目前更少了幾個百分點。現在新的挑戰是，在利率近零（或負實質利率）的環境下，聯儲局是否已廢了武功，無所作為？貝南奇用操作扭曲時，顯然已不同意此說。推出QE3 又有沒有新的玄機？

 

在傑克遜洞各國銀行家的會議中，有一篇學術論文大出風頭，今次QE3 的設計靈感可能也來自此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 ）【註】，此君是我在芝大讀本科時差不多同期的同校同學，但我不認識他。伍德福在芝大任教過九年，後來在普林斯頓與貝南奇做同事，並合作過研究，近年則轉到哥倫比亞。

 

文章回顧了有關貨幣政策的文獻，並特別針對利率歸零時的政策。伍德福認為，要增加經濟活力最重要的是管理好預期。現在利率雖低，但投資者經過金融海嘯後，早已是驚弓之鳥，他們擔心一旦增加投資，利率隨時回升，那時便可能受困。

 

因此，要讓他們放心投資，必須令他們相信利率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不會上升，就算經濟復蘇，利率也不會這麼快上升。

 

此話說來容易，但要市場中人相信聯儲局的承諾殊不簡單。貝南奇早已把低息環境的屆滿期限一推再推，但勞工市場中的失業率硬是無動於衷。

 

不可不知，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在改變政策前，大都會信誓旦旦保證政策的延續性（金管局一直都說不會改變聯制，此說是否可信？）。問題的關鍵是聯儲局如何取信於民？

 

伍德福認為「名義GDP 水平標靶」（Nominal GDP level targeting）雖不盡如理想，也是不錯的方法。金融海嘯後，美國的名義GDP 水平與增長速度都下跌了。假若沒有海嘯，經濟軌仍按以往步伐增長，那麼今天的名義GDP 應比現在所見的高出16％左右。所謂「名義GDP水平標靶」政策，便是用貨幣政策把名義GDP 推回過去的軌，這便要求名義GDP 要增長16％以上，然後再保持正常的每年4％至5％增長速度。

 

GDP 這麼容易推高嗎？要推動扣除通脹後的實質GDP 的確不易，短期內增加16 ％更是癡人說夢。但伍德福所說的是名義GDP，只要通脹夠高，就算實質GDP 不變，名義GDP 也可以很快上去。

 

要通脹嗎？中央銀行都優而為之，印鈔票便可。

 

這個政策的目標是告訴人民，GDP一日未回到過去的軌跡，聯儲局都會不惜一切，大印鈔票，保持利率低企。因為有了明確的目標，而且有工具可保證能達此目標，所以容易使人民相信聯儲局的承諾，企業對前景有了信心便可開動機器、多僱工人，停頓了的經濟可再起動。

 

這算是一個新的政策方向，我相信第一次實施可能對不少企業有作用，大家都因聯儲局的保證而較放心投資。不過，長遠而言，它將來是否仍有成效卻難說得很。

 

 

偏離承諾即失效

 

聯儲局只要有一次偏離了它的承諾，大家便會對該政策失去信心，政策也因而失效。假設四年後，名義GDP 早已達標，但實質GDP 卻只是稍有上升，達標的原因是物價變得很貴，到時聯儲局可能便要面對新的政治壓力，要緊縮貨幣、壓縮通脹。但如此一來，則等於要推低名義GDP，脫離原來的軌跡了。若經此一役，名義GDP 的標靶，未必再能使投資者安心。

 

今次的QE3，尚未以名義GDP 水平作為標靶，但性質相同。貝南奇沒有設下政策完成的限期，但卻表明每月要用400 億元買入MBS，直至失業率顯著回落。這種無限期的承諾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風，也許可以得到預期效果。

 

不過，將來若失業率只是下降少許，但通脹厲害，貝南奇是否仍能堅持每月400 億元的承諾，現仍言之尚早。

 

不論美國的失業率是否能回落，美國的銀行體制每月有了多400 億元的儲備，貨幣供應量終也會增加。每月400 億元等於一年4800 億元，是現在貨幣基礎的18 ％。部分通脹會輸出，香港的樓價股票應可得一段時間的支持。

 

註： Michael Woodford, Methods of Policy Accommodation at the Interest-Rate Lower Bound , 2012-8-20.

 

(HKEJ   201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