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去了趟北京大學，是為參加林毅夫教授的學生與朋友為祝賀他六十大壽而舉辦的「新結構經濟學」學術研討會。
毅夫是長期在科大工作的老同事，他的大喜，我是必須代表同事去的。在晚宴中，科大同事王勇教授為他準備了一連串的錄像放映，都是包括多位諾貝爾得獎者在內的名家祝賀與評價毅夫學術成就的錄像，欣賞和讚美之詞溢於言表。但我腦中所想到的，卻是一位未能到來、卻又很可能是毅夫最重要的老師， 他是2003
年已離世的約翰遜（D. Gale Johnson）。回來後翻讀他的文章，深信這位低調教授的著作是破解中國經濟發展軌跡的關鍵人物， 「十八大」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任後更可能如此。
有「月下追韓信」的誠意
約翰遜是什麼人？記得諾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曾說過，約翰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曾培養最多知名中國學者的人。這些學者我不少都認識，在內地的確有巨大影響力。約翰遜生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農業經濟權威之一，當過芝大學術副校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經濟系系主任等職。芝大沒有農業經濟系，但靠約翰遜、舒爾茲（Theodore
Schultz，1979 年諾獎得主）、格烈力吉（Zvi Griliches）等人同在的時刻，也能把其農業經濟打造為當世第一。
先不談他的學術而談他的為人。芝大經濟系人數雖不多，但人人有極獨特的個性，把這批人凝聚在一起不容易，當過系主任的很多都會明白此言含義。2000
年諾獎得主赫克曼（James Heckman）也是位個性鮮明的人，據毅夫所引述赫克曼的說話，他打消到耶魯，留在芝大，也是靠約翰遜「月下追韓信」的誠意所致。
對窮困農民的關愛
2003 年克拉克獎章得主、Freakonomics
作者李維特（Steven Levitt）十多年前到芝大不久後有失子之痛，當時他尚未成名，但約翰遜卻不僅勸慰他，而且肯以八十多歲高齡資深教授之身替李維特代課，後來還幫助李維特到中國收養棄嬰到美國撫養（約翰遜本人便有一孫女，也是中國棄嬰，他對她非常疼愛），李維特雖時被人挖角，但他至今不為所動，約翰遜付出的真誠功不可沒，這是我們有負上行政責任的人都應學習的。
約翰遜與中國之緣結於1980
年，那年他與舒爾茲同到中國訪問，當翻譯的正好是從金門潛泳到福建投奔中共不久的林毅夫。
從1980至2003年，他到過中國三十多次，有時還一年去多次。到中國幹什麼？除了講學及向各級領導人提出意見外，便是與學生一起做研究，大量考察中國的農村。讀他的論文，深覺他對中國農村認識之深，少人能及。
我自己與約翰遜結緣，是曾念過他一門本科生及一門博士生的課程，當年不適應他以大量實證授課，覺得沉悶，後來才明白這些學問的價值。最後一次見他時，應該是2002
年夏天，他路過香港，我們邀他到鯉魚門晚宴，那趟芝大的神學院教授余國藩和張五常也在座，其時約翰遜已患上肌肉萎縮症，木無表情，不久於人世，但仍要風塵僕僕地進行他的研究；毅夫說他春蠶到死絲方盡，是很貼切的。
是什麼力量使約翰遜在晚年這麼重視中國的發展？芝大是有名的反共大本營，約翰遜也絕不是親共之人，他在學術界地位崇高，名利對他已無意義。我相信他是為了對人民、尤其是窮困的農民的關愛之情，而且確信經濟學可以真正幫助他們，才肯如此鞠躬盡瘁。我中學畢業時已立下人生志願，便是想方設法讓中國人民脫離貧困（見1995
年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的自序），我的意志力當然不可與約翰遜的堅毅相比，但能一直堅持至今，約翰遜等老師的身教卻已變成自己的鞭子和提燈（套用陳映真一小說集的序言）。
對中國經濟的讚罵
千萬不要以為約翰遜只是老好人，他批評中國政府的政策時是十分尖銳的。例如，大躍進死了三千萬人，他認為若非政策失誤，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1958
年中國的真實糧產2 億噸，破了歷史紀錄，但在1959 年卻因各級官員層層誇大，虛假報告上級，致使一度以為當年可生產5億多噸。中央受到誤導，以為糧食多得不得了，竟下令把糧食耕地減少10％，並大幅把糧食出口增至420 萬噸，而當時糧產已跌至1.7 億噸，加上大煉鋼與生產，人民有巨大工作負荷，需要更高的熱量，於是饑荒接踵而至。
約翰遜談到大躍進扼腕嘆息時，每有提到一位1983
年他遇到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在大躍進時只是小孩，據他回憶，大家在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飯時，最初有很多很好的食物，他經常去吃，但後來卻突然挨餓了。居安而不知思危，是中國文化所反對的。但為什麼不知危之將至？
說穿了是有些人不敢說真話。我的資深讀者都知道，我在寫文章時都習慣性地用大量隨時可以任人查考的數據支持論點，我相信實證是分辨真話與故意或是不經意的假話的最佳標準，有時說出來的話有人不喜歡聽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約翰遜的精神正是我的執著的動力之一。
正因為約翰遜敢於罵，他也就敢於讚。當然他的敢讚，也造就了他的敢罵。他行動的準則以真理為標準，不會因讚或罵而感到道德上有任何虧損。中國經濟增長破了多項人類歷史紀錄，不能不說是奇跡，但約翰遜最稱讚的，卻是中國的政策制訂者清楚而準確地明白到要把農民的潛力發揮出來，農業政策必須有一系列巨大的調整。這些調整不易，有些已有大成就，有些還待努力，但外行人往往不知在一個大國作出這些調整的艱巨而冷嘲熱諷，對此我很為那些在神州大地上幹實事的人感到不值。沒有他們，中國農民的實質人均收入哪會比1978
年上升十數倍？
新領導人應懂農民
約翰遜認為農業工作人口必須減少，到了2030
年，他估計農業工作人口只應有1億人左右，城鎮工作人口則可增至9 億人。
要提高農民的人均收入，必須是較少的人口也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農村人口不減少這怎麼行？但問題在農村人口移民到城鎮後，留下來的人的生產力如何才能提升？不提升的話是保不住產量、養不活十多億人口的。
怎樣提高生產力？芝大過去的農業研究中有大量證據指出投資在農民教育及農業科研的重要性。農民教育尚有一好處，當他們移民至城鎮時，可以較易在那裏找工作及適應生活。但可惜農民在教育機會上仍受到嚴重的歧視。
假若到了2030
年城鎮工作人口高達9億人，那麼未來十多年城鎮人口還需要增加多少？去年城鎮人口已超過總人口的51％，但大業顯然未竟，若按約翰遜對人口推算的軌跡，城鎮工作人口還要增加兩億多，總人口便要增加更多了。這是一個什麼概念？
這意味未來的二十年，每年城鎮須要多增加一千多萬個職位！去年城鎮總人口增加了近一千八百萬人，正是沿這十多年前約翰遜估計的軌走下去。
這麼多職位如何創造出來？自然是要靠長期性的高速增長，但這可行嗎？我傾向樂觀一方。
張五常說過，大陸經濟有此成就，一定有些事她做得很對，而且對得不得了，他過去的一些大作便是要找出這些對的地方。我同意他這個觀點，但我樂觀的原因卻是因為我在內地到處亂跑，倒是發覺她錯誤的政策太多。只要每糾正一個政策錯誤，經濟便可更上一個新台階，既然錯誤仍這麼多，當然仍有很多的台階可上。我自許的任務，便是找出這些錯誤。
要做到這點，顯然尚需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決策人糾正錯誤的能力。在政治問題上，內地不易改動，但在經濟政策上過去糾錯的能力卻很強，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正是克服一個個錯誤才會達到，這些都是研究中國當代經濟的人所熟知的。在這過程中，有時也會有新的錯誤出現，例如近年的國進民退便是。
「十八大」在即，新的領導層會走什麼路線？改革開放已是不歸之路，上月我在清華的一個論壇中與一眾內地頂尖政治學者同席，他們自然都十分了解內地的政治情況，但可惜大家對未來領導層的路線，仍是眾說紛紜。不過，大家似有一共識，便是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有幾年上過山、下過鄉，很明白農民。在中國社會，不明白農民而施政可能十分容易出錯，但既然他們都懂農民，李克強更是經濟博士，與約翰遜經過多次實地專業考察後得到的發展策略判斷，希望較易有共鳴。約翰遜的論文，早有中文翻譯本，是林毅夫、趙耀輝兩位北大教授所譯，多讀有益有建設性也。
筆者按：我近來在學校教研任務都極度繁重，每周寫長文一篇每易引起睡眠不足，所以自下周開始只能不定期撰文，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