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8
日薩金特（Thomas
Sargent，《信報》舊譯沙琴德，為免混淆，今從內地用薩金特的譯名）應城市大學之邀到港發表題為〈昔日的美國、今日的歐洲〉的演說，座無虛席。背後發功作邀請人的相信是關蔭強教授，可惜他今年反而不在香港。
薩金特是2011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得主，有人認為以他貢獻之深之廣， 應起碼得到1.6
個諾獎。薩金特是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大師，是動態經濟及理性預期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經濟學界無人不識。但很多人沒注意到的是，他同樣也是頂尖的經濟史專家，對歷史上的特大通脹及歐洲的失業有深刻的研究。我在明尼蘇達時上過他兩門宏觀經濟課，在出版第一篇關於經濟史的論文時也得過他不少提點，一生受用不盡。
美立國初期中央無權
薩金特在港的演講其實也是他去年接受諾獎時在斯德哥爾摩的講辭，他選此題目顯然大有深意。他劈頭第一句便謙稱自己英語說得不好，因為慣用的語言是數學。此種作風不少行內人倒是都知道，他與人討論經濟時，喜歡用方程式精準地表達，因此之故，他鮮有興趣與政府中人或媒體接觸，但他對經濟學的影響卻仍是深遠之極。
薩金特演說中大部分時間用在分析美國建國初年的一段經濟史，經他一說，這段塵封的歷史的確發人深省，不但對了解今天的歐債危機大有幫助，對於香港甚至中國的未來，都很有參考價值。
美國1776
年獨立戰爭打響後，並無今天美國所擁有的憲法。它的開國之父在1777 年底撰就了一份只有五頁紙的《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接著交給十三個州修訂及認可，1781 年初正式生效。
這份《條例》是美國立國的依據，但「統率」十三個州的中央政府其實並無多少實權。中央政府有一國會，但國會不可自行徵兵，士兵必須由各州派遣。總統也無實權，他只是等同國會的議長，開會時當當主席過過癮。中央沒有國家主權，主權都在各州手上。聯邦法院當時並不存在，中央政府對貿易關稅等也沒有話事權，最要命的是它不能向國民徵稅，只能提醒各州交稅，若它們不加理會，中央政府也是無可奈何的。
當時英國向美國打貿易戰，以懲誡美國的不聽話，但中央政府因不能統一各州的貿易政策，於是也陷於被動局面。若要修改《條例》，要十三個州全體同意才可進行。
由上可知，美國當時的邦聯制十分鬆散，中央政府受制於《條例》，弱不禁風。
1783 年美國從獨立戰爭中走出來，中央政府及各州都欠債纍纍，州政府尚可向人民徵稅，但中央政府連貿易關稅都沒有，更遑論入息稅等等。佛利民常言，只有危機才會真正改變政府，而當時的中央政府欠債既多，又無力償還，如何是好？
「聯邦人」最後險勝
美國用的方法是重寫一份全新的《憲法》，並在1789 年3 月4 日正式生效。
這份《憲法》是美國最高的法律根據，它給予了中央政府，或現時可稱為「聯邦」政府，大量權力。總統有組成內閣的行政權力，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制衡，國會可直接徵兵，聯邦法院制度確立，等等。最重要的是聯邦政府可直接向人民徵稅及徵收貿易關稅，用以支撐聯邦政府的開支。
這個改變來之不易，當時有支持者，史稱為「聯邦人」（Federalists），他們的代表人物是當過財政部長的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麥迪遜（James Madison）及濟義（John Jay）等，這三位開國之父在華盛頓總統的支持下，在報刊上發表了八十五篇文章為新憲法護航，這批文章後來稱為《聯邦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是當年我在芝大一年級時的必修讀本。雖有這批傑出人物為新《憲法》護航，反對者（Anti-Federalists）一樣實力強勁，《憲法》也只是僅能通過。
為什麼會有強大阻力？原本的《邦聯條例》用意明顯，就是要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免被中央政府徵稅的權利。但如此一來，借了錢給中央政府打仗及提供各種服務的債權人，卻由於政府無力還債而利益得不到保障。究竟人民不用交稅的利益重要，還是債權人的利益重要？這正是當時問題之所在。
「聯邦人」最後險勝，從此改變美國國運。他們之能勝出，部分原因是當時政府的徵稅能力大約只佔GDP 的1％到2％，政府可謂太過細小，不能有效貫徹國防和政府各種合理職能，這與今天政府開支等閒等於GDP 的幾十個百分點不可同日而語，適當擴充政府開支及權力當時實有必要。
另一個原因是經濟天才咸美頓的策略。
當時各州政府同樣也是欠債纍纍（中央及州政府欠下等於GDP 四成的債，當時是大數目了），但咸美頓主張聯邦政府應為州政府包底，把州政府的債務全部攬上身，這對減少各州的阻力，無疑起到重大作用。
包底引發道德風險
包底不是會引發道德風險嗎？乾脆賴賬是不是更好？這個沒錯，但當時的現實是大家都對美國中央與州政府的還債能力存疑，息口因而高企，債券價格要大打折扣。倘若美國政府能樹立威風，有效地徵稅並還債，借貸成本可望下降，收支更易平衡。賴賬的話美國政府聲譽破產，未來借貸成本一定會急升，不利長遠的理財。
不過，包底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卻不會自動消失。到了1830年代，不少州份已因經濟衰退而欠下巨債，當時債主仍願意把錢借出，原因也正正是他們相信聯邦政府最終會包底，在1840 年代，經過多次辯論後，聯邦政府終於決定不再為州政府包底，各州財政要自求多福。這次政策巨變雖使政府的聲譽受損，但卻促進了州政府的良性發展，很多州都重寫其憲法，保證其量入為出，收支平衡。
現在回到今天的歐洲，歐羅區諸國因共用歐羅而被扯在一起，這等於是它們都參加了一個貨幣同盟，但因各國財政獨立而沒有參加一個財政同盟。美國建國之初時十三個州是被《邦聯條例》鬆散地被連在一起，但它們甚至沒有共用貨幣，財政上也各自為政，其鬆散程度更甚於今天的歐羅區諸國。
正如上文所述，這個沒有財政及貨幣聯盟的邦聯體很快便陷入財政困境。解決之道之一是乾脆廢掉「合眾國」這個邦聯體，各州變成獨立國，自家顧自家。若歷史是這樣，除了沒有美國這個強國外，經濟損失倒也不一定很大。
歐洲今天情況卻是比美國建國初年更麻煩。歐羅的貨幣聯盟把這些國家綑縛著，若有任何一個國家退出，對金融界的衝擊可大可小，歐羅甚至可能兵敗如山倒而瓦解，損失會遠大於只得十三個州時的美國。若貨幣聯盟不能動，但各國又不願放棄主權，參加財政同盟，後果又會怎樣？
香港要北京打救？
答案是道德風險容易泛濫，看看希臘便可知曉。從希臘的角度而言，增加政府開支派發福利懶於徵稅可得人民歡心，就算出現巨債也可有恃無恐，不愁歐盟不打救，因為如果不救，歐羅區可要承受巨大風險。歐羅成立之初，本有要求各成員國限制赤字在GDP的2％之內，但從實際發展看來，此類限制形同虛設，根本起不了作用。
歐洲就算能渡過今次的債務危機，其前景也是危機四伏，這是因為沒有財政政策配合的貨幣聯盟，實在有著先天性缺陷。若不想歐羅瓦解，長遠的解救之道只能像美國當年般重寫一份《憲法》，各國都放棄部分主權，加入一個新的財政同盟。
香港又可得到什麼借鑑？
香港目前有豐厚的儲備，暫時不會有財政危機，而且尚有還富於民的能力。不過，若政府的經常性開支因福利主義而大增，一二十年內其財儲便可使用殆盡。香港沒有自己的獨立貨幣政策，因為它加入了美元的貨幣聯盟，亦即正在使用的聯繫匯率。若政府不能靠印鈔票去應付財赤（美國開國時情況與此相似），便只能靠發債。
因為中國政府並沒有要求香港向其交稅，所以從技術上而言香港與中國內地並未算組成財政聯盟。不過，從過去經歷看來，香港在經濟不景時，常會要求來自北京的「大禮」，財政聯盟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將來若香港這一地方政府出現重大債務危機，甚或因此而引發政治危機，香港會否得到北京的財政包底？這雖是遠慮，但無人可以說這絕不會發生。
北京願不願意包底？這很難說。美國聯邦政府1790 年代願意為各州包底，但1840 年代卻不肯，蓋因情況不同也。但中央若要替香港埋單，以後勢必對香港的財政進行較嚴苛的監管，香港的財政政策會失去獨立性。中央政府顯然不願見到此事出現，所以在《基本法》中早已要求香港政府量入為出，這正如1840 年後，美國多個州都因得不到聯邦政府包底而把平衡預算加入自己州的憲法中。但保持量入為出這麼容易嗎？
也許有人認為，大幅增加開支也不會造成赤字，因為政府可增加稅收，尤其是利得稅。不過，在資本高度流通的香港，利得稅一旦提高，無疑是鼓勵資金外流，不利金融中心的發展，得不償失。
香港的福利派早已抬頭，政府是否尚有保住審慎理財招牌的意志？我相信很多人對此都殊無把握。但不恪守審慎理財原則卻會輕易把香港推入更須倚靠內地打救的困境，而爭取免費午餐的一些政黨又往往是事事要與內地保持距離的同一群人，世界便是這樣地弔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