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我接到一封梵蒂岡寄來的函件，邀我參加一個名叫「百年基金會」於5月主辦的研討會，主題是全球性的收入不均。這個「百年基金會」的主要功能，似乎是為梵蒂岡籌募經費，但每年都有舉辦大型研討會，探討重大社會問題。去年5月我也曾應邀參加它的研討會，主題是失業問題，參加者多是歐美的經濟學家及企業界人士， 講者都可覲見教宗，今年與去年我似都被當作是唯一的亞洲「代表」。看其主題，不由對梵蒂岡的「入世」感到驚喜。
今年1月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 有報告列出未來十年全球要面對的三十一種風險，而收入不均、極端天氣和失業正是前三位最可能出現的風險，梵蒂岡的選題與世界經濟論壇何其相似！對此邀請，我當然不敢怠慢，況且收入不均是我長期關注的問題，怎能不下工夫準備？
基尼系數 初現降勢
收入不均是經濟學一個核心問題，它受到重視，自有其原因。收入不均與財富不均是兩個緊密相關但不盡相同的概念，後者近來因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書而受熱議，本文先集中討論收入不均問題，下周再評論皮凱提一書。
討論收入不均先要搞清楚一些相關的數據，以及這些數據應如何解讀。我在梵蒂岡的會議中認識了一位本來在世界銀行當主要經濟師（Principal
Economist）、但現在已加盟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生院的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米氏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構建了一套包括全球94％人口入息的數據庫，使到研究全球收入不均可變得有根有據。他原本沒有香港的數據，我也轉送了一套給他。又紐約市立大學最近從普林斯頓挖走了克魯格曼，重要武器便是該校有一個叫「盧森堡入息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內中儲有大量各國收入數據，我到過其網站，發現有些數據頗為有用。
從米蘭奴域搜集的數據中，我們可得到一些頗使一般人出乎意外的結論。最重要的一項是，儘管自歐洲工業革命後，量度全球人口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總體呈上升態勢，但最近十多年來，世界的收入不均首次出現下降！
要了解此一與不少人印象不符的結論，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宏觀視野，才不致忽略一些決定收入分布的重要因素。按過去的做法，若要量度國與國之間貧富如何不均，最簡易的方法莫如找來每一個國家的人均GDP，並把每一國都當作一個單位，再計算出她們之間的「基尼系數」。但這方法有明顯缺點，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小國與一個有十億人口的大國，在計算上都用相同的比重，結果當然不能反映世界總體人口的收入分布狀況。好一點的方法是仍然採用各國的人均GDP，但在計算「基尼系數」時，按人口數量決定其比重。換言之，這是假設七百多萬香港人每人都有527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左右的人均GDP，中國十三億人每人有相同的9800 美元的收入等等，如此可算出全球數十億人的「基尼系數」。
顯然地，這第二種方法一樣大有問題，每一個國家內各人的收入都不相同，把他們每人的收入與與該國人均GDP劃上等號，當然會低估了收入的不均。最理想的方法是把所有國家中不同人等的收入數據都找來， 把他們都一視同仁放在地球村中計算出整體的「基尼系數」，這才可真正反映人類社會的收入差距。
這個方法雖好，但落實困難。不過，米蘭奴域發揮了他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優勢，找來從1988至2008年一百一十六個國家覆蓋全球人口94％的住戶收入調查報告，再把數據稍為簡化整理，終於可較準確地把這段期間的「全球基尼系數」量度出來。
五種策略 收窄貧富
這是很了不起的艱巨任務。據他的結果顯示，「全球基尼系數」大約是0.7，遠高於任何一國的「基尼系數」，這是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單是國與國之間收入的差距及一國之內不同人等的差距，而是兩者的差距。從他的結果中，我們可輕易發現，富裕社會中最窮的一批人，收入往往超過窮國中最富裕的一批人。從道德高地看下去，我們若要把有限的資源用以接濟窮人，究竟應先幫助窮國的窮人（或甚至是其富人），還是幫富國的窮人？從超乎國界的宗教人士角度出發，我認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提到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得知，近年的「全球基尼系數」開始下降。為什麼？「謎底」是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有幾個人口眾多的窮國（中國、印度、印尼、巴西等）收入有大幅的增長，當中當然以中國的例子最為重要。從1978年到去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上升了1700％，雖然各人的收入增幅不相同，但幾乎全民收入都有顯著上升，數以億計的人因此脫了貧，「全球基尼系數」自然應聲回落！
從米氏的數據，我們還可得到另一重要結論。現時世界貧富差距極大，這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米氏把數據分解後，發現三分二的貧富不均來自國與國的差別，只有三分一來自國家內部的不均。換言之，只要懂得「投胎」，在富國出生，就算時運不濟，未來一生的收入也大有機會高於在窮國當土豪。出生地的重要性遠大於階級性，這與十九世紀馬克思年代的情況剛好倒轉過來，當時不同階級之間收入的差距比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來得重要。
假設我們的目標是最有效地降低全球性的貧富差距，上述的結果便有很大的指引性。我們有五種策略可考慮︰
第一種是集中在每一個國家內部推行均富政策，例如多抽稅用以搞福利。這有兩個問題：一是根本觸不到關鍵之處，既然三分二的差距源自國際間的差距，在國內搞均富正面效果有限。二是一搞均富，國內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慢下來，使到窮國人民收入更難改進。鄧小平三十多年前也明白這問題，所以才會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創富的誘因才出現。
第二是要求富國援助窮國。從針對國與國的差別才是關鍵此一角度出發，這策略是對的，奈何在歷史上國際援助的成效很差，窮國就算得到援助，仍苦無法跳出貧窮陷阱。
第三是讓富國大幅度地接納窮國移民，後者到了富國後，大都會刻苦工作，提高收入。米蘭奴域本人原籍塞爾維亞，現在已移民美國，他身受其利，所以主張此政策，但在政治上這顯然是帶有烏托邦思想，我不相信可行。
第四是大力發展國際貿易。貿易理論告訴我們，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價格會趨同。換言之，當全世界人民都在國際市場中競爭，擁有相同生產力的勞工，無論他們是何國籍，最終都只會獲得同一薪酬。近數十年來，日本、四小龍、中國等等地區國家都曾因積極貿易而GDP突飛猛進，人民從窮變富。
第五是第四的延續，只要我們能大幅提高窮國的經濟增長率，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只會收窄，大搞貿易只是這個策略的其中一種方法。
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學界已比前更明白決定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貿易、良好的制度、在教育與科技及人民的健康上投資、激勵人民多儲蓄以加快資本的積累速度等等，都可加快經濟增長，但對一個一窮二白、沒有理論指引、沒有人才的國家來說，怎樣的路徑圖才最有效可靠？
摸石過河 改革根本
這個問題中國當年也問過，她用的方法是設立特區，並且向香港「偷師」。過去的理論教不了我們如何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 俄羅斯於九十年代錯誤地用上「震盪治療」，終使其經濟元氣大傷。反觀中國，首先在一些沿海城市設經濟特區搞實驗， 政策若成功便推廣，失敗的話，負面影響也可局限在一個小地方。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證方法才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根本。
此種思維與著名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概念一脈相承。特設城市是指在一個城市採用與本國完全不同的先進制度去管治，但鄧小平的特區計劃，卻顯然比羅馬的「特設城市」來得更早。羅馬現時仍努力說服一些窮國採取此一策略，但未見有進展。我認為搞經濟特區是經濟發展策略的一大突破。因為「中國模式」在實踐中的成功，很多國家對它都感興趣，但我認為「中國模式」的精要其實在它的方法，即通過特區的實踐檢驗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此種策略，可以出口，聯合國等組織可以幫助窮國設立特區，引入新制度，使世界更多的人能脫貧。在梵蒂岡開會的經濟學家，似對此點甚感興趣，會後也頗有人找我討論。
全球人民的收入不均雖有中國、印度等大國人民收入的急速上升而有所下降，但在一些富裕國家內部， 情況卻並不一定如此美好。據米氏的數據顯示，從1988
至2008 年，全球最富有的1 ％ 人口，實質收入上升了接近七成。這些是什麼人？他們大約有五、六千萬人，主要是各富國中的中上收入人士或富豪。不過，全球收入排名在80％至90％的人口（即有10％的人比他們富裕，80％的人比他們窮），在這二十年內收入卻基本停滯。這批人有五、六億，大多數是富國的中下收入人士。這反映在富國內部貧富差距有可能在擴大。
這個觀察可能稍有誤差，因為富國人民壽命增長，人口老化，他們退休後沒有收入，但他們儲蓄了一輩子，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不一定是窮人。不過，在統計上，因為其收入近乎零，所以都會被視作貧窮人口，這容易誇大了這些地方的貧富差距。雖則如此，我們也應探索為何在全球化下，富國內部貧富差距可能拉闊的原因。
我相信有幾點是重要的。中國、印度等國的大量廉價勞工通過貿易加入了世界市場，無可避免地會抑制富國低技術勞工收入的增長。至於富國的資本家，面對著大量新增的廉價勞工，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有所上升。但這又局限於敢於冒險多作投資的人。
在全球化下，新的科技與投資工具都層出不窮，創造了更多的投資機會。但並非人人都有足夠的能力去掌握這些新科技與新投資工具。懂得與時並進，願意學習有用的新知識的，收入可猛升，不懂及不願的，機會在眼前也不管用，他們會在國際的競爭中敗下來，收入也停滯不前。
(HKEJ 2014-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