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位香港的中國科學院及工程院院士去年致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得到他積極回應。以後香港的科研人員可直接申請國家的研究經費，錢可以過境在港使用，港人也可承擔中國內地的科研任務。香港學術界中人絕大部分都歡迎此新政策，但我認為他們可能仍未足夠體會其重要性。
從八十年代到近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泉源相當部分來自其改革開放政策，自由貿易帶來的國際競爭逼使各企業千方百計改善自己的效率，在這過程中，香港到內地開廠的企業家扮演了先行者角色，沒有他們，中國的企業不會學得這麼快，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也沒有這麼順利地被體現出來。在當年，香港是「老師」。
在今天，開放與自由貿易的優點依然存在，但創新科技已悄悄地成為經濟增長新的強大動力。近年中國創新科技發展成績斐然，但香港的貢獻卻變得似有若無。香港的「老師」地位是否已失去？
香港的「老師」身份確曾被有識之士所重視。我有位經濟學家朋友叫羅默（Paul
Romer），他來頭甚大，是有力問鼎諾貝爾獎的經濟增長理論家，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近十多年來，他致力推動「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概念。此種城市的特徵是有其市民自行訂定的憲章，法律與其他城市不一定相同。羅默提此概念是因為他眼見很多窮國雖收到不少國際組織的經濟援助，但總是難以解決貧困，故此他希望從窮國中撥出一塊地，實行完全不同的制度，若成功，其經驗可輻射出去。
二零零七年，羅默曾考慮長期來港工作。他對香港感興趣，是因為他認為香港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正是扮演著特許城市的角色，其影響力深深地改變中國發展的軌跡。不過，他的這種觀點其實與鄧小平設立經濟特區的思維相同，羅默很快便從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吸收到靈感，曾寫下一些文章總結深圳模式的成功經驗。
羅默相信香港有當老師的能力，但也許近年深圳留給他的印象更加深刻，雖則如此，我們也不宜妄自菲薄，不但要檢討香港短板之處，亦要知道自身的優點。香港有自由貿易的制度，市民人身自由有充份保障，公務員的效率也算不錯，但在科技發展上為何未能達到深圳的成功地步，以致有可能從老師變成學生？
就以自然科學為例，權威刊物《自然》雜誌每年總會編訂一份「自然指數」報告，把世界各研究機構與大學在當世最頂尖的六十八份自然科學學報上所刊登的論文數量作一比較。在這些頂尖刊物出文章最多的是中國科學院，第二名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排第六。二零一六年，清華排十三，香港排名最高的是科技大學，排一百二十九。不過，麻省理工論文篇數雖是科大的五點五倍，每年開支卻是科大的十一倍。清華的篇數是科大的三點六倍，每年開支卻是十四倍。
由此已可顯示出香港的優缺點。香港從事基礎研究的效率是世界級的，資源投入極少，但產出卻少不了別人多少。不過，香港的科研規模不夠大，八間大學加起來的論文比不上麻省理工一所大學，但八校的總開支不但與麻省理工差距巨大，也比不上清華。
為什麼香港的大學科研成本效益這麼高？主要原因是香港落實了十分嚴格源自北美洲的升級及招聘制度，publish
or perish，若不能有新成果，便要走人。香港的大學尚未對中國科技發展有根本性的影響，不是這些研究質量不夠，而是香港的科研系統規模太小，經費不足。大幅度地擴大其規模與科研人員的數量，是最順理成章的方法。
科技發展當然不只是實驗室中的基礎研究，與市場結合的應用研究與發展不可或缺，香港在這些方面成績不彰，而大灣區尤其是深圳的能力卻是世界級的，但後者卻又缺乏一流的大學及實驗室的支持。香港的大學若能與大灣區企業結合，產品面向全中國及世界市場，可發揮強大的協同效應。
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沒有落實？這一方面是以前中國科技的發展或許尚未到需要倚賴最新的基礎研究成果，但現時這方面的需求應已增加。另一方面，香港本身亦缺乏與內地融合的誘因。香港科研人員只要能在國際刊物發文章，造福人類，便已大功告成，在學校升遷有望，根本不必理會社會及企業的需要，而且香港偏處一隅，本地市場細小，企業家也不願與大學合作搞科研。
也許更合適的方向是這樣﹕香港的大學一方面多爭取國家的研究基金，以擴大自己科研的規模，海外已有大批優質的華人科學家工程師，香港的大學有成熟的人才篩選制度，有資金的話便可較準確地擇優吸納新血。這些大學可在大灣區多設分校，多了分校便多了實驗室，每一個實驗室都有如一個企業家，實驗室的成果與市場需求結合，便可成新的產業，有如舊金山灣區的情況般。若是高質量實驗室基地夠多，香港的大學可能傳承到在珠三角投資的港商過去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掀起以尖端創新科技為主的經濟增長第二波，香港的年輕人也可找到新的發展機會。習近平對二十四位院士的回應為這方向開了一個頭。不過，八十年代港商到珠三角是當了老師，今天香港的大學在大灣區雖也有扮演老師的機會，但在與企業合作方面，香港卻只是學生。■
(YZZK 2018年6月10日 第32卷 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