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二十年間，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最大的挑戰，很可能是對其政治體制的質疑或反思。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上以不同程度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為其特徵，雖然出現過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美國單方面發起的貿易戰，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或優越性其實仍被廣泛接受，原因是上述的危機基本上已被化解或尚未釀成大禍，而且中國、越南，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走向市場經濟，都得到很大的發展。
民主體制漸受質疑
不過，在政治體制上，英國脫歐的公投、特朗普的勝出、台灣總統雖民選出來但支持率是負數而且經濟一團糟、戰後南韓民選出的總統沒有一人有好下場，在在都使人對西方國家的政制是否最好都產生懷疑。此種懷疑就算在西方，無疑被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文化提升而被強化。以民主選舉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往往衍生出不少意識形態問題，西方國家往往自稱她們所相信的為普世價值。這顯然是過甚其詞，世界有74億人口，美國、加拿大、歐盟加上日本，總共人口才有10億，連伊斯蘭教的總人口也比不上，也少於中國人口，西方的價值觀如何能稱之為普世價值觀？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能夠把其他人民的價值觀不當一回事，與這些國家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實力脫不了關係。軍事起到威嚇作用，別人不會喜歡，經濟發展卻可形成吸引力。若一種政治體制在經濟上表現差勁，終會被人離棄，若是成績輝煌，日久有功，別的國家也可能會模仿。美國要維持她的霸權，對她大力宣揚的「普世」價值及政制的優劣，特別在意。
民主政制是否最優制度，是數千年來人類爭持不下的難題。柏拉圖認為，民主是世上第二最糟糕的政制，第一糟糕的是有一個暴君。馬克思認為政制屬於上層建築，它是先進還是落後，取決於它是促進還是窒礙發展生產力（亦即提升經濟）；馬克思這觀點大有智慧，政制的影響雖不局限於生產力，但若在某政治制度下經濟停滯不前，時間一久，人民必有不滿。
西方民主國家感到的不安或意識形態壓力，主要來自中國。新加坡公民自由受限制，被
Freedom House評為只有部分自由的國家，但總算有民主選舉，所以她雖是經濟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也不會對西方關於政制與經濟關係的觀點有太大衝擊。台灣經濟停滯20年，近年年輕人還爭相離台到大陸求學並定居，Freedom
House給予台灣的自由指數分數卻極高，但台灣並非西方國家十分注意的地方，所以其表現與預期的反差不會構成大影響。
中國不同，她的政制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人口眾多，產品遍及全球，在西方社會十分搶眼，雖然年年都有人預測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她的GDP扣掉通脹後，在39年內卻上升了34.5倍，而同期的美國只上升了2.73倍。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越美國，就算用官方匯率計算，在10多年內高過美國，已成為世界各國領袖的標準假設。此種態勢對思想所造成的衝擊是無法掩蓋的。美國社會責難中國之聲蔚然成風，與其意識形態受壓密不可分，若非如此，為何美國人對不少極權政府沒有興趣理會？
全要素生產力領先全球
學術界往往是反映民心最敏感的地方。究竟民主政制對經濟增長有利還是不利，20多年來已積累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方法種類繁多，卻仍未能真正提供到無可爭辯的答案。舉個例子，開此領域實證研究先河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20多年前便下結論：「更多的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
其實巴羅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為在非洲等一些極獨裁國家，經濟難以發展，但在發達國家中，他又同樣發現民主制度往往阻礙經濟的進步。至於為何在發達國家民主對經濟增長可以起到負面作用，比巴羅更早的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國家興起與衰亡》一書中早有理論：在民主體制中，少數人形成的利益集團更有誘因集結力量影響政策，沉默的大多數利益分散，阻擋不了少數人構成的利益團體的力量，以致最終經濟發展受到各種不妙的掣肘。
近年有一篇由幾位鼎鼎大名經濟學家所撰就的研究報告，一樣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章由曾獲得克拉克獎章的麻省理工土耳其裔學者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此名字如何發音，竟成網上熱議）牽頭，共有4位作者，題目赫然是〈民主確會引致增長〉（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大名之下，其方法必有創新，結果也必有據，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這篇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175個國家，從1960至2010年每年的數據基本上都齊全。它把不同國家分作民主與非民主兩大類，若
Freedom House及其他一些研究機構把某國歸類為「自由」或「部分自由」，它就把這國家算作「民主」，若被劃分為「不自由」的，就當作是「非民主」。
如此的劃分是否恰當我們先且不論，但文章卻的確引入了相當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以圖減低估算中可能存在的誤差。它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若進入了民主體制，25年後，GDP會比沒有民主的增加20%至25%。
25年才增加20%左右，等於民主平均每年大約可推高GDP不到1%。民主政制為何可推高GDP？根據文章的估算，這是因為民主可顯著提高投資佔GDP的比重、政府稅收佔GDP的比重、小學入學率及中學入學率，亦可減低死亡率及社會的動亂；民主也有助推動經濟改革，但對全要素生產力或生產效率有負面影響。不過，後兩者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
這些結果看似合理，卻啟人疑竇。按照文章的分類法，中國屬於「非民主」國家，但中國投資佔GDP的比率曾接近五成，現時也有43%左右，遠遠超過西方各國；在中小學入學率上，中國已接近全民入學；在降低死亡率上，中國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在五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四十歲左右，現時已是七十六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至於推高稅收比重，中國的稅不輕，但這不是什麼好事。
在推動經濟改革上，又有哪一個國家改革的規模比得上鄧小平打下的改革開放基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進步速度，也長期處於世界頗為領先的地位。由此可見，文章說民主可帶來的這些優點，被視作「非民主」的中國卻一樣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得多。
大國與小國的經驗
那麼為什麼4位經濟學家仍會從計量分析的過程中，得出民主有利推高經濟增長的結果？我認為他們的方法及理論都存在著重要的缺陷。中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一，比整個西方世界加起來都要多，但在文章的數據處理上卻被當作175個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沒有道理、不成比例的，13多億人口在中國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增長經驗，總不能與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國相提並論；一條村的經驗與一個擁有數千條村的大省的經驗，價值並不一樣。近年經濟學中研究全球收入分配問題的亦早已把人口的比重納入分析架構中。一旦按人口的多寡對數據作出加權調整，文章中所有的定量結果恐怕都會付諸東流，在統計學上再無意義。
這個問題本來是房中的大象，作者們不可能視而不見。另一位經濟學名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批評阿塞莫路等人的另一份報告，便直指他們不懂而且選擇忽略中國的不同，原因只是因為他們仍抱着中國即將崩潰的想法，所以把一些「不方便的真相」抹走也無所謂。但既然中國集「非民主」與高增長於一身，也是西方世界感到意識形態受到挑戰的根源，把中國的經驗視作等同一個小國（例如盧森堡或梵蒂岡）的經驗，怎會不是埋首沙堆的態度？
在理論上，把世界粗疏地分割為「民主」與「非民主」兩個陣營，也十分不妥。例如印度既是民主也重視法制，但她的民主制度卻頗為混亂。西方國家之間的民主也頗有差異，而且民主制度也有優劣之分，有些表現遠勝其他。在不少低發展國家中，政治制度及管治一塌糊塗及貪污盛行，她們多被歸入「非民主」陣營，但她們能與近年來走向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中國幹部制度可相比嗎？
也許中國的發展經驗正正顯示，政治制度不能只簡單地以有無選舉作為評判的標準。尋找優秀及合適制度，人類仍有漫長的路要走麼。
(HKEJ 2018-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