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作弊與佔中 (雷鼎鳴)

日前有段花邊小新聞，值得教育界思考。話說中大有一位內地來的碩士生，因入學申請時偽造了「全國大學英語六級考試」的成績報告，被中大發現，勒令其退學，但有位中大校友對此十分憤怒，在報章上寫文章要校方交代為甚麼沒有報警，把此人緝拿歸案。

不少人以為這要求是小題大做，但我卻認為並不過分。內地學術界中，確有少數害群之馬，弄虛作假，以求私利。他們的行為，對中國發展十分不利，我曾認識一位仁兄，其人一直虛報是一長春藤名校的博士，又說是加州大學高級研究員，列根總統的顧問等，在港竟也有人相信。後來此人轉戰內地，先找份報紙訪問，訛稱自己如何放棄海外高職，願在內地報效祖國。這訪問成了他履歷一部分，並一度因此在某名校謀到一資深教席。其實在海外大陸留學生圈子中，此人早已臭名遠播，每到一處，都有人通報他到此行騙，大家要警惕。


嚴懲而不趕盡殺絕

但此類作弊，危害之深，實不及一些學術腐敗活動。有些學者，為貪圖獎金或名氣，在投稿到學術刊物時，竟敢偽造證據結果，增加論文的重要性。若論文被接納刊登，大有可能誤導其他人的研究方向，數以千萬計的研究經費就此浪費掉，更別說浪費了別人寶貴的時間了。不要以為只有內地才會有學術腐敗現象，多年前，在美國一位生物學諾獎得主的實驗室中，也有人偽造實驗結果而被揭發。但最轟動的一次，也許是位在美工作的德國博士，偽造多項驚天動地的實驗結果，其論文幾乎連續二十篇在《自然》、《科學》等頂級期刊刊登，最後被人發現了紕漏，東窗事發，其德國母校也宣布要褫奪其博士學位。

香港的學術界似乎較乾淨，除20年前發現有位今天仍知名的學者抄襲別人著作外（其校方竟不了了之），學術腐敗並不活躍。但香港大學生在作業及考試中作弊，似乎並不罕見。有學生告訴我，在一些迎新活動中，有學長甚至「指導」新生作弊技巧。偽造學歷與考試或功課作弊，目的相同，屬於學術腐敗活動，都會侵害誠實學生的利益，十分不公平。我過去曾多年負責本科生工作，對作弊深惡痛絕，從來都主張嚴懲，經我手被開除的學生數目，我已記不清楚，但每次都要難過好一陣子。

大學應怎對待參與學術腐敗作弊的學生？我雖主張嚴懲，但也明白大學的難處。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警局或法庭，在先天的態度上，總會對學生抱有關懷仁愛之情，若學生犯錯，也不想把他趕盡殺絕，毀其前程。但作弊有損其他學生的利益，又不可姑息。如何在兩種考慮中尋得平衡，從來都頗具爭議。中大在是次事件中選擇了開除學生但尚未報警，我雖較傾向於嚴懲，以儆效尤，但也不能說中大決定錯誤。


校方絕不可支持違法行為

倘若偽造成績的懲罰起碼是開除學籍，甚至是報警判刑，那對參與佔中的學生，校方又應如何處理？佔中活動違法，連組織者也直認不諱，社會中也無爭議性。我也多次分析過，佔中是不道德的行為，因它在缺乏民意授權的條件下（港人反對佔中的人數一直遠多於其支持者），侵害無辜者利益。校方高層去年也有問過我上述問題。我認為校方絕不可支持或鼓勵此等違法活動，否則校方便失去道德高地。不過校方也不用刻意打擊，保持中立便可。大學生已是成年人，他們要自己學懂明辨是非，我們就算明知其犯錯，也應留下足夠的自由空間，等他們自己發現錯在甚麼地方。但若學生因違法而被警拘捕，則校方也無理據代其求情。又若學生因此曠課，教授可各自按既定方法處理，校方毋須指引，就算有指引，不少教授也不見得會賣帳。

上述說的是大學生，至於未成年的中小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尚未發展成熟，校方自應反對他們參加違法活動，此理彰彰明甚。

 

(Sky Post   2014-6-9)

 

泰國軍事政變的啟示 (雷鼎鳴)

泰國最新一輪的軍事政變已發生兩星期有多，如按軍方宣布的計劃，要多等15個月才會再有選舉。

泰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但軍事政變卻頻繁，民主政制本應是軍事政變的一百八十度對立物，而這兩者又同時在泰國不斷交替出現，實應引起我們的好奇心。


有普選有民主 權鬥仍不斷

我們能否認泰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它雖有國王，但有普選，而且18歲以上公民要強制投票。起碼在普選的參與性方面，它在世界的民主國家中，是處於前列的。

我們可說泰國人缺乏公民意識嗎？看看紅衫軍與黃衫軍的動員及參與的積極性，就算我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要承認其公民意識之強。

泰國人民無知嗎？他們15歲以上人民的文盲率只有6.5%，與香港的一樣，入學讀書平均年數也高達13年，怎麼說也不是一個愚民國家。（以上數據引自中央情報局的《世界事實書》《World Factbook》）。

不過，自1932建立君主立憲制後，泰國的成功及失敗政變，起碼有18次，平均每四年半便有一次，與民主國家選舉總統的頻度幾乎一致。但軍人奪取政權後，雖會有一段時間軍事管制，連電視台播放新聞，也可以有士兵在側戒備，但到最後每每又有新一次的選舉，局面又回復「正常」。這些軍人似乎是一種仲裁者，若政治上有他們看不順眼的事故，例如兩派爭奪激烈，互不相讓，他們隨時可跑出來「一錘定音」。


城鄉衝突 兩派不讓 輸打贏要

槍桿子指揮政治，當然很不理想。但為甚麼會出現此等局面，而且這模式短期內似不見有消失迹象？近年泰國局勢的動盪，紅衫黃衫軍互相對峙，顯然與利益有關。泰國勞動人口中，38.2%是農民，整體人口中，農村人口更高達 65.9%，但農業產值佔GDP的比例卻只得12.1%。

 

由此可知，農民收入遠低於非農業人口，但前者卻是人多勢眾，政府要補貼大米價，保護他們的利益，錢從何而來？只能是從城市中來，這便構成了城鄉之間的利益衝突，他們要自各找政治代理人去保護其利益。

本來在一個國家中，有不同利益的團體互相衝突是平常之極之事，但成功的民主國家，卻可通過每幾年一次的選舉及代議制去化解矛盾，只要在選舉中輸掉的肯認輸，願意幾年後才捲土重來競選，政治便可得穩定。要做到此點，我相信社會中需要存在大量中間派，他們的立場不受互相衝突的兩派影響才可行。
泰國未達此標準，農業人口與城市中產的矛盾不易化解，只能靠一派壓倒另一派去解決，但若雙方勢均力敵，便難以改善了，軍人政權竟便成了避免動亂的「保險掣」，世事確是奇詭，泰國的中間派對此似也習以為常。


香港應以泰國為鑑

港人又可從中得到甚麼啟發？首先，若兩派嚴重對立撕裂，就算有普選也是無濟於事。民主制度在兩極化的社會中根本無法運作良好，社會中強要走極端路綫的人是在挖民主的牆腳，泰國或甚至埃及等地的經驗，我們都應充分注意，否則香港只會被一些各自認為自己充滿理想正義的人拖死。

第二，社會中的尖銳衝突會造成很大的破壞。泰國過去幾年紅衫黃衫軍造成的動亂早已重創其旅遊業甚至其總體經濟，今年它的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計，已被中國超過。

這麼一個原本愛好和平，人民有不錯教育水準的民主國家，大有機會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自拔，怎不叫人對背後的政治活動嘆息？

(Sky Post   2014-6-6)

越南在南海無理取鬧 (雷鼎鳴)

最近越南因為南海諸島的領土問題而出現排華，是真正的無理取鬧。

中國在近代中受披着民主、自由、平等外衣的列強侵略，養成了人民心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我一向認為，我們在領土問題上的取態不能被民族感情左右，不屬於我們的領土，就算有多大的價值也絕不可貪，但只要理據確鑿，屬於我們的，卻必須捍衞，哪管這些地方或海洋帶來的利益是大是小，守護它們，卻是匹夫有責，不能有半點含糊！我希望別的國家也是同一取態，但可惜越南並不如是。


強加歷史理據 蒼白無力

我對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的淵源頗深。在讀大學時，我的室友王于漸（今天港大的經濟教授）在芝大圖書館負責「執書」，偶然截獲了當時南越政府傳來的一份有關南海諸島的Factsheet，反映其官方立場，但內容蒼白無力，我們立時撰文駁斥之。在多年後的1995年4月5日，因越南政府又再蠢蠢欲動，所以我把過去這篇舊文的理據重寫，在友報刊登（見拙着《用經濟學做眼睛》），剛巧在同一天，《華爾街時報》竟發表了一篇無知至極的文章，說中國從來沒有拿出任何歷史證據證明南沙群島屬於中國，而在那段時間，經無綫電視《星期二檔案》製作人員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曾帶領無綫工作人員坐船到西沙考古的內地傑出歷史學老教授王恒杰，與王教授結為忘年之友，他送了我一本「秘笈」，是1992年3月內地出版的一本《南海諸島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內中有40篇論文，從國際法、海洋法、考古、歷史等多種角度提供南海諸島自古以來便屬中國的詳細論據，我得益甚大，四年前又採取了不及此書百分之一的材料，寫了篇長文，再次論證這些島嶼的主權問題。最近翻閱了不少越南方面的學術研究，發現他們在此問題上的論據，幾十年來並無寸進，我四年前寫的這篇文章（可在我的博客中讀到），原來早已把他們的所謂論據全部封死，使我失去新鮮感，十分無趣。

越南能提出甚麼證據？主要有幾樣。越南的學術界中人認為在17世紀越南已有人到過西沙、南沙，並且在1838年的《大南一統全圖》中有這些島嶼的記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越南的殖民者法國也曾宣稱擁有它們的主權，在1951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舊金山和約》中，法國又再宣稱其主權，與會國家，大多數並無異議云云。

這些「理據」與中國的相比，真的是薄弱之極。若論誰先發現南海諸島，中國的考古界早已發現遠至夏朝，中土已有來自南海的玳瑁。中國古籍《逸周書》、《左傳》及《詩經》等有不少記載都顯示中國與南海有聯繫。王恒杰的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大量來自南海的新石器時代及春秋戰國的陶器殘片，印證古籍中的記載並無虛言，中國先民在那裏生活過，歷史古遠。東漢光武帝時伏波將軍馬援曾派兵在南海出巡，宋代以後，中國人經營南海諸島的記載多得不可勝數，例如北宋的《武經總要》便記載了派水師在該處巡邏，甚至有從新界屯門到西沙的航綫。1770年廣東人羅方伯在南沙的太平島上建了大伯公廟紀念他在南沙的開發活動。


曾承認主權歸屬 無賴反悔

三十年代法國宣稱主權時，已遭到當時國民政府的抗議。《舊金山和約》並無中國代表參與，周恩來總理當時並已發表聲明，指出西沙、南沙為中國領土，不容置疑。越南在這些方面提出的說法，根本無效。

但對越南宣稱的主權最大的打擊我相信有二。第一是台灣政府在1946至1950及1956年至今，一直都有派軍駐在太平島，並建有跑道，這是超過半世紀的有效管治，根據國際法，其他國家就算有其他理據，也難以挑戰內地或台灣一個中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半個世紀是一個關鍵。第二是越南政府曾多次承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1956年6月15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長雍文謙聲明：「根據越南方面的材料，從歷史上看，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應當屬於中國領土」。1958年9月4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領海寬度為12海里的聲明，並指出這適用於西沙、南沙，越南總理范文同隨即聲明，承認和贊同中國的說法。現在越南卻說，范文同只代表北越，未代表南越，所以這聲明無效！國際法禁止「反言」的行為，越南此種辯解，不是無賴是甚麼？

 

(Sky Post    2014-5-30)a

中國會否買起整個世界？ (雷鼎鳴)

在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時，日本人在美國買下了幾個著名的地標性建築，引起了一些美國人驚呼：日本會否買下整個美國？

世界風水輪流轉，日本經濟自九十年代起一蹶不振，有說是西方國家利用「廣場協議」逼日圓升值所致。我對此說存疑，因過去二十多年，日本經濟政策上同時犯過多次錯誤，我們也可說日本經濟糟糕是因其自身的經濟政策造成，與人無關。現在中國經濟騰飛，歐美經濟則欲振乏力，這回卻出現另一聲音：中國會否買起西方世界的資產，致使歐美人士都失去業主或老闆的地位，每月都要交租及都要當「打工仔」？


買歐美國債 回報更低

這本是很無聊的恐懼，但最近名噪一時的法國左派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要在他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中花上不少篇幅解釋為甚麼這不可能發生。

據皮凱提自己的估算，光是歐洲，私人擁有的資產淨值（包括房屋、股票等等）應約值70萬億歐羅（大約等於95萬億美元），但中國政府能運用的外匯儲備及主權基金（二者有相當的重疊，不能簡單地二者相加）總數也不過3萬億歐羅左右（截至今年3月，中國外匯儲備有3.95萬億美元），連歐洲也不可能買得起。皮凱提只用政府控制的外匯儲備及主權基金，作為購買外國資產的本錢，稍嫌偏差，現時在歐美購買房地產的資金，不少根本是私人而不是中國政府擁有，美加一些樓盤熱點，便多見華人的蹤迹。我自己估計中國已累積的資本大約只有30萬億美元左右，現在當然買不起歐洲，將來就算經濟繼續暢旺，資本總量大增，也不會如此愚笨，把中國自己的資產賣光套現後跑到歐美買資產。
上述命題雖然不值一哂，但除了反映出一些西方人不思進取，把自己經濟中的困難歸咎於外來的「黃禍」外，也同時提醒我們要思考中國所積累到的財富應如何投資。

中國外匯儲備相當的一部分被用來購買歐美政府的債券。這等於要中國人民把辛苦賺來的錢以低息借給別人揮霍，而且借出後又因人民幣升值而虧本，並不上算。主權基金的投資回報率或會高一點，不過，其較高的回報率是否抵銷得住一些潛在的風險，卻是難說得很。在大國博弈的環境下，主權紛爭本身便已構成潛在的風險。


若現紛爭 國外資產堪憂

大約八、九年前我看到一段小新聞，使我對主權風險大生警惕。事緣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伊朗有一重大考古發現，出土的文物借了給芝加哥大學去研究及破解出土的陶片中文字的意義。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後，芝大本想把文物交回伊朗，但卻突然出現官非。原來有一位猶太裔律師，告上美國法庭，說伊朗政府是某中東恐怖襲擊的幕後黑手，造成這位律師的苦主的損失，又因伊朗政府不肯前來受審，所以應充公伊朗在美國的各種文物，將其拍賣套現用作賠償苦主。此一荒謬控訴，美國法院竟然受理，芝大竟被累及要花錢打官司保護這批文物，希望其能重回國土。

由此例可見，若兩國一旦出現敵意或摩擦紛爭，投放在對方的資產隨時變成「人質」，後果堪虞。此種風險不是穆迪等風險評級能充分包括在內的，不可不防。

其實中國本國便需要大量投資，根本不用把資金無限量地往外送。在世界各國投資不是不可，但要控制其限額，以免將來受人鉗制。

 

(Sky Post   2014-5-26)

互聯網激化社會對立？ (雷鼎鳴)

香港社會似有對立激化的趨勢。我過去曾多次說過，在兩極化對立的社會中，民主制度不易有效運作，愈是把社會推向兩極化，便愈是在挖民主的牆腳。但為甚麼兩極化會出現？

造成兩極化的原因很多，美國一位著名的法學與政治學家孫士坦（Cass Sunstein），在他仍在芝大法學院任教時便曾說過，互聯網的出現是造成意識形態分化相互隔離的元兇之一。他認為不少人都只有興趣獲取有利自己政治立場的信息，其他的則拒絕閱讀或聆聽。長期下來，這些人都會變得閉目塞聽，而互聯網則助長了這趨勢，網民可選擇性地只讀自己喜歡讀的。反之，在日常生活及傳統媒體中，此現象沒有這麼嚴重，大家都較易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


直接溝通 分隔排斥更嚴重

以研究傳媒而聞名今年剛獲得克拉克獎章（Clark Medal）芝大經濟教授詹茲考（Matthew Gentzkow）對上述說法並不認同。克拉克獎章在經濟學界地位崇高，與諾貝爾獎可比肩，所以詹茲考所言便帶上了分量。他用了很龐大的數據庫，把各種媒體（包括互聯網、報紙、電台、電視等等）所報道的新聞與評論分類，看看每個媒體有多少百分比的立場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的，又把讀者各自宣稱的立場分為保守派，中間派或自由派，然後刪除中間派，只剩保守、自由兩派，再找出他們上網時各自會到甚麼網站、讀報時讀甚麼報紙等，然後算出了一系列有參考價值的結果。他發現，網民上網時，不論其自身意識形態為何，大多不會只到符合他立場的網站，保守派的讀者自然到訪保守派的網站比到訪自由派的網站較為頻密，但分別其實不是很大，自由派的讀者也大致如是。這與一些人印象中保守派只肯讀保守派言論，自由派只讀自由派，大相徑庭，詹茲考因此認為孫士坦的擔憂並不足患。


誑言不上刑 激發分化觀點

詹茲考不但分析過上網的數據，也把其他獲取資訊的途徑也研究過，他發現美國傳統報章所造成的意識形態分隔比互聯網更嚴重。讀保守派報章的人較不願意付錢買自由派報章，反之亦然。至於分隔最嚴重的，倒是人與人間的直接溝通，保守派喜歡與「自己友」交換意見，自由派一樣如此，在社交網站中，此種現象也一樣存在。

從詹茲考的實證研究我們可知，互聯網本身並不會使網民只願得到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孫士坦的憂慮並不成立。不過，詹茲考的結果也不是不可質疑。沒錯，一個自由派在上網時很可能也順便到保守派的地盤去，反正上網幾乎都不用付費，與花錢多買一份報章不同。但他們到訪敵對的網站，是否等於他們能吸納並消化別人提供的資訊及分析？我對此頗感懷疑。對已經變成激進分子的人而言，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找尋反面材料，甚至只是斷章取義地用別人的片言隻語來樹立自己的正確性及對方的錯誤，就算找不到可利用的材料，多讀敵人的言論也可起到使自己「火遮眼」從而更加強自己信念的作用。

按此推論，互聯網為獲取資訊降低了成本，不見得會使網民變得孤陋寡聞，但假如社會中早已因其他原因而變得兩極化，互聯網也有可能把網民更加激化。互聯網的一個特點是大家發表意見時大都隱姓埋名，胡說八道也不用負上責任。但美國與香港也有點差別，在美國誹謗罪可使犯者輸掉身家，在香港則懲罰十分輕微。在互聯網中互罵不講理由的，香港可能比美國更嚴重，此等活動自然有助於分化人民，最後的結果仍是對民主不利。要判斷某些人是否支持民主，還是扯着紅旗反紅旗，最好的準則還是看看他們是否樂於冷靜理性分析問題。

(Sky Post   2014-5-23)

中國GDP今年超過美國？ (雷鼎鳴)

兩周前拙作「圍堵中國是美國國策」刊登後，才注意到一段四月底的新聞，有世界銀行及聯合國參與的「國際比較計劃」（ICP,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Program）發表報告，認為2014年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一哥。此事在美國頗引起恐慌，與幾年前中國GDP超越日本時有些相似。

拙作中估計，大約四年後中國GDP才會超過美國，為甚麼現在又說這會提早？當中涉及中美兩地物價指數估計的差別。比較GDP有兩種算法，一是把中國GDP用官方滙率折成美元，2013年中國GDP有9.33萬億美元，等於美國55.8％，兩國差別仍大。


兩種方法比較GDP

美國物價較中國貴，一元美金折成人民幣後在中國買到的東西比在美國要多，所以經濟學界不少人認為要調整貨幣購買力才可得到較準確的估計，這便是所謂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法。經調整，根據拙文引用數據，2013年中國GDP等於美國80.1％，所以我才有2018年中國GDP應可超越美國之說。ICP最近更新物價調查後，發現低估中美物價差別，改用新數據後發現2011年中國GDP（用購買力平價算）已是美國的87％，差距比前估計低得多，所以到了今年中國的GDP便可超越美國。

購買力平價還是官方滙率，那一種方法更好？沒有統一答案。一般而言，購買力平價更可反映人民生活水平，但在國力比較上，滙率折算也有意義。另一問題是國際上不同地方物價調查涉及很多技術困難，不易有完全可信的結論。80年代兩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為此進行大量工作，比較過幾乎所有的重要國家，才為購買力平價計算打下基礎。其中一位森馬斯（Robert Summers），他是哈佛大學前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的父親。說起這位小森馬斯，他的叔父是薩姆爾遜（Paul Samuelson），是美國第一位經濟諾獎得主，歷史地位不遜佛利民，老森馬斯不願在兄長光芒下過活，連姓也改了，所以兄弟不同姓。小森馬斯舅父也是經濟諾獎得主大名鼎鼎的阿羅（Kenneth Arrow），經濟學界無人不識。小森馬斯28歲便當了哈佛的正教授，是該校史上最年輕的。購買力平價的應用如此之廣，部份原因可能與他們名氣有關 (小森馬斯當世界銀行副行長時便採納了他父親這方法) 。


華GDP耀眼 未來必遭忌憚

上述種種並非要為中國助威，剛好相反，是要提出警示，未來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必會遭人忌憚，處境困難。有政壇元老曾對我說，美國在1898年GDP已超過英國，但仍要等到二次大戰後才真正確立世界一哥地位。我對歷史感興趣，於是也用了些工夫估算美國甚麼時候超越英國，我自己得到的答案是1900年，與這位政壇元老所說十分接近。由此可知，從GDP第一進步到多個項目第一，需時很長。在軍事及綜合國力上，中國與美國現在差別仍大得很。但經濟力量是綜合國力基礎，終有一日中國可超過美國，這也是西方世界中人普遍的想法。這日子還遠得很，正因如此，中國現在必會受到各方壓力。

 

美國不會甘退次席，在天然資源的爭奪下，美國會極為主動。近日南中國海又現爭議，越南、菲律賓紛紛都將本屬中國領海的石油開採權判給外國的石油公司打油井。上述的政壇元老說，此海域已被打了近千個井，現在中國只在離開自己控制的西沙群島不遠處打第一口井，美國便出來說中國挑釁，世上荒謬之事豈有逾於此？越南、菲律賓，甚至印度也乘機起哄，中國不用侵略別人，但守土有責，不強化海軍怎麼得了？

 

(Sky Post    2014-5-19)

中國打貪難一蹴即至 (雷鼎鳴)

中央政府這一、兩年來打擊貪污腐敗的動作頗大，但收效如何，仍是未知之數。我在內地的朋友告訴我，現時有個說法在民間頗有認受性，即不大力打貪便會亡國，但大力打貪，卻會亡黨。這個說法稍有誇大，但不是沒有道理。

貪污在短綫而言，可以起到潤滑劑的作用，使市場中閉塞的經脈得以暢通，例如從前內地房屋荒嚴重，不賄賂便住不進每月租金只是數元的房子，很多男女等不及房子，久久不能成婚，惟有靠賄賂走後門爭取房子。但長遠而言，貪污又會打擊一國的經濟增長，況且貪污在道德上絕對說不過去，所以政府出手打擊之，是應有之義，不作此舉的政府，很易喪失人民的支持。我們若冷靜一點看此問題，當會發現國家的元首都大有誘因去打擊貪污。假如這些元首是大公無私的，他們自然反對貪污。但就算他們只為私利，若眼見手下官員不斷貪財，也會明白這種活動會侵蝕經濟，對元首的管治及權威性不利，因此也會反貪。


自由競爭市場 腐敗絕迹

我相信習李政府有打貪的決心，但他們能在十年八載間使到貪污大幅下降嗎？或者不易，但逐步下降，則有可能。用嚴刑峻法的話，的確可使貪污收斂，但絕不可能杜絕。這正如任何社會都會有犯罪，若要做到零犯罪的話，執法的社會成本會趨向無限大，並不划算。

若要更準確評估形勢及據此而制定政策，我們需對貪污的特性多作了解。

貪污是一種經濟現象，有其自身規律。它一定涉及權力，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貪污根本不可能出現。試想某人若要別人付出賄款才肯賣出一種產品或服務，顧客在自由市場中只要到別處購買便可，誰會肯付出額外的賄款？但若權力嚴重干預市場運作，有權之人便可擁有壟斷力量，別人不找他們也不成，貪污自然容易滋生。

上述說法是經濟學的常識，但與一些流行說法頗為不同。後者往往從文化因素或國家是否民主作為造成貪污的條件。但我們只要縱觀世界各國，當可發現無論是甚麼文化系統，是獨裁社會還是民主社會，全都在歷史上及現在可找到貪污的蹤影。例如，英國縱然一早已有民主制度，而且法制成熟，但十八世紀時的英國卻是極其嚴重的貪污大國，其海關官員更是臭名遠播。


經濟起飛階段 易生貪污現象

最近讀到一篇學術論文，是一位叫雷米雷斯（Carlos Ramirez）的經濟學家所寫，內容很有意思。他首先將1996年的中國與1870年的美國作比較，用這兩個年份是因為1996年的中國人均實質GDP（用2005年的購買力計），等於2,800美元，而美國在1870年的人均實質GDP剛好也是2,800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在1996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與1870年的美國相仿。但據他構建的貪污指數所顯示，1870年的美國比起1996年的中國貪污程度要高出7至9倍！當年美國有一系列的貪污大案，涉及賣酒的利益及三K黨的無孔不入，連格蘭總統的親信也捲入在內，但其後美國貪污有所下降。雷米雷斯又將2009年的中國與1928年的美國再作比較，2009年中國的人均實質GDP（也是以2005年的購買力計算）是7,500美元，與1928年的美國接近，不過，兩國的貪污指數卻也十分接近。

雷米雷斯的解讀是：（一）我們不要忘記歷史，在相同的經濟發展階級，美國的貪污比中國更嚴重。（二）十八世紀的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開始時經濟的起飛階段，1870至1928年的美國也是經濟起飛階段，1996至2009年中國同樣是經濟起飛。由此可見，處於起飛期的經濟體系往往容易出現貪污，但其後有可能會好點。我們不一定要完全認同上述的觀點，甚至可質疑其所用的數據（其論文有大量篇幅解釋其數據的計算法，論文在網上可找到），但若他的結果基本屬實，則可再確認民主大國如美國（或是印度，也是民主國家，但貪污比中國更嚴重），貪污一樣可以盛行。貪污似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這些國需要頗長的經濟發展期才能減低貪污的普遍程度。

 

(Sky Post  2014-5-16)

香港政治只應走中間路綫 (雷鼎鳴)

過去四、五年，我關於政治制度與香港民主發展的觀點，一直都有一條主要脈絡，即民主制度有優點也有缺點，但若要它運作良好，其中一個必要條件便是社會不能被撕裂。代議制民主本是使社會爭拗盡量局限在議會中的制度，可大大減低社會各種運作成本，有利國民騰出時間精力搞生產，但若社會中有嚴重對立族群，如台灣藍綠陣營，泰國的紅衫黃衫軍，或一些國家的種族或宗教衝突，民主制無力化解這些衝突，其正面效用便被大大削弱。


族群嚴重對立 民主難化解

從以上觀點容易得到一個推論，若要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便須讓中間路綫主導政治局面，否則大家都各自被綁在互撞的戰車上，大事不妙。

上周二「佔中」的所謂「商討日」出現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鬧劇，事緣佔中搞手一直自稱反對篩選，但卻自己篩選出15個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方案，再交由二千多「自己友」投票，再從其中篩選3個方案出來。過程中又有本來應無資格參加這些投票的激進團體支持者拉隊搞局，投票結果據說被騎劫，一些泛民政黨考慮割席，有報章評論也認為泛民鴿派、鷹派應劃清界綫。

此等評論有正確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大的錯誤，正確的部分是泛民中間派的確不應與喜歡走旁門左道的激進派合流，而應確立自己的中間路綫，並大力推動。所謂中間路綫在今天的香港應包含幾種原素：第一是崇尚法治，反對違法活動。佔中因為違法，所以一直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更遑論授權，佔中支持度只有25％左右，反對的卻有六成多，由此可知佔中絕非中間理性路綫。第二是支持產權，使香港的自由市場能良好運作。第三是支持普選，但卻要同時明白，民主只是一個有利於把不稱職官員在下場選舉中踢走的機制，沒有哪一種選舉投票制度沒有缺點，單靠投票結果也永不可確知是否有反映真實民意。不理社會歷史現實，不肯循序漸進而只死抱着所謂公民提名教條的，只是幼稚思維，不利民主發展。


激進思想騎劫佔中平台

上述報章評論也有錯誤的部分。佔中平台是否在商討日的投票中被激進社團所騎劫？我看未必。這次投票有二千多人，但別人發動來搞局的只有幾百人，從選舉結果看來，就算沒有這新來的激進分子加入，結果也是差不多。由此可知，參與該次投票的佔中死士，根本不會願意走中間路綫，所有溫和方案他們都沒有興趣。佔中死士與不請自來的激進分子，根本是同氣連枝，只是包裝各有不同。騎劫一詞可能誇大了。

佔中理念抄襲自佔領華爾街，後者又哪能視作中間理性活動？我的讀者都應知道，我一向認為佔中是一不道德的活動，因為它在沒有人民授權下損害一些無辜者利益，而又不打算賠償損失。加上它是犯法的，一直得不到香港大多數支持。由此可見，支持佔中的，本人雖不一定不道德，只是沒有把問題想透而已，但佔中行動卻是不道德的，其死士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已屬極端分子，與大多數港人格格不入。

兩個有關的激進團體雖不一定能騎劫佔中平台，但這平台卻可能早已被激進思想騎劫。若佔中發生，主事人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很可能出現的暴亂。泛民中間派若再用此平台爭取他們的普選版本，只會事與願違，堅強地走中間路綫，才是對香港民主最有利的做法。

 

(Sky Post    2014-5-12)

再見一代宗師貝克爾 (雷鼎鳴)

5月3日晚經濟學大師貝克爾（Gary Becker）因手術後的併發症去世，世界又再次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貝克爾是1992年經濟諾獎得主，但行內人往往會把這些頂尖的學者再分級，貝克爾則無論怎麼看，都是頂級中的頂級。他芝加哥大學的同事，2000年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三年多前在貝克爾八十大壽學術晚會中，用了兩個小時圖文並茂總結他的貢獻，並把他與牛頓相提並論，可見他在同行心中的地位。


善用經濟學 解釋世事

貝克爾對經濟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的貢獻，無論是質和量都是驚人的。港人以至世人所熟悉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概念，最初便是他的老師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1979諾獎得主）提出，經貝卡爾奠基並發揚光大。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的經濟學》，便一鳴驚人，不但把社會中存在的歧視問題分析透徹，而且還開創了先河，把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引入各種非傳統經濟領域中，並且取得極大的成功。所謂的成功，標準是不但能把正規的經濟學構建成對各種世事的解釋，而且其衍生出的理論引伸與預測，都能得到大量有系統的實證支持。我們在香港所見，某些「理論家」胡思亂想後，提出種種假說甚至是行動綱領，但卻只懂穿鑿附會，拿不出證據，這與貝克爾每有一學說，背後都有「十萬大軍」壓倒性的實證支持，不可同日而語。

貝克爾認為經濟學可以很有效解釋人的行為，他以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深入到多種問題中，其涉及面之廣，使人讚嘆。男女之間如何找配偶，生孩子時數量與質量如何取捨，市場對不同行業的回報率如何影響學生選擇學科，跨代貧窮的原因在哪裏，罪犯為甚麼都十分理性，所懂的相關法律往往比我們多，人民如何配置時間，用多少時間出外工作，用多少時間在家生產（煮食、教兒育女等），人的價值觀，偏好如何形成，為甚麼會上癮，利他主義是否理性，家庭活動如何影響國民的經濟增長，利益集團如何形成，經濟學如何分析政治與民主等等，這還未有計及他的學生所做的研究。貝克爾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者，甚麼領域他都敢「入侵」，而且解釋力比別的學科更好，他敢於這樣做，部分原因恐怕是芝大一個有百多年的理念，社會科學不用自設籓籬，判斷某套理論的高低，不是看這理論源自哪一領域，而是看它在實證上有多大的成功。白貓黑貓捉住老鼠便是好貓。這裏篇幅有限，詳細介紹貝克爾的各種理論是不可能的了。

我與貝克爾結緣，是在大學三年級，當時，芝大的本科生流行修讀博士生的課程。貝克爾因為名氣大，所以我也跳了兩級，修讀了他著名的301與302「價格論」（在別的學校此科被稱為微觀經濟學，但芝大對此不認同），上課的都是準備博士核心考試的學生。他用的課本叫《經濟理論》，因他不相信經濟可分為宏觀微觀，只應有一統一的理論。課本是他的學生把他過去的講義所整理成書的，今天看此書，容易發現日後不少新的經濟理念，已在此書中可找到。貝克爾講解清楚，學生不怕上他的課，這與佛利民的課有點不同，後者太過刺激，學生又愛又懼。香港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用經濟學分析世間各事物，有時有些新聞出現，亦每有記者要求我用經濟分析這些現象，我此種傾向，顯然是受到貝克爾影響的。


關注中國經濟 望發展良好

多年來，貝克爾常有來港或到內地講學。1993年他到科大訪問，我卻剛好不在。上兩次在港與他吃飯，一次已是2003年，最近一次應是兩、三年前。03年那一次閒聊，小兒其時在芝大讀書，是那裏管弦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但因團內頗有些世界知名的學者，演奏技巧則十分普通，所以不太看得起他們。我當然要小兒尊重這些學者，但貝克爾卻似乎站在小兒一方。最後見到貝卡爾，應是前年秋天，我的舊同事林毅夫在北京大學有朋友替他搞了個六十歲生日會，包括貝克爾在內的多位諾獎得主，用錄像形式傳來賀詞，而在賀詞中，顯而易見，他對中國經濟十分關心，很希望中國能發展得好。林毅夫在訪問芝加哥時，貝克爾亦與另三位諾獎得主與他討論中國經濟。今天，斯人已去，只留下無限的學問與思憶。

 

(Sky Post  2014-5-9)

圍堵中國是美國國策 (雷鼎鳴)

當一個新興國家出現，國力日漸增強之時，其附近國家往往會感到如芒在背，渾身不舒服。地區性或更大範圍的衝突容易發生，搞得不好，還可能出現戰爭，歷史上這類例子層出不窮。

中國崛起，已是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事實，美日等如何看待？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來雖一直低調，在國際事務上不肯強出頭，希望創造和平環境發展經濟，悶聲發大財，但美日以己度人，不會視中國毫無威脅。因歷史上，它們本身便曾在國力興起後到處侵略別國。日本明治維新後挑起東亞地區戰亂，其後加入世界大戰，我們都已知之甚詳。而美國在二戰後愛當世界警察，但這自封的警察卻是執法不公，在2003年子虛烏有的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並用這後來被中情局否定的藉口侵佔伊國，毀其擁有九千年歷史的多種稀世文物，這使世人如何能相信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所認為的，有憲法基礎的民主共和國最能保障和平，不會隨便發動戰爭。


中國經濟突飛 GDP四年內超美

日本就算要對付中國，也應知道自己力有不逮，要靠美國撑腰。美國則擺明車馬重返亞洲，頭號對手當然是中國。但其實把中國視作其最大對手的心態並非今天開始。遠的不說，在2001年小布殊上任後，其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中，對中國的敵意已極為深濃。當時一些極右派議員甚至認為中國只是稍擁有一點地區實力的國家，不足為懼，美國不用給面子中國。這種說法其實並非完全無據，在2000年時，中國的GDP，以官方匯率計算，只是美國的11.5％，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只是美國的29％，美國的確有實力不用顧忌中國。

但美國遇上 911恐襲，卻為中國帶來六、七年追趕期。美國忙着攻打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在2003年3月19日又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一直在這些地區泥足深陷，難以脫身。在2008年大局初穩後又突然來了場金融海嘯，美國元氣雖未被傷至筋骨，但又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多創造了三、四年空間。到最近兩、三年，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恐怕已沒有這麼寬鬆了。

911恐襲及金融海嘯為中國帶來的空間雖或已消失，但今天的中國與2000年相比，已再非吳下阿蒙。在2013年，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已達13.37萬億美元（美國中情局《世界事實書》的估計），是日本4.73萬億的2.8倍，而且已達美國的80％。按照現時世界各國發展的態勢，用購買力平價的標準，中國的GDP大有可能4年內超過美國，10年內超過美日GDP的總和。中國政府一直低調地不談這些可能性，香港某些人也會拒絕相信這些數字，但它們出自美國的估計，其政府恐怕不會如香港某些人這麼蠢，拒絕面對。


外交策略調整 中國態度轉強硬

中國的國際關係策略也似在調整，從過去不肯強出頭，埋首搞發展，悄悄變得更強硬。但這似乎是被迫出來的，在經濟上，美國要用TPP孤立中國，在外交上奧巴馬在亞洲之行要拉攏日本、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抗衡中國，軍事上又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協議」中。雖不論其能否成功，但美國要圍堵中國的意圖卻是十分明顯。又因美國經濟實力受創，且世界各地烽煙四起，美國難免疲於奔命，所以利用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制衡中國是必然之舉。但中國在近代史中飽被列強侵略，痛苦記憶猶新，美國把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私相授受送給日本，極度刺激中國人民情緒，美國長期而言將會蒙受其害。

至於香港，對美國而言是最方便的意識形態戰場。港人在此國際大環境下，就算不強求「精忠報國」，最好也要遠離此等國際角力。香港近日有兩位政治人物到美國見其副總統，而仍以為其政改方案會被接受，不智之極。

 

(Sky Post   2014-5-5)

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 (雷鼎鳴)

最近我與12位朋友聯名提議了一個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委會民主漸進方案》。這些朋友都是相識多年，有部分過從甚密，也有部分是名字常見到，但無機會常聚。這方案經過了一兩個月的多次討論，亦有法律高人不斷對比《基本法》，違法的機會近乎零。我因事忙，參與不多，主要的「貢獻」是刪掉了原建議中三段文字，可謂有破壞無建設。

中間派人多 發聲渠道少

《方案》的細節早已放在網上（註），讀者可自行細閱，在此只簡述其核心內容及背後的思想。我們認為選舉的程序要符合「民主、開放、均衡、循序漸進」幾個特點。「循序漸進」意味着我們要尊重歷史，舊制度的出現有其種種歷史原因，不宜一步到位廢除掉。因此，我們建議「提名委員會」當中的1,200名委員，可按有四個界別的舊「選舉委員會」般同樣選出。但為了引進更多的「民主」成分，使提委會能對更多的人「開放」，而且使到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均衡」參與，所以我們建議另設最多1,200個位置（每個界別加入最多300人），使提委會總人數最多2,400人，即每個界別最多600人。這新增的最多的1,200人從何而來？某人若要成為新增的提委，要先取得某界別中選民的三百分之一的提名，再而在全港市民中取得2,500人的明確認可（例如用投票方法）。

提委會成立後，某人若要成為特首候選人，必須先得提委會10％的人提名，然後在提委的投票中得到不少於20％的支持，每個提委只能投一票。我們估計最後可參與普選的特首候選人有2至4人，泛民起碼有一個入閘的機會不低。

這個方案有沒有缺點？有的。它是一個中間方案，不同立場的人對它會有相互矛盾的判斷。我對誰勝誰負的興趣遠不及評估此機制是否合理。本欄的長期讀者都會知道，我對機制設計的理論注意多年，而且多次指出任何形式的民主投票機制，都必定可受策略性投票的伎倆所干擾，以致最後的結果不一定能反映真正的民意，此點並無例外。既然如此，這方案會否有同一毛病？有的，我隨時可說出幾種干擾它結果的方法。

既然如此，為甚麼這方案仍然值得支持？正如我常說的，任何招式都有破綻，其他方案的破綻隨時比上述的大得多，我們也不能因任何方案都有不足而不去設計一個較好的（沒有完美的方案這回事）。我自己看香港選舉制度的準則是它是否合乎《基本法》，合乎邏輯，最重要的是走中間路綫。香港社會早已因「有心人」的活動而開始撕裂，若社會變得極端兩極化，誰被選上當特首，無論選出來的方法如何民主，施政都會十分困難，民主也因而不會帶來穩定。但可幸香港中間派仍多，他們發聲的渠道雖不多，但人數卻是可觀，他們是香港穩定的重要力量。選舉制度的設計，甚至是特首的人選，或是施政的方針，都宜拒絕沿着兩極化的道路走下去。上述的方案，合乎《基本法》，重視均衡，絕非激進。

港人選擇理性 應踴躍投票

不少人可能擔心有泛民候選人能入閘。這是可能的，但我們不用迴避。港人中的大多數我相信十分理性，最後選出的特首應為中央政府所接受，但前提是最後選舉時參與投票的人要足夠多，否則有兩大後患：第一，若當選人只有100萬票左右，投票給別人或根本沒有投票的有四百多萬（香港有550萬人有資格註冊投票），特首的認受性便存疑，更無法化解社會對立的困局；第二，沉默的大多數若沒有出來，選舉結果會受政治活躍分子騎劫，甚麼結果也可能出現。
不過，中央政府也不用過分謹慎，香港行為真正過激的人其實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在這類人當中，他們口中雖不肯認輸，但心中卻是冷暖自知。中央政府不用過於介懷少數人的胡鬧而減慢民主制度的進展。

註：網站地址是http://2017cenom.blogspot.hk

 

(Sky Post 2014-5-2)

人民幣近月為何貶值？ (雷鼎鳴)

人民幣從2005年起，除在金融海嘯出現後的一段時期外，基本上在穩定緩慢升值，至今其兌換美元匯率，早已升了三成有多。但在今年二月開始，人民幣的升勢似見逆轉，兩個多月內貶了3.5%左右。究竟近期的貶值是暫時性還是較長期的，頗引人關注。

眾所周知，人行對人民幣匯率有最大的話語權，但人行不見得會置市場力量於不顧。若市場環境剛好有利於人民幣升值，但政府卻反要將它貶值，經濟代價也能十分巨大。在今年二月，中國出現甚為罕見的外貿赤字，而且高達229.5億美元，匯率的確有下調壓力。在資金市場方面，去年美國開始實施量寬退市政策後，世界各新興市場的匯價頗受衝擊，而人民幣已是企得較為堅挺。其實中國雖有外匯管制，但利差交易（Carry Trade）並非無法進行。投資者可在利率較低的地方借來資金，再購買人民幣賺取較高的利息，而其穩定升值的匯率又可使回報增加，不少香港人都有這樣做。但美國退市，卻可使部分資金從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回流到美元，此種市場力量，也可構成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升值太急 銀行穩定性受影響

不過，此等市場壓力也不見得真的很大。二月中國雖有貿赤，但一月及三月都有貿易盈餘，今年首季，中國仍有165.9億美元盈餘。在外匯儲備上，大半年來中國仍有增無減。今年頭三個月，外匯儲備每個月都有增加，三月份的外儲，已達3.95萬億美元，比去年十二月增加了12.68億美元。可見市場並無多大壓力要人民幣貶值。我們可再用購買力平價看此問題，6.2元人民幣的購買力仍遠高於1美元，反映長期而言，人民幣升值空間仍然存在，但動力應比以前弱了不少。

既然如此，人行似乎是利用市場力量而把人民幣的升勢暫時扭轉。為甚麼它要這麼做？

第一，中國擁有3.9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若這些外幣資產只懂貶值，中國的銀行體系帳面上必會蒙受損失，若人民幣升值太急，銀行的穩定性也受影響，所以人民銀行有誘因容許人民幣貶值。

第二，我們可假設中央政府有意願使人民幣最終可自由兌換，甚至變成國際上的儲備貨幣。後者對中國大有好處，因為等於開動印鈔機，境外人士也願意以有價值的貨品換取一張張印出來無使用價值的人民幣。但倘若投資者都是一面倒的相信人民幣只會升，不會貶，那麼湧入的資金又會太多，從而推高人民幣的發行量，這會造成通脹，對中國不利。因此，中國若計劃最終開放外匯市場，需先消除人民幣只升不跌這一心理預期。現在把人民幣貶值，樂觀的看法是可把它視為市場將更開放的戰略部署。若此說屬實，也可視貶值是配合自貿區策略的一部分。


內需不振 增出口穩經濟

第三，世界經濟環境依然是隱患處處，求人不如求己，中國政府頗希望內需能有所增加減輕對外貿的倚賴。但內需增加的步伐是否能足夠抵銷外貿盈餘下降，使到國民生產總值保持良好增長，從而使失業率不會太高？這是不易肯定的事，而將人民幣貶值，正是一防範工具。經濟結構改革若進行順利，內需增加不錯，便不用這麼靠外貿盈餘，但若內需不振，無奈下人民幣貶值，從而增加出口，仍是一可考慮的政策。

在柏克來加州大學任教的一位朋友艾根格連（Barry Eichengreen）最近撰文分析指出，我們仍無足夠數據確定人行將人民幣貶值的目的何在。但若我們見到貶值只是暫時性的，則上述第二點管理預期的可能性便較大。如人民幣是持續性貶值，那麼第三點理由便較重要，經濟結構改革，可能不是很順利，艾兄此言甚是。

 

(Sky Post   2014-4-28)

未來普選的兩個困難 (雷鼎鳴)

政府的三人小組正在徵詢各界對普選方案的意見，徵詢期在下周末便屆滿，不少朋友都在努力構思方案，以求來得及在限期前提出。

我在此事上是個旁觀者多於是個參與者，原因是我對可能出現的結果較悲觀。很多人認為若2017年沒行政長官普選，香港便會難以管治，這也許沒錯，但就算有公平合理的普選，情況便會好得多嗎？我悲觀不是說社會一定找不到一個合乎基本法而又有相當高認受性的方案（雖然這也不容易），而是因為香港的普選要面對兩個不易化解的困難。


制度破綻難避免 難保真民意

第一個困難是不論普選方案設計得如何完美，也不能保證選舉結果能代表到真正的民意。我在本欄中早有用具體例子指出，用兩種看似都十分公平合理的投票方案，選舉結果都可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們哪敢肯定在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一定代表真正的民意？

更麻煩的是經濟學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早已用嚴格的數學證明任何選舉制度都必有破綻，亦即一定有人可通過策略性投票而操控選舉結果。舉個例子，芝加哥大學的前校長孫能善（Hugo Sonnenschein）年輕時曾在某校任教，他所屬的學系要投票選系主任，各人想自己心儀的人選勝出，所以都想方設法把最具威脅的對手排除掉，可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把部分票投給一個最弱的候選人，使他的票比具威脅性的對手更多。但因對敵的兩陣營都這樣做，最終結果竟是最差勁的候選人勝出。最近有台灣記者找我訪問，我談到在篩選的過程中，選委會可把票投給對方陣營中最弱的一個，使他能最後成為候選人，但因雙方都可這樣做，會否最後出來競選的二人都是敵對的但又都是最差勁的？台灣記者一聽便明白，因他在台見這類事情似乎見得很多。

在一個政府諮詢活動中，有人批評其他人的方案如何不公平，可如何被操控，我回應說，他的批評十分正確，但經濟學家早已證明任何的選舉制度都可被策略性投票所操控，所以批評別人的方案不公平時，先要檢視自己的是否公平沒有漏洞。我雖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但卻自信看到任何方案，只要花一段時間思索便可找到破綻。這倒使我想起<笑傲江湖>中「獨孤九劍」的劍訣正是任何招式都有破綻﹐但上述結論並非武俠小說的想象﹐而是經過嚴格的數學證明 。不少政治學家也明白此理，他們當中的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學派便把此學說發揚光大。

 

既然任何方案都必有破綻，我很難提得起興趣去為一些個別的方案辯護。不過，這並不表示我不可支持某些方案。退而求其次，只要一些方案符合基本法，不走激進路綫，邏緝說得通，我也可支持，因而減低社會撕裂的風險。


激進派輸打贏要 服眾難度高

第二個困難是部分激進派已養成不肯認輸、輸打贏要的惡習。就算行政長官通過最民主的方法選出來，這些人會服氣嗎？我們看看台灣社會在佔領立法院中學生把民選出來的委員視作無物便可知香港的激進派可走到多遠。激進派在社會中人數不會很多，但人少反而更方便發動攻擊，組織也可更緊密，其影響只會大於一盤散沙的社會大多數。

本來行政長官若有很多人投票支持當選，他的認受性會較強，未必怕一些激進分子的反對。香港總共有550萬人年滿18歲，常住香港，有資格當選民，但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作參考，只有三分一即183萬人有參與投票。若是行政長官選舉也是只得183萬投票，大事可就不妙。贏的一方可能只取得100萬票左右，反對他（她）的或根本沒有投過票的便有4、5百萬，後者隨時可不承認選出的行政長官得到他們的認受，其管治地位也會受到制約。但假如參與投票的人眾多，當選的行政長官有300萬票或以上，那麼上述問題當然便較易化解。這也是我為甚麼支持強制性或獎勵性投票的其中一個原因，它可把沉默的大多數都動員起來。

 

(Sky Post   2014-4-25)

滬港通有何利弊 ? (雷鼎鳴)

上周四李克強總理宣布「滬港直通車」在半年後正式啟動，內地股民可直接買港股，總額上限2,500億人民幣，港人亦可買上海A股，總額上限為3,000億人民幣，另外每天買賣數量亦設有限制。這些數額可視為試點，將來限額有可能大幅上調。

滬港通政策宣布後，恒指當天急升344點，但國企股指數變動不大。在次天，港交所股價上升11.54％，收市報146元，雖然遠不及2007年高峰期的二百多元，已算是一洗頹風。不過，香港的國企指數在周五卻下跌1.85％，上證指數則只是下跌0.18％，兩地股價得以收窄，AH股溢價指數因此還上升了1.27％，收市報96.58點，換言之，在上海的國企股價，比起其在香港的股價在上周五平均仍要低3.42％。


兩地股票差價收窄 套戥空間小

滬港通在2007年時曾盛傳會在當年啟動，倘若如此，局面與今天會大不一樣。在當年8月，AH股溢價指數高達165，即在上海的國企股價，比在港的平均要高65％，其後此指數還一度上升至200點以上。當時滬港通雖只是傳聞，恒指已急升近萬點，港交所股價更是大贏家。此種原因十分簡單，既然在滬國企遠比香港的昂貴，資金將會大舉南下套戥。購買港股中的國企，上海的股價會下跌，香港則會上升。

今天不同，2007年內地股市處於泡沫狀態，其後上證指數從6,000多點下降至2,000點的水位，內地股民壯烈犧牲，至今猶有餘悸。AH股溢價指數因而急速下降，近日早已跌破100點，即變成內地國企股價平均而言比港還更低殘。在這時開通滬港通，後果如何？套戥活動仍會發生，有部分股票，內地的比香港貴得多，但也有一些剛好相反（例如平保），所以資金會有互流。不過，因為平均差價已早已大幅減少，套戥的空間不算太大。

我對炒股興趣不大，重視的是對兩地的宏觀經濟影響。自從2007年後，內地股民似已對股市失去信心。在金融海嘯以後的五年，中國的總GDP超過200萬億元，而其中近半是被儲蓄起來用作投資。由此可知，光是這五年中國的新增資本便近100萬億元。這是個驚人的數量，但這筆資金有沒有被盡善其用？這筆財富顯然未有多少投入股票市場以作企業集資之用。在4月11日，上證A股總值只得15.43萬億人民幣，就算把上海與深圳的A、B股全都加起來，中國股票總值才只得24.88萬億人民幣，稍多於彈丸之地香港的23.8萬億港元股票總市值。在今年2月，人民幣M2的貨幣量，已達113萬億有餘，是股票總值的四倍多（香港的M2則只及股票市值的三分一左右），由此可知，內地股市已失去其為企業集資的大部分功能，新增的財富，惟有跑到樓市中以作儲值之用。部分資金亦有流到海外，近年北美洲部分地方的樓市，便頗靠內地人在當地買樓支撑。


資金料流入港股 作用未宜高估

此種情況殊不理想，資金壓在樓市中只會使樓宇升值，甚至脫離人民的購買力。在二、三綫城市中，空無一人的樓盤多的是。若企業自己管理良好，股市的規範可靠，資金配置到企業當然對總生產最有利，但現時此種情況還未能達至。如是之故，開通滬港通政策後，除了套戥活動外，不見得港資或外資會大量在內地股市投資，起碼短期內此情況不易出現，除非內地股市及企業能有更好的規範。資金流到香港的壓力卻是頗大，香港本地的股票可成內地人的新投資熱點，香港的一些著名藍籌股，很可能成為內地洩洪的目的地。

不過，這作用暫時不應太過高估，2,500億元人民幣，只是港股總值的1.25％左右，滬港通帶來的資金「洪流」還洪不到哪裏去，更遠的將來，香港則或許可因進一步的放寬資金限額而得到更大的好處。

 

(Sky Post   2014-14)

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 (雷鼎鳴)

上周公務員事務局宣布一套新的公務員退休方案，向公眾進行四個月諮詢。這方案的要點是公務員的60歲退休年齡不再鐵板一塊，新入職的都可在65歲才退休，紀律部隊退休年齡則從現時55歲延至57歲，至於現時已入職的公務員，60歲後仍可受聘於政府。

政府建議的新方案，主要目的很可能不是為了解決公務員的人手是否足夠問題，而是要做出「榜樣」，希望私營機構也會跟隨。港人長壽，二十多年前初回香港時，人均壽命只有七十多歲，現在男的有82歲，女的達87歲，對於一個剛達60歲現時退休年齡的人來說，男的可預期大約有25年的退休期，女的則更多達30年。為甚麼不是22年與27年，而是更長一點？原因是人均預期82或87的壽命，已被一些英年早逝或一出生便夭折的人所拉低，60歲仍生存的人不屬這些人的行列，所以可預期比平均更長的壽命。


延續生產交稅期 紓緩財政壓力

按此推算，一個人可活八、九十年或甚至更長，但真正工作時間卻可能只得三、四十年，不及壽命的一半，有不少人還一生不用怎麼工作，靠別人養活，那麼社會的總生產與總消費是否得到平衡，會是很大的問題，而這問題亦會因人口迅速老化而加劇。要解決的方法之一便惟有是延長退休年齡，若延長5年，等於可多生產及多交稅5年，退休後「食穀種」或領取福利的時間則短5年，政府或個人的財政壓力都會有所紓緩。不過，這個效果也許並不能充分發揮，年輕人知道退休年齡可延長後，會認為儲蓄不是這麼重要，又或再不願工作太過拼搏，這些都會減少退休時他們所累積的儲蓄。

政府也許另有一種考慮，現在每年公務員有4,200人退休，十年後還可能增至7,000人左右，但現時每年新入職的公務員約3,000人，公務員有流失現象，延遲退休年齡可減低衝擊。就算這些數字準確，我認為不會是大問題，政府工待遇優厚，若要多僱用員工，哪會找不到人？


港平均工時高 未必願延遲退休

政府所推算出的退休潮及入職人員可能減少，倒應視為整個社會的縮影。2011年人口普查中，人口最多的年齡組群是嬰兒潮一代，亦即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而當中又以1951至1955年出生的最多，這批人年華老去，已經或將退休，但這批「老人」，與二、三十年前的同齡人有頗大的區別，即他們更加健康及生產力較高，要他們脫離勞動市場，的確有些浪費，所以延長退休年齡，我相信是合理之事。

政府似乎擔心這會增加支付延長退休的公務員的薪金，會帶來財政壓力，但我相信數額不大，而且這同時會減低對新入職人員的需求，財政壓力大極有限。對整體社會而言，若私營公司也加入延遲退休年齡的行列，納稅人數目可增加，政府應是得益者。

在其他的一些經濟體，延遲退休年齡可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法國在幾年前便有大量示威反對政府的相關政策，但為甚麼到今天為止，香港不見有太多的反對聲音，也不見得政府或公務員特別雀躍？這顯然與外國的退休制度有關，不少國家用的是隨收隨支式的福利制度，若仍在工作，便要交稅讓政府支付別人的退休福利，若已退休，則不但不用交稅還可領取福利。延遲退休年齡豈非等於要他們多交稅少領福利？這容易會觸動民粹式的抗爭。但香港不同，沒隨收隨支的制度，就算退休年齡被推遲，若自覺太過辛勞，也可自行選擇早點離職，利益不會受太大影響。

我雖贊同延遲退休年齡，但卻擔心不一定很多人熱衷於多工作幾年。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與法國等地相比，等閒高出三分之一，亦即不少港人可能認為自己已「做到殘」，若仍要他們多工作幾年，他們反應未必踴躍，這可能要多等一段時間大家才會適應65歲的新退休年齡。

 

(Sky Post   2014-4-11)

財政收支為何會估錯數？ (雷鼎鳴)

財爺日前在一午餐會，被問及為甚麼過去的預算案常估錯數，財爺表示「無言以對」，但接着他又說「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所展示未來幾十年的財政形勢，是「小組」而非財爺自己的預測，言下之意，似是說「小組」的預測會較為準確。

我是「小組」的成員，頓時甚感「壓力」。我們都沒有水晶球，不可能完全知道未來，但「小組」作的是二、三十年的中長期預測，性質與預算案每年所作的一年期短綫政府收支預測大有不同，會否「小組」的預測會比財爺的預測準確？我相信是會的，原因不在誰的預測能力更高強一點，而在兩種預測性質實在不同。為甚麼如此？這倒先要回答幾個相關的問題：一是近年預算案常低估盈餘，這是系統性的錯誤還是非系統性的？所謂系統性是指永遠都是高估或永遠都是低估，非系統性則指有時高估有時低估，互相抵銷後，總誤差可能會較低。二是財爺的所謂估錯數，源頭在哪裏？三是預算案的估錯數，是否意味着「小組」的預測也只是靠嚇？


預算存限制 未必緊貼現實支出

近十年來，預算案的確都低估了盈餘。就以緊接金融海嘯後的一年，即2009至2010年度的預算案為例，當時人心浮動，傳媒、政府與專業人士的悲觀言論鋪天蓋地而來，大有世界經濟已臨末日之勢（我當時相對地屬於樂觀派，並不相信經濟會不斷下行），政府預計的收入當然不會很好。但實際上經濟卻非如此差勁，在那一年度結束時，政府的收入竟比之前估計的高出21.7％，誤差不可謂不大。我們就算用2009至2014年這五年的總數來看，實際總收入仍是比估計總收入高出15.3％，似乎政府真的是系統性地悲觀保守，低估盈餘。不過，我們不要忽略一點，回歸後有五年香港出現赤字，2001至04年還是非常巨額的赤字，就在這三年，政府的實際總收入，竟比估計總收入低了15％。由此可知，政府預算的錯誤，並非一味悲觀或一味樂觀，而是有時高估有時低估，不是系統性的錯誤。

就算是非系統性的錯誤，我們總也希望錯誤的幅度會低一些，這便需要我們找出錯誤的源頭。在政府開支方面，我們的確看到政府幾乎每年的實際開支比預算開支要低一點，但不是太多。例如從2009至2014年，實際總開支比預期總開支要低2.9％。這個錯誤的確是系統性的，但雖然錯誤不算大，卻是難以改正亦毋須改正的，原因如下：每年政府各部門都要向財爺爭取預算，然後按所得到的預算去計劃開支。例如，福利部門總會先計算一下有多少人會來領取綜援，但如果有一部分綜援申請人並不合乎資格，就算資金尚未用盡，也不可能隨意向他們派錢，所以最後預算中的金額，很可能有小量剩下來。有時也有例外，基建成本近年上升很快，預算金額有可能不足以應付成本的上升。


長期的系統性預測 預知性較強

從上我們可見，預算中的開支是系統性地輕微高估，但預算中的收入與實際相比，則是時高時低，而且誤差巨大。這十分符合經濟理論，政府收入對GDP的上落十分敏感，GDP增長快，政府收入增長更快，GDP停滯，收入立時出事。但GDP在商業周期中的波動幅度有多深，周期有多長，經濟學理論中，早有證明這是不可能預測的（可以準確預測的是在周期中各種變量的相互關係）。既然如此，強求政府每年對收入預測準確，是不切實際的，例如政府收入中有涉及股票及樓市的印花稅，此等收入波幅巨大，怎可能預先知道？

「小組」對未來二、三十年的預測是按照一些可知的系統性因素而作出的，例如人口老化是可確知的，它所帶來的醫療福利等等開支預知性亦較強。又因為此類中長綫預測不用理會某一年經濟好景還是不景，商業周期的變化雖然會對政府收入帶來重大影響，但這些影響有時是在正面有時則是負面的，它們長期而言，互相抵銷，所以「小組」預測的準確度會較高。

 

(Sky Post   2014-4-7)

CEPA有否拖累香港？ (雷鼎鳴)

有台灣傳媒找我訪問，希望知道CEPA在港落實後的正反經驗。但在交談中我感覺到，記者似乎對CEPA如何拖累了香港的經濟與社會，興趣大得多，也許台灣某部分反服貿的民眾很想從香港中找到反面教材，以壯聲勢吧。

這個要求確實使我搜索枯腸，也找不到使他們滿意的答案，這要從CEPA的歷史及性質說起。

2003年6月29日溫家寶總理訪港，在禮賓府簽訂了有關CEPA的「安排」，當中包括了374項原產地是香港的產品可零關稅輸入內地，另外又對18個服務領域提供進入內地的優惠待遇，港人熟悉的「自由行」，也從那時開始。其後「安排」的範圍不斷擴大，到了今年1月1號實施的「補充協議十」，已累計有403項服務貿易開放措施。


內地開放市場 港企添出路

內地與香港都是WTO的成員，CEPA不能違反WTO的條文，只能其基礎上增添。但香港一直以來早就奉行自由貿易，除了小部分貨品外，其他入口的都是零關稅，在服務業中，則除了某些如醫療、法律等有嚴重的保護主義傾向的外，其他的也基本上對世界開放。若說CEPA主要的性質，是內地增加對港的開放程度，而不是香港自己對內地更加開放（因早已相當開放），我相信符合事實。既然如此，我們當然很難找到理據，說CEPA對港不利。我們總不能說，內地對港不少產品不再徵收關稅，或港人可與內地合拍電影，進入到其龐大市場等等，都會拖累香港。

CEPA是一種最優惠待遇，我們能批評的，主要還是某些開放仍未足夠，港人得益尚不多，而不是開放優惠本身是壞事。至於某些港人不喜歡的「自由行」，已有六七個百分點香港的就業是靠它支撑，它帶來擁擠及其他一些問題，主要是香港政府未有發展足夠的配套設施去吸納新來的遊客，捉到鹿不懂脫角，若無「自由行」香港經濟問題更大。


台人才多 受累經濟封閉

台灣的一些人反服貿，香港也有人附和，我看他們是迷失了方向，台灣教育水準高，人才多，科技水平很好，甚至高於香港，這些我都很清楚。科技大學建校初期，加盟的資深教授多是在台長大，在美國成了大名的學者，我與這批舊同事相熟，深知他們的本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台灣的人均收入遠低過香港，大學畢業生拿到五、六千元月薪已是不錯，其大學教授的薪金，不但低於香港，與美國更是差天共地，近年連大陸也比不上，其經濟十多年來都頗為停滯，空談羨慕台灣的港人，需要自問肯不肯大幅減少自己的收入而到台灣居住。
不過，比這問題更重要得多的是要問有這麼多人才的台灣為何經濟如此差勁？我相信答案的一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是它經濟的開放程度遠遠不及香港與新加坡，台灣有識之士也深明此理，服務協議是他們解決此問題的重要部分。至於有人說台經濟不好是因大陸在國際上的打壓，此說經不起推敲，大陸在政治外交上對台有打壓，但經貿上容忍度卻很高。

據說今次反服貿的學生領袖是台獨左翼，我反對台獨，也相信所謂在反貿易的經濟思想根本站不住腳，但有人認為台灣有民主，一白抵三醜，所以值得羨慕。我一向認同民主，但知道其局限。台灣有選擇是好事，但今次反服貿是由某些群眾一手打壓社會中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代表，這是輸打贏要，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對台的傷害很大。這也印證了我多次指出過的，若一個社會撕裂，民主制度也不會運作良好。選舉中輸了的一方不會服輸，總要找機會破壞對手的施政，間中還會發動一些群眾運動，視選舉結果為無物。那麼，民主制度還有甚麼用？香港的確要總結台灣的經驗，以免今日台灣的亂局變成明天的香港。

 

(Sky Post   2014-4-4)

太陽花學運的理據 (雷鼎鳴)

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所謂「太陽花學運」曠日持久，綠營當然希望它能繼續下去，影響台灣政治生態，藍營中人則有些認為此事已在退潮。我不知它會維持多久，一天半天在政治中也可發生很多事情，但我卻認為鼓動學生最初參加佔領的理論「根據」正在瓦解，亦即他們的行動是基於錯誤認知，所以運動若要繼續下去，學生需要不停找尋新的站得住腳的理論作為精神支柱，否則便只能靠民粹作動力。

第一個「根據」是服貿協議會對台灣經濟不利，失業增加，大學畢業生月薪繼續維持在五、六千港元水平，無法寸進。有位經濟教授曾以「懶人包」的方式簡略地總結服貿協議的負面經濟後果，在學生中流傳甚廣。但近日對此已有不少反駁，有人找來13位台灣各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問此事的意見，其中12位便認為服貿協議對台經濟有利。台灣中央銀行行長彭淮南及多個經濟領袖都紛紛表態支持協議，當中又以台灣著名的中華經濟研究所的報告最為具體，它認為此協議會增加台灣對大陸服務業的出口37％，多創造12,000職位。


台政治掛帥 礙經濟發展

台灣是個社會撕裂頗為嚴重的地方，解讀這裏的分析評論，不能不小心翼翼，避免輕信。幾年前某位台灣的大學經濟系主任告訴我，他們系內的人事安排，時會基於某人是屬於藍營還是綠營，黨同伐異往往取代專業準則作為升級的決定性因素，有時爭持不下，還真會大打出手。沒錯，是文革式動手動腳的打！這位朋友所作的描述使我十分震驚，這提供了對我一個疑團的部分解釋：台灣人才很多，但其經濟學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卻遠低於香港，太捲入政治鬥爭的學者很難有學術成就。

 

民進黨執政期間，我被陸委會邀請擔任過其諮詢委員兩年，每月都要開會一次，當時陸委會主委是蔡英文，我眼中所見，蔡十分能幹，待人禮貌周周，使人好感，她後來搞的教育基金會，為民進黨培訓政治人才，最近佔領立法院的幾位學生領袖，據台灣媒體披露，都曾參加基金會的訓練，可見蔡的遠見。在陸委會開會所見，藍營綠營對不同議題的立場涇渭分明，大家雖都客客氣氣，但卻不會有多少共識。


損利益違程序 指控似是而非

既然如此，要了解服貿對台的影響，必須獨立地閱讀原文及分析，我花過些工夫，卻只能得出利遠大於弊這答案。以銀行、保險等行業為例，台商到大陸投資，融資受到法例影響，十分麻煩，所以不少台商都利用香港的融資，而不用台灣。台灣的金融界怎會不希望服貿快點為他們鬆綁？但從香港的利益角度而言，我們會多了一個競爭對手，未必希望協議成功。

另一理論「根據」是立法院30秒內便要通過協議，違反程序正義等。台灣的評論人近日已多有指出，這指控不符事實。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協議內容未涉及法律修訂，只需行政院核定送立法會備查便可，其過程必要時還可保密，在民進黨執政年代也按這準則，所以今次事件，我們大可說馬政府在政治上不夠敏感，未有為協議作足夠公關工作，但其過程沒違法，也無違反程序公義，卻是彰彰明甚。

違反經濟利益及程序公義的指控，是運動開始時的巨大動力，原來卻都是似是而非，那在理據上，運動參與者便只好另找「理論」作其最後的避難所。這個「理論」是甚為方便的陰謀論，即聲稱將來可能出現台灣經濟上太過倚賴大陸，要受其控制。先不理會此說是否誇大其詞，我們暫且可假設兩岸出現更加互相倚存的關係。這又有何不好？貿易的目的正是要世界更加互相倚賴，這不但能推動經濟增長，還有助減少軍事或政治摩擦，大家都有抵押品捏在對方手上，不想破壞關係。以香港為例，港人確甚為倚賴大陸，但大陸經濟亦十分倚賴香港的金融與進出口物流業，我們就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此問題，亦可得出結論，如無金融物流等行業替中國帶來利益，中央政府也許不用顧忌，對港政策可強硬很多。以中國經濟、政治與軍事影響力發展速度來看，不用太長時間，美國終不會阻撓得住中國統一台灣，但若兩岸人民通過經濟或文化等交流，變得更互相依存，反可避免戰爭，更易和平地融合，真正關心兩岸人民福祉的，都應細想此點。

(Sky Post 2014-3-31)

 

對《長遠財政計劃報告》評論的一些回應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自3 月3 日發表一份《報告》後，因涉及的問題對香港經濟影響深遠，頗引起一些爭議。我自己便曾翻閱近百篇長篇評論，當中有些觀點很有價值，有些則源於對《報告》的誤讀，也有一些無的放矢。小組成員之一的廖柏偉教授多次敦促我回應一下這些評論， 但我估計有些環節他比我更熟悉，等他自己說更好。篇幅關係，這裏我只挑幾項經濟學含量較高或重要的觀點回應。先說簡單的部分。

 

估計基建開支太高？

 

《報告》指出，未來香港的實質基本工程開支若維持在過去三十年平均佔GDP 3.4％的水平，到2041 年開支會高達5146 億元（以到時價格計算），即等於到時GDP 的7.2％。一些評論質疑為什麼會這麼高（但也有人認為應為基建應用更多的錢），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兩件事：一是建築成本近十多年來均跑贏通脹，不斷飛升，未來此現象會維持多久，我不知道，但建築成本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升幅超過其他物價，卻是很明顯的趨勢。

 

二是基建開支其實並不只包括修橋起路， 建設醫院及學校等公共設施也還包括在內。由於出生率低企，學校還好應付，但我們只要想想，到2041 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口會等於現時的二點六倍，而退休老人平均住院時間一定較長，便知對醫院及病床數量會構成多大壓力。香港人口密集，擴建及新建多所醫院必須依靠多造土地，交通尚要方便快捷，基建成本不易壓下去。

 

我一向認為政府壓縮開支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政府擴大開支時會浪費資源，不利增長。不過，我更加相信教條地說要增加開支或要減少開支都不是最正確的做法。基建開支據說有利經濟發展，但此說容易為一些利益團體誇大。真正的原則，應是每一項目都要經過嚴格的成本效益論證， 社會效益大於成本的，盡量做可也，反之則下馬。

 

更妥當的做法，是把基建賬目與其他政府開支項目割離，某項目應否落實，主要看它能新增多少有價值的土地，以及帶動鄰近土地升值多少，用新造土地的賣地收益去支付相關的基建成本，便最能體現用者自付原則，政府也不用一力承擔財政壓力。

 

估計經濟增長率太悲觀？

 

《報告》有一系列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估算， 得出的基準結果是2015 至2018 年GDP 仍有平均3.5％的年增長，但增長率逐步下降，2015 至2041 年的平均年增長只有3.1％。

 

有人以為這過於悲觀，政府把餅造大便可解決問題，也有人認為這過於樂觀。我研究經濟增長的規律近二十九年，對此種種說法應有點發言權。

 

首先，《報告》是用什麼方法推導出這些結果？推算的工作由政府公務員團隊所做，我們只是針對其假設及方法提意見。政府用的方法是先估算出一個「哥貝─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這是大學二三年級經濟學生的必讀課，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學術研究中也多會把類似的生產函數視作標準推導未來經濟表現的工具。

 

要估算它，須從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中計算出勞動力收入佔GDP 的比例，政府得出的答案是0.51。我過去多次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數據估算這個數值，所以一聽政府說出這個數字，便知不會錯到哪裏去。此外，政府也要估算出香港的資本總量有多少及將來如何變化， 這須要知道過去很多十年以來每年的投資比率及折舊率才能算出。這類習作十分機械而無趣， 但卻是必需的，我過去做過多次，但政府比我用的折舊率複雜得多。通過這種習作，不難找出生產效率（或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趨勢及轉變。

 

本報專欄「經濟3.0」的幾位作者有深入研究《報告》中的估算，這比起空洞評論「一味靠估」的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的計算顯然仍未夠徹底，沒有自己動手從頭開始估算香港的資本量及生產函數，所以才會得出《報告》的相關結果「來歷不明」的印象。此點難怪，不能苛求，這類習作我已是熟手工人，也起碼要用電腦計算一整晚才能有結果，其他人可能要數天或更長時間。

 

順帶一提，曾國平教授曾在本報專欄中說過，《報告》中推算GDP 增長時，似乎犯了一個技術錯誤，忘記把勞動力的增長乘上0.5（其實應是0.51）。工作小組中的公務員團隊對此批評似乎頗為上心，促我代為解釋。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錯，在計算上，國平可能是誤會了「資本深化程度」（K╱L）即「資本量」（K），他只要花五分鐘時間把方程式再小心推導出來，便立可知道在原來政府的計算中勞動力增長率是不用乘上這0.5的。

 

從1997到2013年，香港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長率有1.8％，但《報告》卻「落了些手腳」， 使到2018至2025年的增長率上升至2.2％。這是極高的生產效率的進步，速度遠勝新加坡等地，政府如此做，可能是為了回應社會中某些樂觀人士所相信的香港正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一說。

 

我認為這組數字樂觀了一點， 但若沿用1.8％的效率增長率， 等於經濟發展更慢，《報告》中所提的警報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報告》在此處及多處其他地方都力圖減低，而不是加深數據所顯示的「驚嚇性」，此點讀者不可不察。

 

政府何不把餅造大？

 

社會中頗有人認為政府可把餅造大，從而增加收入，避免財困。這是誰都想發生的事，但我們必須認真定量計算，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還是泛泛之談？

 

研究經濟增長的人都知道， 靠基建或其他投資項目去推高一兩年GDP 並非難事，例如政府出錢僱人在地上打洞再填平，在表面數字上當年的GDP 會因多了人「工作」有收入而上升，但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不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真正的困難是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即GDP 上升了一年後，不會停止，而是繼續拾級而上。小小的增長率增幅，長遠而言也會造成巨大的效果。

 

基建項目不是沒有效益，它可以把經濟推上一個新台階，但卻極難把增長的速度持續地不斷推高。

 

我們姑且排除某些基建會變成大白象此一可能性，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投資之上。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告訴我們，教育可把GDP 的增長率推上去，我也很希望政府能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但縱使如此，我們也不能高估它的效用。現時教育的經常性開支約佔GDP的3％，遠低於世界中位數的5％左右。

 

假設政府有大手筆，立時把教育開支增至GDP 的5％ ， 即增加等於GDP 的2％，並且以後維持在這水平，那麼這動作對GDP 有多大的影響？例如會不會把GDP 的長期平均增長率也從《報告》的3.1％增加兩個百分點到5.1％？答案是幾乎絕無可能，只要小心計算一下(計算並不簡單)，便知要做到這點，教育的成本效益必須高得遠離實際：每投入1 元成本，要拿回超過10元效益才成。我崇尚教育，但不能如此誇大其效益。

 

為何不發展銀髮市場？

 

類似的計算可用於其他項目，例如有人提醒我們可發展銀髮市場等等，但在數額上，此等提議都難成大器。《報告》中有個結果很重要，我們雖無水晶球確切知道將來的情況，但卻可算出，若過去的開支增長形勢不變，香港GDP 的增長率要幾十年內維持在5.4％才能避免結構性財赤。我遇到的每一個經濟學家都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種意見認為長壽或人口老化對經濟也會有正面影響，因為它會提供誘因，使人更肯投資在自己及子女的教育之上或增加儲蓄等等，從而推高GDP 的增長。我是這套理論的原創人之一，1991 年我在《政治經濟學報》（JPE）及以後的一些論文有研究過壽命與經濟的種種複雜關係。

 

這裏可提到其中一個結果：年輕人死亡率下降， 健康改善， 的確對刺激投資有用，但長者更長壽的效果卻是好壞參半，對經濟增長無甚正面作用，原因是他們的消費大於生產，總會為經濟帶來壓力。

 

財赤根本不足為患？

 

也有一種很有趣、但只是部分正確的意見認為，政府多用錢（或少用錢）對形勢並無重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此一來政府將來便要加稅，人民會懂得積穀防饑，現在先多把錢儲起，以備將來政府加稅時，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仍有錢維持消費。此種理論是李嘉圖等同（Ricardian Equivalence）的一種應用，但香港欠缺它所需的條件：香港年達四十五歲的女性有38％沒有子女，她們（或她們的家人）不用考慮下一代是否須要承擔更高的稅率，對她們來說，現在政府大幅開支是好事，他們是受益人， 稅可能要幾十年後才加，這是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在起作用。

 

這帶來另一項問題，有些樂觀的評論人認為可能出現的財赤根本不足為患，因為若一旦有結構性財赤的跡象，政府自會把關，到時才把開支打下去或增加稅收也不遲。我天生樂觀，但對此卻不敢茍同。日本二十多年前政府收入佔GDP 三成，開支也是GDP三成，收支大致平衡。

 

現在收入仍是GDP 三成，開支卻已增至四成，赤字嚴重。

 

由此可見，赤字出現後不見得政府能有力壓減開支，至於稅率，也會因大家反對而不能增加，政府惟有靠借債度日。 現在日本一個小孩出生， 因政府欠債達GDP 240％，所以等於這小孩要負上二點四年總收入的巨債。還不起本金嗎？無限期還利息也可以， 但壓力一樣沉重。歐洲等多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也是欠下巨債，問題相若。香港憑什麼這樣有把握？

 

新加坡政策適合香港？

 

我曾說過，我希望這份《報告》是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但要擊敗它，必須面對問題多管齊下才能有效。《報告》的推論也絕非是一個不可驗證的假說，若不未雨綢繆，必定出事，但若多管齊下，則有機會化解將來的危機。

 

至於用新加坡等例子，說別人有超過5％的增長率，為什麼香港不能？這只能視作為麻痹自己思維的豪言壯語。新加坡經濟效率的進步速度，低於《報告》中對香港的假設，新加坡的增長，是靠冠絕世界超高的儲蓄及投資率，若我們強要港人的儲蓄率從現在佔GDP 的四分之一提升至如新加坡一樣的GDP 一半，港人肯嗎？別處能做的，香港不一定能。

 

(HKEJ     2014-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