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之謎與教育內容 (雷鼎鳴)

教育能提升人民的生產力，從而讓他們有更高的收入。除了在文革這種知識愈高，地位愈低的極端情況外，上述教育與收入的正面關係，幾乎是規律性的。我曾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過，在港每多讀一年大學，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平均薪水會增加15％左右。

在內地，入讀大專院校的人數比15年前猛增七倍；在台灣，大專院校學額已遠遠超出適齡學生人數；在香港，讀大學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專利。在大中華地區教育能逐漸得到普及，這本是好事，但我們還需要問：教育「量的進步」是否便足夠支持經濟增長？教育的質素與內容是否也十分重要？


中國曾是科技先進國

不要低估這些問題，搞得不好，國運可以被拖累數百年，有史為證。

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謎團之一是所謂「李約瑟之謎」（The Needham Puzzle）。李約瑟是著名的科技史專家，他在《中國科技史》中用了大量的史實證明，宋朝時的中國，科技水平普遍地大幅領先西方世界。就算是遲至明朝初年，由鄭和所指揮的，從福建泉州製造的船艦，其長度也比數十年後，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所乘的船長上五倍。我愛翻閱明末時出版，宋應星所着，記有宋明工程技術成就圖文並茂的《天工開物》，不能不讚嘆當時工藝技術的發達。

不過，在宋朝以後，中國的科技卻突然停頓下來。反觀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科技卻是突飛猛進，在明朝中葉以後，早已在多方面超越中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利瑪竇把西方科技帶到明朝的宮廷後，迅即吸引了徐光啟等思想開放的士大夫的興趣。李約瑟之謎便是：為甚麼中國的科技在達到如此先進的水平後，突然停頓數百年，致被別人超越？

解釋李約瑟之謎有多種論說，其中一種便與教育的內容有密切關係。宋朝不但科技發達，朱熹等理學家更是不世出的思想家，他們把儒家思想重新演繹。我們先不論是否同意他們的學說，但其後數百年的科舉考試，卻是以解釋儒家經典為基本，後來以八股文為體裁，更是使人思想僵化。一代一代的文人士子，窮一生精力，寒窗苦讀，目的只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我們就算如何細讀這些儒家經典，深研宋明理學家對它們的註解，也不會對科技研究有甚麼貢獻。中國整個科技的步伐停頓了下來，不是社會缺乏教育，而是教錯了內容。學生白首窮經，學的卻可能是「廢物」，社會焉能進步？


教育僵化是弊端
中國的科技浪費了幾百年，喪失了最先展開工業革命的機會，後來更因科技落後而被帝國主義欺凌，使人掩卷嘆息。不過，中國所浪費的幾百年，時間上還不算是最長的。在歐洲羅馬帝國衰亡前夕，也是出了位傑出的思想家，聖奧古斯汀，他把古代希臘的哲學與天主教的神學結合起來，其思想又通過教會而定於一尊。但到下一位同等級數的思想家聖多默.阿奎那出現時，已是中古世紀的末期。聖奧古斯汀在公元354年出生，阿奎那在1225年出生，在這相隔的871年間，歐洲竟沒有足夠分量的思想家出現過！缺乏科學教育，思想僵化的後果可以很嚴重。

今天香港或內地的教育體制，有沒有使學生學非所用？顯然是有的。若教育與社會今天的需求或明天的發展，能配合得天衣無縫，便不會有這麼多人找不到學以致用的工作。教育要投資，但在內容上，也要教得其所，否則，教育便只餘下裝飾的價值，讓人用以耀武揚威，而其代價是社會又要停頓下來了。

(Sky Post   2013-5-22)

用儒家思想治理經濟？ (雷鼎鳴)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要長期增長，往往需要一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思想或文化去配合。香港過去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時候，社會中有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人民勤於工作搵錢，今天則內耗嚴重，不少人忙於黨同伐異，尋尋覓覓，也難以再找出有甚麼有利經濟發展的文化了。反觀內地，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的口號，卻解除了十多億人民思想的枷鎖，1978年至2012年間，人均實質GDP竟一口氣上升了17倍，打破了人類歷史中所有國家的紀錄。


內地知識分子尋思想出路

「致富光榮」這句口號在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對推動經濟有強大的動力，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它其實十分粗疏，不把此等思想提煉優化，也容易出問題。內地的一些知識分子眼見自然環境受到破壞，貪腐普遍，頗希望能另尋思想出路。我看過一套很有深度的探索文化與經濟關係的電視節目，叫《財富之道》，當中便隱隱然有用儒家思想主導經濟的建議。

儒家思想重視天地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且把教育放在極高地位，這些元素無疑都可能變作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但若說儒家思想總體而言有利經濟，卻與事實不符。


資源少放生育 擺脫貧窮

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核心是「孝」，但我們也被告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輕易見到「多生貴子」的思想如何拖慢經濟。在明朝，美洲四大農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相繼傳入中國，大大有利於旱地的利用；北宋開始的早熟稻也大幅提高農業生產，但這些革命性的農業技術，所能造成的後果卻並沒有提高人均產值（從漢朝到1950年，據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son 估計，中國的人均實質GDP總共只增加了18％左右！），多了糧食，人民卻只是多生子女，糧食能養多少，便生多少，物質生活水平並沒有進步，經濟有如跌入貧窮陷阱中。
人口經濟學中有「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理論，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學術界中被引用過四百多次，其中一個論點是：投資在子女素質的回報要勝於投資在子女數量的回報，把資源放在教育，少放在生育，經濟才可慢慢擺脫上述的貧窮陷阱，但儒家多生子女的思想，卻顯然與現代經濟增長所需的一個重要前提背道而馳。

 

不過，世事往往弔詭，在當代社會中，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幾個國家及地區，人民的生育意向，與其文化背景都頗為矛盾。西班牙、意大利（天主教國家反對節育）、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日本、內地（全部或多或少，都曾受儒家文化影響），生育率都低至下一代人口遠少於這一代。這對總體GDP不一定有利，但長遠而言，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生產值卻可上升。東亞人民的收入上升，反而要受惠於他們能擺脫儒家思想的影響！

重視教育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此事曾否幫助中國脫貧，下次再談。

(Sky Post    2013-5-20)

從博弈論看拉布與內耗 (雷鼎鳴)

香港社會被內耗折磨了多年，已是不爭的事實。參與內耗的雙方（或多方）喜歡互相指摘，把責任推到對方，有時內耗活動更會被美其名為抗爭活動。

經濟學對「內耗」也好，「抗爭」也好，有多套有效的分析工具，最簡單的一套是博弈論中「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局

假設有兩名互知底細的犯人被警察拘留，警方多會把他們分開囚禁與盤問。我們且稱這兩名犯人為甲與乙。

警方對甲說，我們掌握了你不少犯罪證據，已足夠要你坐牢五年，但若你肯合作，提供有關乙的犯罪證據，我們可以少控你一些罪，你可因此少坐兩年的牢。警方對乙也會說同樣的話。甲與乙會選擇爆料，互揭底牌，還是選擇沉默？

甲決定策略時，必須把乙的策略也考慮在內。假設甲相信乙絕不會出賣他，自己應不應出賣乙？甲若出賣乙，刑期可從五年減至三年，不出賣則仍要坐牢五年。從甲的利益角度看，他應出賣乙。又假設乙會出賣甲。甲若仍保持「義氣」，不肯出賣「朋友」，警方因有新的證據，可把甲的刑期增至十年。若甲也肯就範，同樣出賣了乙，那麼，他的刑期可從十年減至八年。由此觀之，若乙不講「義氣」，甲的最優策略仍是出賣乙。我們可得出結論，無論乙會否出賣甲，甲也應出賣乙。乙的思考過程也一樣，最後結局都是互相出賣，大家判囚八年。這比起互相沉默時，警方只夠證據送他們入獄五年，情況更糟。黑社會懂得這道理，為了防止出現此情況，一有出賣者，便會執行「家法」，把他們斬手斬腳，使其不敢爆料。


雙方都企硬

抗爭有多種形式，篇幅所限，就以近來的「拉布」為例。我們可把博弈的雙方看成是四位議員與政府。該四位議員可以選擇停止拉布或堅持拉布兩種策略。政府則有讓步與絕不讓步的策略。

假設四位議員相信政府終會讓步，那麼他們應該在政府讓步前停止還是繼續拉布？若停止，他們會輸清政治本錢，被視作投降；政府見他們主動放棄，也不用再讓步。所以議員的策略應是堅持下去。又假設四位議員相信政府根本不可能讓步，那麼他們應否及早停止拉布？他們也不會停。若停止，他們的支持者會認為他們在政府的強硬態度下敗下陣來；若不停止，尚可自稱堅持原則，奮力抗爭。結論是：不論情況如何，他們都不用停止。

政府的政策考慮也十分接近，若拉布停止了，政府自然不用讓步。若拉布繼續下去，政府一讓步會立時被人視作弱勢可欺，以後事事不順，天天被人踩在腳下，所以政府也不可能讓步。

最終的結局是雙方都不會讓步，內耗無了期持續下去，最終需要立法會主席，作為博弈的第三者去剪布，天下太平！


內耗使人悲觀

有人也許會誤以為，政府需要顧全大局，為了避免財政懸崖，所以會讓步。但政府似乎也學懂了《孫子》「愛民、可煩也」的含義。政府若太關注民望，隨時被人抓着弱點，犯上「將有五危」中的一危，「覆軍殺將」。這四位議員會不會怕被人民指摘而停止拉布？也不會，因為只要有極少數人支持其拉布，他們已可得到議席。

香港此等內耗局面，使人容易悲觀。香港自97年後一直至2009年，戶均名義GDP下降了3％，經濟全面停滯，再而衍生及加劇了各種社會矛盾，其原因雖不少，但內耗使到港人把精神錯放在政治爭拗之上，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博弈論有「非合作性博弈」，也有「合作性博弈」，如何用後者作啟示，使港不致race to the bottom，有機會再談。

 

(Sky Post    2013-5-15)

專利權與經濟轉型 (雷鼎鳴)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頭20多年，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學懂了利用自己有大量廉價勞工的優勢，在世界市場中競爭。在競爭的過程，各企業為求生存，必須把束縛自己生產力的制度一一衝破，否則隨時會被淘汰出局。

在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前，中國的經濟制度也進行了大量改革，以求達到「入世」的標準，這些改革在「入世」後，繼續有利於中國的增長。在思想方面，改革開放以前，賺錢致富被當作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鬥垮鬥臭」，在此條件下，經濟當然不可能發達。鄧小平一句「致富光榮」，把思想扭轉過來，立時湧現了大批白手興家的企業家，局面迅即改變。


創新更需要誘因

近10年來，推動中國增長的動力靠高達GDP四、五成的大量投資及城鎮化所帶來效率進步。這些動力的潛力遠未用盡，中國還有很多年的高增長應無疑問，我過去已多有論述。但若要保持經濟能在高水平健康增長，中國也必須找尋新的增長動力，其中顯而易見的是，如何推動創新科技。創新發明活動與商業活動不盡相同，這需要在制度上提供另外的誘因。

最明顯的誘因是發明家可否得到創新產品的專利權。專利權若得到保護，發明家等於可擁有這產品的壟斷權，從而可能賺取巨利，大大加強發明創新的意慾，但不利之處是，知識不能被廣泛分享，獨食難肥，反而有可能窒礙社會發展。甚麼產品或生產程序值得頒發專利權？專利權的年期應多長？範圍有多寬？一向都是經濟學的重要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法例十分奇怪，影印報紙書籍是犯了刑法的行為，但侵犯了別人發明的專利權，卻最多只能被民事索償而不是刑事起訴。


踴躍創新非關專利

專利權是否推動創新科技的最重要制度？此問題不易回答，我們須參考歷史先例。中國古代創新發明最活躍的年代是宋朝，火藥、指南針、活版印刷、造紙等四大發明雖不都是宋朝出現，但宋朝卻是把這些應用集大成的年代。歐洲把這些發明吸納過去，立時使西方世界天翻地覆。其實，宋朝另有一極重要的發明，便是發明了紙幣，沒有它，今天的銀行金融業會大大不同。不過，我未聽說過宋朝有發明的專利權，由此可見，宋朝的活躍創新活動並非有專利權所致。

另一重要的歷史先例是英國的工業革命。自18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使到英國成為蒸氣機、火車、機器磨坊等等大量新發明的發源地。英國自1624年已設立專利權制度，但申請專利權的個案並不多，一直到18世紀中葉才大幅增加。

表面看來，申請專利權的個案增加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時間脗合，似乎可說成是專利權有促進工業革命的功能。但據著名的經濟史學家莫卡（Joel Mokyr）的研究，實情並非如此。在當年的英國，申請專利權過程複雜，費時失事，使申請人得不償失。法庭往往對專利權抱有敵意，認為發明家要獲取壟斷利潤，若某專利權未經某實際案例在法庭審決過，其效用仍懸而未決。不少競爭者還利用法庭對專利權的敵視而拖慢發明家獲得專利權的時限。莫卡得到結論，起碼在1852年英國採用較寬鬆的專利權法例以前，專利權對工業革命的幫助十分有限。


榮譽有利創新

那麼，英國當時還有甚麼方法鼓勵創新活動呢？答案是榮譽。例如，發明了用蒸氣動力磨麵粉的文尼（John Rennie）一生不曾申請專利權，他要的只是讓世人知道他本領高強，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中國今天就算嚴格保護專利權，雖然有用及必要，但我們也許不能排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多人依然抄襲的情況。中國為了加快用創新科技推動經濟轉型，還須用榮譽去獎勵一些真正的發明家，而不是單靠專利權。既然過去「致富光榮」的一句口號也可起到極大的效果，現在致力頌揚創新精神也許有意想不到的用處。

 

(Sky Post   2013-5-13)

 

香港的「陣地戰」與「運動戰」 (雷鼎鳴)

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內地有群眾抗議經濟學家茅于軾所倡議的「去毛化」觀點。

 

我與茅于軾不熟，只在一些會議中有數面之緣，但卻知道他是內地經濟學家文章被引用次數排行榜的榜首人物。在經濟學的學術貢獻方面，他大概比不上內地很多後起之秀，但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經濟自由，卻使他大名鼎鼎，去年更因此獲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頒發「佛利民自由獎」。

 

毛澤東軍事思想內涵豐

　　

茅于軾的「去毛化」對不對？在政治影響上，這是一深不可測的題目，我無興趣探究。但作為經濟學家，茅于軾的批毛，卻是自然不過的事。我讀大學本科時讀過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的建國方略《論十大關係》，早已感到他不懂經濟，其後大躍進及文革所出現的亂局，並非偶然。不過，我對毛澤東充滿浪漫激情、大氣磅礡的詩詞卻十分欣賞，對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經典著作，更是十分佩服，他無疑是近代最能活用《孫子兵法》「兵者、詭變之道也」的軍事天才。一些因不喜歡毛澤東而對這些著作不屑一顧的人，輸掉了戰爭也會不知原委。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內涵豐富，包括不少元素，但它最重要的是其機動靈活，在敵強我弱的環境下，不打無把握的仗，每次戰役都要自己選擇戰場時機，集中力量，奇襲一小部分敵人，把他們吃掉。敵人大規模進攻時，卻要化整為零，隱藏起來。毛不喜歡為爭奪領地打「陣地戰」，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可輕易放棄這根據地，不與胡正面交鋒，但他懂得以戰養戰，每次打仗，重視能否發展自己在人數、士氣與民心的實力，並要逐步蠶食敵人的「有生力量」。他不打「陣地戰」，打的是「運動戰」。歷史亦證明，他的策略取得極大成功。

 

經濟實力贏「運動戰」

　　

用此思想，我們可分析香港的一些局勢。香港的所謂建制派，在政治鬥爭中多半是呆若木雞，看不出他們懂得甚麼兵法。反觀反建制派卻顯然從《毛選》中偷了一點師，但偷得不足夠，策略雖有詭變之道，但往往對大形勢判斷錯誤。

　　以碼頭工人罷工為例，從「陣地戰」的角度，工人是輸了，外判商亮出最多加薪9.8％的底牌，絕不肯給予雙位數字的加幅，接著更拂袖而去，拒絕再談，工會也莫奈何。但若從「運動戰」的角度看，工會（不一定是工人）卻略有進益。在運動中，工會可得到多一些工人的支持，從長遠而言，有更多的幹部替它辦事。這是「有生力量」的積聚，可為將來的戰爭作準備。不過，這「運動戰」的成果對工會的發展雖有利，但對工人的長遠福祉卻很可能是負面的。經此一役，碼頭的管理層自會評估風險，減低將來的損失。多倚靠機器，少用人手，其中一個可能方案，客戶也可能考慮如何把貨物分流到其他港口。碼頭工人這行業，大勢有點不妙。有人更建議地產經紀，與其在大淡市中望天打卦，而碼頭工人收入亦不錯，不如轉行為碼頭工人。短期而言，這也許是不錯的建議，但長期而言，這一行也未必穩定。不過，對慣於面對經濟大上大落適應能力強的地產經紀，這並不算難事。

　　香港社會目前似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戰役，當中各路人馬互有賺蝕。但此等戰役名為抗爭，但卻是內耗的居多，後果是香港的有生力量不但無增益，還日漸消減。香港GDP佔中國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25％跌至去年的3.1％，是有生力量及談判實力不斷弱化的表徵。有些港人，只求爭取普選的某些細則，這是「陣地戰」的打法，沒有不可取代的經濟實力，如何能在「運動戰」中取勝？

 

(Sky Post   2013-5-10)

當入息不那麼重要時 (雷鼎鳴)

讀報見到一段不起眼的新聞，提到一些電訊商要取消一些可容許客戶無限量下載信息的計劃，以後信息下載量較高的客戶要多交月費。

我的上網費用是透過銀行轉帳支付的，所以對自己參加了甚麼計劃及月費多少，都十分糊塗。這種收費模式的改變，對某些活躍的網民而言是否有很大影響，我不知道，但太陽底下很多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例如上網收費與就業，卻往往另有隱蔽關係，且聽我一一道來。

懂得勞工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某些工種薪水很低時，很可能會完全無人問津，但薪金逐步提升至某一關鍵水平時，勞工的供應會突然從零彈升至一個可觀的數目；薪金若繼續增加，可誘導出更多的人出來工作。

對此簡單現象，我們可有甚麼分析？在面對上述的關鍵薪金水平時，勞工有甚麼考慮？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在家中得享清閒；二是付出時間工作，賺取更好的物質生活。若薪水在關鍵水平以下，他們會留在家中；剛好在關鍵水平的，他們無可無不可；在關鍵水平以上的，則工作更合划算。


IT發達 打擊工作積極性

在家中當宅男（或宅女）有甚麼好處？每天可以十多個小時上網打機自得其樂，通過社交網可結識朋友，加入一些討論區時，又可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評頭品足，月旦世事。若在家中發悶，尚可參加一兩場示威，生活逍遙。要注意，所有這些生活消費，費用都十分廉宜，每月數百元上網費便足夠。沒有收入怎麼辦？年輕時可當「啃老族」，靠家人支持經濟，中年以後沒有家人接濟，每月可領取二千餘元綜援，已足夠支付此等宅男生活。跑到外面工作嗎？就算每月有一萬元，扣除交通費及外出膳食，又要付出勞力及受老闆氣，並不見得比只得二千餘生活費的宅男要好。如何選擇，各人自有盤算。

由此可知，資訊科技的發達，大大降低了娛樂及社交生活的成本，但又打擊了工作生產的積極性。若上網費加價，當宅男的成本便要增加，更多的人便要無奈外出找工作。

今年1月23日本欄曾指出，25至39歲的香港男性中，有3.52萬人不工作，也不找工作，是名副其實的宅男，而且人數不斷上升，這很可能跟資訊科技發達成本下降有關。這對社會經濟是好是壞？


宅男：環保及節約的社群

壞的方面是明顯的。年輕力壯時不去工作沉迷上網，到彈盡糧絕時，將來誰人願意僱用？現時不願被僱主剝削，正意味着將來只能靠綜援時剝削納稅人。社會失去了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勞動力，當然也對總體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妙。

事物多有正反兩面。宅男其實是一批十分環保及節約的社群。他們在家中對着電腦手機，耗不了多少天然資源與能源，對地球生態的持續發展，大有裨益。他們的交友可以是虛擬的，也許將來的婚姻也是通過網上進行因此也是虛擬的；若是如此，生兒育女也只能是虛擬的，這對人口的控制及地球的生態也是好處甚多。

當物質消費被虛擬消費取代，收入及工作都會變得不那麼重要，大家可有更多時間去自由安排。我經常忙得頭昏腦脹，等閒每周工作八九十個小時，對宅男生活十分羨慕。

要當宅男很易，及早退休便可，這也難怪不少生有勞碌命的港人年紀輕輕，便早已嚮往遊山玩水，嚮往退休。

不過，這等老宅男通常不用靠領取福利才能生活，與從不工作的普通宅男頗有分別。

 

(Sky Post   2013-5-8)

 

「五四」的德先生與賽先生 (雷鼎鳴)

前天是「五四運動」的94周年。1919年的這一天，3,000名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學生抗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款」，遊行至趙家樓，要揪出北洋政府的漢奸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遂引爆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學生運動。

我在芝大本科二年級時，修過政治學家鄒讜教授及當時仍年輕但後來成了大名的社會學家巴里斯（William Parish）共開的「中國共產運動」課，其中課本之一是威斯康辛大學周策縱的巨著《五四運動》，初次接觸到對此事巨細無遺的史實考證。周策縱下筆千鈞，使人讀時仍感義憤填膺，對一本純學術著作而言，真是異數。

「五四運動」影響深遠，非同等閒。它集中體現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憤怒及尋找救國之路的熱切。鄒讜老師有言，毛澤東、周恩來都是五四時代中人，要到他們去世，「五四時代」才算結束。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建立，與「五四運動」便有莫大關係。但「五四」的影響，又遠不止政治。其後「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使用白話文等，都把「五四」變成是一立體思潮。

上述種種雖然都十分重要，卻又未必比得上「五四」衍生出的兩位「先生」，即「德先生」與「賽先生」。「德先生」是指民主（democracy），「賽先生」是指科學（science）。這兩位「先生」一直是近代中國要追求的目標。從德先生與賽先生可以並稱，我們可看到五四前輩是很有慧根的人。科學與民主其實在一定條件下，是一對可互相依存的矛盾對立統一體。


民主科學 互相依存

民主內涵雖豐，但核心是人人平等的一人一票。這平等中又蘊含着內在的不平等，即少數要服從多數。科學卻是不平等的，真理被發現時，往往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領會，其他人可能大力反對。你找一萬位「牛頭角順嫂」去投票決定哪位大學校長學術成就最高，其可靠性遠比不上查詢一位內行教授意見。但科學的不平等中，又包容着絕大的平等。是否真理，不是哪一位權威說了算，是有無經過嚴格科學論證及經得起證據的考驗。在物理學界，無論某一專家提出的理論如何漂亮嚴謹，甚至幾乎為所有同行所接受，若他的理論尚未被實驗證明，他便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

懂得把科學的領域與民主的領域分開，是需要智慧的。例如人口若持續老化，社會中必有很多人支持「全民退休保障」等議題，這算是民主決策範圍。但若問此等方案是否行得通不會爆煲，這立時變成個科學問題，多少人的支持或反對，都比不上一個以事實為根據的專家意見。

但民主與科學又絕非毫無關係，在民智受窒礙的社會，人民對理性論證並不熱衷，議會中更感興趣的是黨同伐異，相互攻訐，對科學論證毫無興趣，那麼就算體制如何民主，最終結局還是會為社會帶來災難，從而打擊民主制度的認受性。沒有科學精神作根基，民主制度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甚至重回獨裁。

沒有民主的平等精神，科學發展一樣會有困難。在學術界中，權威意見雖較受重視，但學術爭議中，大家卻不會說某某意見因是某人所說，所以一定是對。歸根究柢，大家還是同意以事實證據為依歸。

香港目前政局充滿謾罵與歪理，當然很難使人把它與科學拉上任何關係，港人不懂同時追求德先生與賽先生，實比不上「五四」的先賢。

 

(Sky Post   2013-5-6)

西班牙高失業率 (雷鼎鳴)

西班牙今年第一季的失業率從去年第一季的24.4％上升至27.2％，25歲以下青年的失業率更從50％升至57％！失業超過一年的西班牙人有350萬，191萬個家庭完全沒有人有工作。

　　這都是一些使人震撼的數字。沒錯，西班牙的失業率並非世界最高，一些長年戰亂的國家和非洲國家，失業率隨時高達40％，希臘的青年失業率去年底也有59.1％，但西班牙本是一個發達的經濟大國，何以有如此高的失業率？

　　高失業絕對不是甚麼好事。世界多國的研究都顯示，失業率高，尤其是長期失業，對人民的精神健康也有很負面的影響，自殺率容易急升。西歐人民本來生活優游，在歐債危機出現前，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臘等國的自殺率都遠低於絕大部分OECD國家。這不奇怪，債務爆煲前人民尚未知禍之將至，繼續亢奮消費，又怎會去自殺？但歐債危機一出現，過往欠下的原來要償還，債主臨門，這些國家人民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西班牙尚未有最新的完整自殺率統計數字，但多種報道都指出其自殺案例大大超於幾年前。

青年失業　經濟受創

　　對經濟長期的破壞，青年失業率更值得我們重視。57％剛想出道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而且失業率的升勢不止，怎不教人感到前路茫茫？若果此種情況在三、五年內不能改善，那麼，西班牙必然會出現「失掉的一代」，年輕人過去所學到的知識、技能很快便會折舊，將來更難找到理想工作。此種傷害會是永久性的，可能二、三十年內經濟都會受創。

　　從九十年代到2008年，西班牙經濟一直表現亮麗，其地產業極為蓬勃，歐洲人喜歡到此氣候怡人的地方買房子，80％的西班牙人都擁有自己的豪宅。2004年3月《時代雜誌》還把西班牙放在封面，報道其經濟成就，世界各國的遊客也喜歡到西班牙，它是法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旅遊大國。

房地產泡沫爆破

　　歐債危機對西班牙經濟當然有負面影響，但其實西班牙的銀行相對穩健，政府的欠債到了去年仍是只得GDP的85.3％，不算最惡劣。它的經濟困局另有原因。

　　第一個困難是房地產泡沫爆破。在房地產全盛期，人人跑去買屋，但樓價高企，機場、公路、鐵路的建設也不斷，但泡沫一爆破，這些基建項目及各種豪宅立時變作大白象，經濟不受重創幾稀矣！

　　但青年失業率為何高至這個人神共憤的地步？西班牙邁向民主制度，各大政黨為求選票，紛紛討好工會，一系列保護勞工的法例相繼出台。西班牙的僱主一旦與工人簽訂合約，就很難開除工人，在經濟好景時，問題不大，但一旦形勢逆轉，僱主便要冒上極大風險。有見及此，他們除了不願隨便僱人外，還要使用臨時合約。西班牙於是有兩類員工：多年前簽下的長期僱員，以及近年簽下的臨時員工。青年人初出道，很難變成長期員工，有臨時合約的已算幸運。既然有長約的人在公司虧本時也炒不了，失業的壓力惟有落在沒有長約或從未找到過工作的年輕人身上。西班牙的經驗，香港怎能不引以為戒？

(Sky Post  2013-5-3)

「將有五危」的啟示 (雷鼎鳴)

《孫子》的確是本奇書，它展示出與敵周旋可用的策略，當中精微細緻處或許不及學術界建構出的《博弈論》，但它對人性的深刻了解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詭變之道，卻又非《博弈論》諸位行家所及，難怪內地書店中《博弈論》著作雖大受歡迎，但《孫子》的各種解說之多，同樣使人目不暇給。讀讀《孫子》，對判斷今天世事，大有益。


《孫子》兵法絕情絕義

《孫子》引人入勝的章節不可勝數，《九變篇》中的一段便使人拍案叫絕：「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用現代語言表達，可說成：不怕死的將領，容易被殺；貪生怕死的，容易被俘；急躁易怒的，容易衝動鹵莽出戰而敗；廉潔愛好名聲的，容易被人故意羞辱氣昏了頭而犯上錯誤；愛護人民的，容易被人用擾民策略而煩惱受困。

《孫子》說得很清楚：「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若要在商場或政治鬥爭上變成長勝將軍，不可不聽《孫子》的警告：任何情況下，在分析問題形勢時，都要懂得冷靜如恒，不受情緒左右，面皮要如城牆般厚。此種境界，非常人能及，但對手同樣做不到。正因如此，可以此原則制定破敵之法。由此觀之，《孫子》實為絕情絕義之書，也可視為「行為科學」的鼻祖。


現代社會仍可應用

在現代社會中，各政府無法不顯出愛民如子的姿態。恐怖分子的頭號對手是美國政府，他們發動911恐怖襲擊，正是看中對方死穴，用上了《孫子》中「愛民，可煩也」的策略，美國政府不能不為此而耗費大量資源。香港推動「佔領中環」運動諸人，又何嘗不是用同一策略？「佔領中環」的意圖是以損害人民經濟利益的手段去迫使政府就範，這中間其實是（正確地或錯誤地）假設了政府愛民，所以會被它所煩。

碼頭工人罷工至今已過一個月，從雙方的角力中，也可看出其策略及優缺點。李嘉誠用過130億元搞慈善事業（他個人從香港的碼頭中每年只能賺得幾千萬利潤，「濕濕碎」），顯示出他可能十分重視名聲。工會用的策略之一便是不斷用語言暴力侮辱他，希望他受不了而出錯。李嘉誠會否犯上「將有五危」中「廉潔，可辱也」的弱點？我不知道，但他從不直接回應相關的挑釁，顯示出他的EQ頗高，不易受算。

至於工人方面，已略顯沉不着氣的現象，隨時墮入「忿速，可侮也」的險境。開口叫價增薪23％並為此堅持一段長時期，使到一艱難經營的外判商索性倒閉，拒絕再「剝削」工人；從工人的利益看來，已是「貪勝不知輸」。

其實，從更大的格局看此事，香港碼頭為何只保持低度的機械化？原因只是因為香港工資較歐美為低。若工資成本上升，碼頭公司自會輕易調整策略，更多用機器少用人手，否則，高昂的收費會嚇走它的顧客。

工人若今次堅持到底，不怕犧牲，勝了這一仗，反而可能犯上「必死，可殺也」的錯誤，加快了碼頭公司轉型用機器的速度，從而令更多人失去職位。

中美關係時好時壞，溫家寶似乎也是個極重歷史名聲之人，並以廉潔自勉。美國媒體指控他家人擁有大量財富，並因而得到普立茲獎。在有意無意間，美國人也是用上「廉潔，可辱也」的一招了。是否有效，不得而知。

 

(Sky Post   2013-4-29)

 

 

工資水平與剝削 (雷鼎鳴)

碼頭工人罷工，要求加薪23％，有人認為是獅子大開口，使行業難以承受，但也有人認為其工時長，雖有近兩萬元月薪，工人仍是被剝削。究竟他們現時待遇是合理的，還是正在被剝削？

「剝削」是一個帶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字眼，經濟學是一門解釋行為的科學，不喜涉及價值觀，但經濟理論也的確有助我們搞清事實，各人從而可根據事實及自己的價值取向去判斷有沒有「剝削」行為。


工資要等於勞動邊際產值

經濟學對勞動市場的工資有頗為完整的理論。我們可先用大學一年級最基本的經濟理論分析工資。首先，在競爭的市場中，工資的水平受供求力量所決定。假設工資是每小時50元（你說它是10元、100元也無不可），那麼，公司僱用工人時，必要做到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MPL）。所謂「勞動邊際產值」是指僱用多一小時的勞動力後，這新增的勞動力會替你生產出多少價值。因為「報酬遞減律」，最初一批勞動力的「邊際產值」會較高，但工人或工時愈多，再增加勞動力，它帶來的額外產值便會愈低。如果勞動邊際產值本來是60元，高於50元的工資，有人會認為這已經是剝削了。新僱用的勞動力可替你多賺60元，你只付他50元，這不正是剝削嗎？但其實若出現這種情況，僱主必會試圖改變。既然多僱用一小時可替你淨賺多10元，絕對值得僱用這員工。僱主會一直增加僱員，直至勞動邊際產值跌至剛好等於工資為止。

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是想謀取最大利潤的僱主所選擇的結果。在生產過程中，僱主提供資本，勞工提供勞動力；僱主可得到資本的回報，勞工也可得到工資。按以上相同的理論，經濟學也可證明出資金回報率剛好會等於資本邊際產值。在競爭市場上，決定資方可得多少回報及勞方可得多少工資，其機制是對稱的。只要工資等於勞動邊際產值，資本回報率等於資本邊際產值，我們便很難說資方在剝削勞方，或勞方在剝削資方。


低工資補償潛在風險

以上只是最粗略的基本理論。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工資與勞動邊際產值可以不一樣。例如，多僱用一小時勞工後，或許產值可增加60元，但資方只肯出50元便就此停步。原因可能是資方覺得該名工人態度古怪，隨時會怠工，影響到其他人，所以有必要把這潛在風險帶來的成本也考慮在內，在僱用該工人時付出較低的工資，以作補償。

我們也可注意到某些公司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又肯多付福利。有人以為，這是企業肯負起所謂「社會責任」所致，其實不一定。提供這些優厚條件要額外經費，企業會視此為投資，而回報正是因為這些措施可穩定軍心，增加歸屬感，從而使到員工更拼命工作，企業可賺更多的錢。企業的目的是利潤，再用「社會責任」去包裝，使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資方較勞方富有，資方應否向每一工人付出比他們的邊際產值更高的工資，當做爭取當「慷慨僱主」或賺取「社會良心」之名的手段？這會甚為不妥。如此一來，會使競爭者面對壓力，被迫加薪挽留員工，搞不好的，可能頂不住成本上升而倒閉。

況且資方若要做善事，為何不把錢捐給真正的窮人？把錢送給員工豈是最正義的做法？

尚有一個問題。外判工作通常只局限於公司的非核心技能，但為甚麼碼頭會把一些核心工程也外判出去？這容易解釋。今年與明年香港的大學因為改成四年制，有些課程的學生人數突然暫時性的猛增一倍，但將來會回落。大學怎樣應付？外判是也！即找一些臨時性的教員頂替一兩年。碼頭公司把部分工種外判，很可能是認為這行業在走下坡，不敢僱用太多人，而用外判則容易脫身。

 

(Sky Post  2013-4-26)

香港未來的教育與人口趨勢 (雷鼎鳴)

周日在北京參加了一個我校一間商學院的舊生活動，統計顯示，我們商學院的各類畢業生，包括本科、MBA、EMBA、碩士班、博士班等等，在北京工作的有數百之眾。香港人在北京，年紀輕輕便已打出天下的，為數不少；也有一部分本來是內地人，在港畢業後才回到北京工作。但據一位本科畢業生告知，同屆同學當中，畢業後留在香港的幾近九成。看來，中港兩地人才的互相流動融合，早已默默地進行着；亦有年輕的畢業生告訴我，現時在內地職場，本科畢業的學歷已不甚足夠，所以她積極考慮將來是否繼續進修，攻讀研究院的學位。


內地城市25％學生入大學本科

這是很正常的事。內地高等教育在近十多年來搞了個「大躍進」，1997年被高校取錄的只得100萬人，2011年新入學的竟急增至680萬人。不要忘記，美國人被高校取錄的，每年才得250萬人。中國適齡年輕人口能進入高校的，已高達三分之一。這批人當中，稍低於一半能入讀學士學位課程，其餘的當大專學生。按此比例，大約15％左右的內地適齡人將來可得學士學位，但城市人口能入讀大學的，遠遠高於農村。屈指一算，我們可輕易得出結論：城市中能入讀正式大學本科課程的，可能已達25％左右，北京、上海等一綫城市可能更不止此。這些數字還未計算出國的留學生。

這些數字與香港比較又怎樣？在過往一段長時間，教育界中人掛在口邊的數字是18％能進本地大學，若加上留學生、副學士及其他種種大專課程，約有六成人能得到高等教育。去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參與者有73,074人，他們都是12年免費強迫教育的產品，能進大學的約15,000人。從此可見，入學率是20％左右，已經比不上內地的城市了。


新時代的「怪獸家長」

不過，幾年後這個入學率卻會大幅上升，原因不在學位增加，而在年輕人口下降。我讀過一份政府的統計數字，當中預測未來十年中學及小學學齡的人口，當中已把「單非」及「雙非」兒童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在2013/14年度，12至17歲在港居住的人數有400,100人（即平均每一歲的有66,700人左右），但到了2018/19年會下挫21％，跌至315,900人，其後四年，又會回升16％。按這些數字推算，大約八年後，本地大學的入學率會增至29％左右。

大學的入學率從20％增至29％會不會帶來新的問題？更大比例的人口能入讀大學本來是好事，但我們也不用諱言，大學生的平均質素可能會因此下降，除非政府能投放更多的資源改善中小學教育，使到學生的基礎更加牢固。另一事不可不先有心理準備：在八十年代或以前，能入讀大學的人比例絕小，正因如此，今天的大學生多數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其父母絕大多數都沒讀過大學。但自九十年代開始，大學學額劇增，再多等十年八年，這批九十年代的大學生的子女便要入大學，這批新時代的家長教育程度高，但似乎極度重視子女的學業，不少「怪獸家長」可能隱藏其中，校方也許要窮於應付。

政府的統計數字也涉及小學人數。2013/14年有229,900人在小學年齡，但隨後人數在接着的六年內上升28.6％，接着又再慢慢減低。這些人口的波動會替政府製造不少頭痛問題，人數上升不易搞小班教學，當然也很難殺校，但幾年後學生人數也會下降。學生人數上的不穩定性會使政策的效果也變成不穩定。

太陽之下所有事物都有關連。教育政策成效受到學生人數多寡的影響，學生人數則受出生率左右。據我過去的研究顯示，現時二十歲出頭的人，可能有高達四成的人一生不會有子女，而原因之一正是香港樓價太高，不適宜在此育兒。

(Sky Post   201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