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東北海洋及南海都陰雲密布。美國以「天安號」事件為藉口，派來航空母艦「華盛頓號」，與南韓在日本海進行軍事演習，真正的示威對象顯然是中國。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河內的東盟地區論壇中突然表示，南海涉及美國國家利益，言下之意，美國似乎隨時可插手南海的爭端。「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忙於攻打阿富汗及伊拉克，現在或許有重返東亞之意。中國的即時回應是，在東海也進行自己的軍演，並以低成本的遠端火箭炮展示威嚇力量。
香港經濟的主要生存之道是扮演中國與外國的中介人角色，無論金融、進出口、物流、旅遊都與此有關。中美關係一旦搞僵，身處夾縫的香港或有不測之險，不可不防。
美國的動作雖突然，但卻非無跡可尋。今年春天，清華大學的《中國與世界觀察》（在此簡稱《觀察》，我掛名編輯委員會，但絕少參與編輯工作）搞了一個題為「中國、世界第二？」的特輯，刊登了二十六篇論文，多角度地分析中國崛起的態勢，其中不少觀點及引用的資料，正好是分析最近軍事事件的上佳材料。
中美的軍事演習只是雙方博弈所下的棋子，未來三十年，這類互動策略恐怕沒完沒了。
未分析中國與外國（尤其是美國）的策略前，我們要先搞清楚一些基本數據及事實。
單項亞軍不是全能亞軍
中國去年ＧＤＰ為三十三萬五千多億元人民幣，以官方匯率可折合為四萬九千一百億美元。這個總產值究竟是否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要視乎用什麼匯率去折算日本四百七十五萬億日圓的ＧＤＰ。日圓匯率去年波動甚大，若用上半年的匯率，日本ＧＤＰ約四萬九千億美元，低於中國，若用下半年匯率，則稍超過五萬億美元，高於中國。如果考慮到中國平均物價遠低於日本及美國，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去年ＧＤＰ已達九萬億美元，早已遠遠拋離日本。無論如何計算，就算用保守的官方匯率，二○一○年中國ＧＤＰ可直逼五萬五千億美元，肯定超越日本。
美國去年ＧＤＰ是十四萬二千六百億美元，用官方匯率計算，中國是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四點四，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她的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中國這個老二，與老大相比，總體經濟產值還遠遠落後，但以中國的往績觀之，則誰敢低估中國的潛力？一九九八年，中國的ＧＤＰ才剛過一萬億美元，此後連年攀升，二○○五年超越二萬億界線，○七年過三萬億，○八年過四萬億，今年過五萬億。推算下去，若中國的平均增長率比美國高五個百分點（此點不難出現），到了二○一九年，用購買力平價計算，ＧＤＰ便會超越美國。若用保守的官方匯率計算，二○三一年左右亦可超越。
ＧＤＰ是量度經濟總體實力的重要指標，中國人對自己當了老二，有何感想？王俊生在《觀察》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國二○○六年的一個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八的中國民眾認為，二十年內中國經濟可趕上美國。不過，為《觀察》撰文的精英學者對老二的身份卻大都深具戒心。
首先，中國總體ＧＤＰ高企，主要原因只是因為人口眾多而已；中國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仍排在一百名以外。中國的軍力、科技、教育與生產力，與美國及歐洲相比，差距仍大。單項亞軍—雖然這是重要的單項—並不等於全能亞軍。
中國人是一個歷盡憂患的民族，歷史感及危機感都很強。從歷史上看，ＧＤＰ全球第二，的確不一定算什麼，日本的ＧＤＰ不是長期世界第二嗎？但八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卻使她失去了二十年的增長。社科院的朋友袁鋼明是日本專家，他在《觀察》撰文指出，日本的失誤應怪自己不能怪人，我完全贊同。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
一八二○年時，據過身不久的經濟歷史數據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估算，中國的ＧＤＰ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九，高踞全球第一，但農業社會的軍事組織力比不過工業社會，稍後即被數千英國海軍在鴉片戰爭中殺得片甲不留。
毋須理會歐洲
鄧聿文在《觀察》中指出，到了一八八○年，美國的生產總值已超過英國，但後者仍是當時的霸主，美國不想自尋煩惱，繼續孤立主義，只在境內開疆拓土，積累實力。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才靠真槍實彈完全取代英國的地位。
根據上述的論點，大多數為《觀察》特輯撰文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應繼續韜光養晦，甚至臥薪嘗膽！不過，較具自信的人也是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便是一例。他與我一樣，十分看淡歐洲。他認為「對於中國的崛起，歐洲是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歐洲「只不過是帶着所謂道德上的優越感來看待中國。歐洲實際上是非常落伍的」；姚洋相信可以「冷落歐洲，別理它」，「它已經過氣了」。中國「打交道的對象主要是美國」。姚洋也許讀過我屢次提及的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的推算。伏氏認為，到了二○四○年，中國的ＧＤＰ將等於歐盟的八倍，人均收入等於歐盟的兩倍，換言之，處在人均收入中位數一半（亦即所謂「貧困線」）的「貧窮」中國人，收入將等於法國的中產階級！姚洋把實行福利主義的歐洲看扁，不無道理。
中國人對當老二，究竟是感到凶險萬分還是自我感覺良好，其實並不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別國怎麼看中國及她們會採用什麼策略。從歐美的角度看，中國的產品早已「殺到埋身」，消費者雖蒙受其價廉物美之利，但部分工人卻早已因在勞動市場中失去競爭力而膽戰心驚。在此點上，歐洲的競爭力比不上美國，對中國尤感不安。
中美蜜月期將屆滿
奧巴馬在今年的國情咨文中有言：「我不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十年前，中國ＧＤＰ只是美國的百分之十二，小布殊上台後，也要積極圍堵中國。其實，中國經濟好，對美國的經濟貿易也有利，但美國不少人對保持老大地位的執着往往十分強烈。「九一一」事件令美國要爭取中國的支持，給了中國最少七年的時間；金融海嘯應可再給中美三年左右的蜜月期，二者加起來的十年快將屆滿，如無新事故，也許美國會再積極針對中國了，但現在中國經濟實力與美國的差距又已大幅拉近了。
實力拉近對兩國關係可以起到正面影響，也可以是負面。美國欠中國的債愈來愈多，有時不能放下身段。奧巴馬去年派了位密使多拉（David Dollar，我與他參加過同一研討會，我們都叫他為「美元先生」）長駐北京，就是希望游說中國能繼續借錢給美國。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後，很多國際上的議題，如氣候、外交及金融等等，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合作，但兩國潛在的利益及價值衝突也十分明顯。
美國不信中國會韜光養晦
在「硬件」方面，中國的發展必定推高能源及不少天然資源的價格，美國對這些資源再不能「獨佔」，所以必會想方設法廣佔礦場油田。在「軟件」方面，中國經濟上的成功等於引進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直接間接挑戰從西方工業社會衍生出的制度及價值觀念。以數億歐美人的價值觀為主體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否這麼「普世」，難免會被人質疑。
二十多年前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但在軍事上日本只是美國的附庸，所以美國對日本不會真的忌憚。現在中國挑戰美國的能力遠勝當年的日本，所以中國所要面對的國際環境亦遠為險惡。韜光養晦的確是中國的最佳回應策略，但問題是美國不見得會相信。上文提到二○○六年的一個美國調查，其中受訪對象也包括美國人，他們當中百分之八十一相信二十年內中國經濟會超越美國，遠比中國人的評估「樂觀」。美國政府可以這樣研判：「你現在低調，扮作老二，只因你拳頭不夠硬。若不遏制你的發展，到你坐大時，你便會發惡。」伏格爾的文章結論處，引用過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一番話：在過去的二十個世紀中，中國在十八個世紀都是擁有世界最頂尖經濟的國家，現在中國只是走回歷史常態而已（彭的論據可能來自麥迪遜的研究）。問題是過去二百年，西方世界對如何面對一個意識形態文化背景都不同的經濟強大的中國，並無經驗，也不適應，雙方很易產生磨擦。中國除了韜光養晦這一根本國策外，還應推動什麼策略？這裏只提出兩點作結語。
第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實力，溫和的軍事競賽不足以拖垮中國的經濟發展（美國經濟是中國的三倍，但軍費卻超過六倍）。雖則如此，中國並不需要大搞軍備，但防守性的軍備，包括能保護運送海外資源的力量，卻應建立，否則資源與能源供應皆受威脅，經濟會受到很大的掣肘。
第二，能源及礦產很可能會愈來愈貴。市場中的價格訊號自會引導消費者減少消費資源密集的產品，增加消費資源耗量低的產品。中國的企業應對此作出準備，多投資在科技上，創造更多節能或不用耗费資源的產品，使人青春持久身體健康的生物科技產品也許便是一些例子。
HKEJ 201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