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着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着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着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着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零九年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HKEJ 201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