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到深圳書城買書，順便看看朋友。深圳的朋友正好要到附近的大芬村採購一些油畫，以作收藏投資之用，於是相邀同行，在那裏目不暇給，誤了歸程，上周差點脫稿。
我素無藝術細胞，對油畫市場不甚了了，生平只在澳門大三巴的畫室買入過一幅似是模仿陳衍寧《花市》的油畫，高掛家中，倒也使陋室生色不少。到了大芬村後，才驚知這裏生產的油畫，可能佔世界總量的六成以上。朋友是常客，在村內六百多家畫廊之間來去如飛，目光如炬，以平均三數百元一張的價格買入一批很具特色的原創油畫，收藏家中。看來他的意圖是等待畫家成名或身故後再以百倍的價錢售出。
變通——邁向成功
回港之後，深覺這舊名為大糞村、從前位處山旮旯、現在從羅湖城幾十元的士即可到達的「中國油畫第一村」，必有重要故事，其發展經驗一定體驗出大量經濟學原理。在網上一找，果不其然，它的歷史及成功原因，的確值得香港參考。
對大芬村最新的詳盡報道，應是上月26 日內地《新快報》的文章。
內地改革開放之初，香港的一位專營油畫出入口的商人黃江在廣州設了加工廠，但很快發現那裏不但稅高，而且運費也貴，於是轉戰稅率低得多的深圳，他的利潤也翻了一倍多。按照經濟原理，在利潤這麼豐厚的地方，各方豪傑必然紛至，租金一定上揚。在租金壓迫下，黃江在1989 年跑到深圳東北、村民以種田為生的大糞村，每月1000 元人民幣租下兩層高的大工場，帶同二十六名門生，安營於此。
因為成本低，黃江可用薄利多銷的策略，世界的油畫市場從此再不一樣。
他的畫工隊伍最高峰時增至二百多人，用流水作業方法，每年可生產超過一百萬幅油畫！這樣的規模自然改變了世界市場，大芬村穩穩站在油畫世界的地圖上，各國的採購商絡繹不絕。全國幾千名畫家畫工聚向大芬村。從前不少畫工都是農民出身，父母見學油畫比務農更有前途，便鼓勵子女學畫。現在的大芬村，正規美術學院科班出身的畫工比例是增加了。大芬村經過政府大舉修路及遷拆舊屋後，小畫室已到處林立，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咖啡室等消閒之地亦已浮現。
大芬村的成功並不保證它不會被世界風雲急變所波及。大芬村生產的油畫，在2009 年以前，七成外銷，三成內銷，而出口到歐美的油畫，亦佔據了當地市場的六成。金融海嘯一現，油畫因是奢侈品，歐美市場迅即萎縮。但大芬村卻能懂得應變，出口轉內銷，今年內銷市場已佔總產量六至七成，產值今年至今已超過5 億元，比前幾年的1、2 億元更高得多。
成功——五大重點
從上所述，我們倒可分析一下大芬村成功的經驗。首先，它是港商投資內地經驗的縮影（除了黃江外，據說本報某同文亦是其中一家畫廊的股東）。港商素懂自由市場之道，廣州稅貴運費貴，便轉到深圳，後者租金上升，便跑到附近農村，大糞污水橫流也不介意，能屈能伸，靈活應變，生命力極強，為求降低成本，運作毫不緩滯。
第二，大芬村充分利用了規模效應，在小小的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地方匯集着世界大部分油畫的生產。全球化的貿易，促進了世界市場的高度分工及大規模生產，現今世界不少的產品或其元件，可能大部分都只在一所工廠內生產。這樣做有不少好處，大量員工專門化地生產某一類型產品，所積累的相關經驗，可通過「從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迅速提升，把競爭對手遠遠拋離。而生產核心產品的技術得以提升後，利潤及生產規模可繼續上升，這又會衍生出其他的相關業務。
例如，在大芬村不但可買畫，買畫框亦易如反掌，十分方便。協同效應逐漸浮現。
大芬村的發展經驗， 實與羅馬（Paul Romer）及司徒祺（Nancy Stokey）的經濟增長理論若合符節。
第三，大芬村地近中國人均收入最高的一線城市深圳。大城市可提供多元化帶有互補性的服務及各類產品。我們很難相信，大芬村若一直都是與深圳隔絕交通不便的大糞村，它能否吸引到更高質素受過正規訓練的畫家到那裏去。深圳市20 00 年後大量投資基建，新的公路使大芬村與深圳緊密連結起來，這點對它的提升，顯然有重要作用。
第四，在大芬村有位畫廊的老闆說，那裏的產品有三類︰一是完全模仿，照抄大師經典的作品，二是自己原創性的作品，還有第三種，叫作「編」，其含義似是把不同藝術家不同作品的某些部分搬到自己的畫作中，再編混在一起。我們當然知道原創作品價值最高，但這正如大部分的學習過程，不經過模仿大師的階段，不容易發展出擁有自己風格的原創能力。大芬村經過二十一年的發展，模仿能力似已爐火純青，原創畫作的比例也已顯著。不怕模仿，但不甘心於只是模仿，才能創造。
大芬村並無違反這規律。
第五，全國經濟都發展後，深圳特區已不特，其面對的競爭壓力也大增。在金融海嘯中，大芬村更險遭沒頂之災。政府對此並無什麼特別的關顧措施，但企業家卻能發揮其頑強的應變能力，出口轉內銷，順利轉型，化險為夷，我們對此不能不佩服。
重點——重新拚搏
香港其實也經歷過與大芬村相近的階段。鴉片戰爭時，英國先後的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 及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認為香港只是幾座光禿禿的石頭，不值爭取，但到了香港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等人則較重視香港的戰略位置。無論如何，當時不可能有人認為這一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立生存的小漁村能變成身成具有國際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中心、東方荷里活等等身份的國際大都會。大芬村的種種經驗，其實也可看作是較近期香港故事的重演，但它卻可提醒我們，香港一些過去賴以成功的做法，是可以複製的。在港已褪色的一些經驗及拚搏精神，原來在邊界以北，還是可發揮巨大的功效。
以進出口物流（佔今天GDP 27％）為例，十九世紀的香港主要的出口之一只是經香頭（今尖沙咀）轉運到香港仔再運到廣州的土沉香，哪裏有今天世界級的貨櫃碼頭？香港經濟支柱之一的金融業（佔GDP 17％左右），在三十多年前，仍毫不起眼。當年在不少銀行存款，還可看到員工要用算盤計算（電子計算器及電腦早已出現）。香港的電影業當年水平，可見諸於今天仍可欣賞到的「殘片」，哪裏敢與世界爭一日的長短？很多香港本來沒有什麼優勢的產業，卻因為上幾代的港人肯拚肯搏，慢慢建立起優勢出來，有些甚至能一度在世界獨領風騷（玩具、電子手表等香港都曾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及出口地）。
以消費者物價作物價參考，過去十三年來，香港的戶均實質GDP，並無寸進，經濟停滯局面已彰彰明甚（不少評論人還誤以為香港有幾十個百分點的增長，是讀不通統計數據的含義之故也）。香港若要打破悶局，應重新檢視大芬村的經驗（亦即香港自己過去的經驗）。跟着市場競爭力量所指引的方向走，不靠政府，能屈能伸，肯吃苦，從低做起，建立新的優勢，利用大城市的風情吸引人才，分工專門化大規模生產，肯模仿再原創等等，都是香港未來若要翻身所要重視的經驗。缺乏國際分工的視野，目光內向，只求分享別人成果，會把香港拖得一沉不起。
HKEJ 2010-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