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在清華大學參加每季一度的宏觀經濟研討會。當時世界市場一片愁雲慘霧，我們的中國計量經濟預測模型也顯示二○○九年中國ＧＤＰ增長保不了八。不過，大會卻選上了「迎接中國經濟早春」（大意）的主題，我與清華的李稻葵（科大舊同事）不約而同地認為，「保八」完全可能。會後，有記者問我，為什麼這麼樂觀？我說，以中國政府掌控資產之多及欠債比率尚低的條件，它着實有能力要把內需推高多少便推高多少，足以抵消出口的下降。不過，「保八」也不是沒有後遺症。
「保八」有什麼後遺症？中國的主要方法是用上四萬億元刺激經濟，而且項目要快速上馬。這種方法必然帶來一個問題，政府用掉一塊錢，是否能取得一塊錢或以上的效益？亦即政府開支的乘數效應低於一、還是大於一。近數十年來，多項量度乘數效應的實證研究都發現它多數少於一（聞說有同行估算過，香港是零點七）。換言之，現在借來一塊錢把它用掉，只能帶來低於一塊錢的即時效益，將來要抽稅還錢時，卻會把經濟推低一塊錢或以上（因為要付利息），並不划算。但如果政府投資的項目回報特別豐厚，另當別論。不過，短時間內急就章用掉的四萬億元，成本效益會如何，不容樂觀。
化解分配不均壓力
中國政府不見得不懂「保八」有後遺症的道理，但為什麼它仍不惜一切地去做？今年兩會期間，中國又有「保八」的目標。看來，這是長期的政策。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要化解收入分配不平均所帶來的社會壓力。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中國改革開放後企業要面對世界各國的競爭，必定要盡量淘汰無能之輩，把有才能的人放在高位，並給予他們較高的報酬。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若所有人的收入同步快速上升，互不眼紅，固然是好事，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是辦不到的。更可行的辦法是讓一部分人發揮才能，自己富起來，也同時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帶動別人也富起來。中國自一九七八年至今，人均實質ＧＤＰ上升了超過十一倍，鄧小平的模式的確是關鍵。但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闊，也無可避免。
用堅尼系數量度一個地方的收入不均，並不完全可靠，但也勉強可用。中國在一九八一年人民收入的堅尼系數是零點二八，但到了二○○四年卻增至零點四二，顯示收入不均的程度上升頗快。
中國收入不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二是地區收入差距，三是城鎮內部或鄉村內部收入的不均。三者之中，城鄉差距最具決定性。
據我的一個學生何振宇教授所提供的材料，自一九五二至八十年代初，造成中國收入不均的四分三左右的原因，正是城鄉的收入差距。近年這個因素的影響力稍為放緩，但總也在一半以上。這並不意味着城鄉收入差距在收窄。事實上，在二○○○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鄉村的二點七九倍，二○○八年則增至三點三一倍，城鄉差距還在擴大。它的影響力比重下跌，只是因為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增加得更快。
至於地區性的差別，影響也頗為顯著。二○○八年中部地區人均ＧＤＰ只佔東部地區的四成八，西部地區只佔東部的四成三。中國最富裕的顯然是沿海城市，最窮的則是西部的農村。
城鎮增逾4.3億人口
在城鄉之間及地區之間收入巨大差距的壓力下，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規模人口流動與城市化。一九七八年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十八，鄉村佔百分之八十二。二○○八年城鎮人口比例已升至百分之四十六。三十年間，城鎮人口增加了四億三千四百萬人！
這種驚人的人口遷徙流動必定造成深遠的影響。鄉村人口流走，可改善人均擁有的土地，提高農民的收入。事實上，中國要發展，必須減少農民的人口。美國百分之二以下的人口是農民，農產品卻多得可以出口。中國仍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口在農村，比例太高了。不過，鄉村外流的人口中，大多是年富力強及較具冒險精神的，他們離開後，對農村的生產力不無影響。
對追求社會和諧的中國政府而言，人口流動帶來的壓力，恐怕主要在城鎮的就業問題上。三十年來，城鎮人口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四點三的速度增長，而且新增勞動力多半來自農村，教育水平偏低，解決他們的就業是十分艱巨的問題。
香港每年五萬多新移民湧入，只佔人口不足百分之零點八，對香港社會已構成重大壓力，大陸城鎮面對的新增人口壓力五倍於香港，其困難可知。在城鎮化過程中，大陸的城市數目也從一九七八年的一百九十三座城市，劇增至去年的六百六十一座，這雖分散了每座城市的就業壓力，但對全中國需要創造的職位而言，困難卻不會減少。問題一旦處理失當，失業嚴重或工資下降，社會矛盾便會十分尖銳。中國解決的方法似乎主要靠經濟的高增長。「保八」變成是維持「和諧」的主要手段。
經濟高速增長不但可製造就業機會，亦可提高個人收入及促進社會上移流動性。人民若認為自己的收入會一年比一年好，就算眼見自己的收入現在比別人低，也不會太忿恨。但要真正促進社會上移流動性，還需要兩個主要的途徑。第一個途徑是教育，人民教育水平不足，生產力便上不去，收入也會停滯不前。
第二個途徑是社會有大量創業的機會。過去三十年，中國民企的發展是推動經濟的主要動力。創業不靠國企要靠民企，但要更多新的民企出現，卻需要兩大條件。首先是企業要有資金，第二是要有自由競爭的環境。現在大陸的條件是否已可大力促進社會流動性？看來不是。
須扭轉「國進民退」
二○○七年國家財政性教育開支八千二百八十億元，佔當年ＧＤＰ的百分之三點二。這個程度的投入，遠低於世界各國中位數的百分之四點四。幸好中國人民極度重視教育，家庭投入的不少，情況尚不算太差。但農村及城市低收入人士卻未必有能力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所以政府的投入不足，會大大地拖慢社會流動，破壞和諧。
教育投入不足不但不利收窄收入差距，而且還會動搖中國經濟長遠增長的基礎。教育與科技二者息息相關，都可推動經濟增長。中國科技在個別項目上搞得不錯，例如，據國際權威雜誌《自然》三月四日 報道，深圳的企業「華大基因」一月份宣布，購入一百二十八台當世最先進的基因排列儀器（其中一百台會放在該公司香港的實驗室，以便與世界接軌）。
這所公司排列基因的能力理論上已超過美國整個國家現有的能力！但若中國的教育水準跟不上去，這種科技上的巨大進步也會失去基礎，不見得能長期維持。每年拚着命通過投資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的基建項目去「保八」，不如提升人民的知識。
教育以外，民企能否發展也是社會流動是否暢通的關鍵。要搞活民企，最簡單直接的有三項因素。第一，中國應早日立法，容許並保護自由買賣農村土地的權利。現在農民雖可有土地使用權，但缺轉賣權。若有後者，土地價值會上升，亦可促進資金更靈活地流動，民間也可能多了數以十億計的資金。第二，國有銀行信貸時，應按商業原則辦事，不應偏幫國企。第三，政府將來若有什麼刺激經濟的政策，對國企、民企也應一視同仁，不要再弄出個什麼「國進民退」的局面。
中國的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後有所擴大，這是否意味着中國應放棄貿易自由化的政策？答案是否定的。中國若不繼續開放，經濟增長一定舉步維艱，「保八」也不可能繼續下去，失業的人數增加，哪裏還談得上和諧社會？
其實開放政策幫助了城鎮吸納了大批農村人口，後者收入上升的幅度雖比不上城鎮人口，但一九七八至二○○八年這三十年內，鄉村的人均實質純收入每年也有百分之七點一五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極高增長率，大量的農民也因而脫了貧，所以改革開放政策在改善窮人生活上，也算是成功的。但若要社會更和諧，教育、土地及銀行政策卻大有改善的空間。
HKEJ 201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