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信任人民。但民意有時難以解讀（見兩周前本報拙作〈怎樣的投票機制才能反映民意？〉），而且民意有時十分分歧，我們應信任哪些人民？怎樣才算信任？毛澤東「解決」這些千古難題的方法最是簡單利落︰共產黨代表了民意，所以，民意沒有什麼難以解讀；工農兵與地富反壞右的意見的確有分歧，但在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前者才算人民，後者只是被人民專政的對象，民意分歧的問題也就自動消失。
在不搞階段鬥爭的社會，民意分歧或對立所帶來的困難卻不是這麼容易化解。建立良好的制度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不是全部。例如，自由市場便是一個有效地將對立意見轉化成雙方都得益的制度。在商品市場，有人願意賣出商品，便一定要有人持相反意見，願意買入，交易才可進行。在股票市場，倘若大家都是好友，完全沒有淡友，泡沫豈非迅即出現？在信貸市場中，借出的錢永遠等於借入的錢，不正也是反映到大家利益不一，意見不一嗎？
在政治上，少數服從多數的選舉制度也是一種化解分歧的方法。但正如上周拙作〈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一文所述，美國撰寫憲法的開國之父也懂得在選舉制度以外，加上不少其他的制衡，以防止多數欺凌少數，但這些制度也不見得永遠有效。美國十九世紀出現南北內戰，正好說明，在人民利益有嚴重衝突的條件下，怎麼好的制度也有其局限。
民意出現雙峰分布
民意如果出現兩極化，帶來的問題又比一般性的意見不同來得嚴重。在很多議題上，我們或可把民意分為中間派、右派、左派、極右派與極左派（左與右代表什麼，在本文中殊不重要，不用深究）。只要中間派佔了多數，投票機制通常可訂出接近中間派的決定，社會的衝突不致太大。但民意若兩極化，亦即意見嚴重分歧的兩方人數旗鼓相當，中間派卻勢孤力弱，事情便不好辦。用概率論的語言來說，兩極化便是民意出現了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
不要把民意兩極化視作等閒。族群撕裂、內戰、恐怖主義、宗教聖戰、種族衝突等等當世困擾多國政府的事，多多少少也與民意兩極化有關。
我在高等教育界二十多年，見過不少地方的不少學系，一旦出現了派系鬥爭，大家忙於內耗，其成績便必然急劇下降。我校因為年輕，派系較難出現，算是比別人幸運了。兩極化在什麼條件下會出現？怎樣化解？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索的問題。
上周拙作刊出後，我有位已在美國當上教授的多年前學生在Facebook中與我交流香港是否出現兩極化的看法，並傳來一篇相關的文章【註】。文章不錯，作者大有來頭，其中一位是印度裔普林斯頓的經濟學家狄西（Avinash Dixit）及瑞典的韋布（Jorgen Weibull），前者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科大舊同事陳玉樹校長神通廣大，把他羅致到嶺南大學當傑出兼任教授，後者則曾是諾貝爾經濟獎遴選委員會主席。
狄西與韋布的文章內含不少數學推導，不易讀，但其主要的論證思路倒也清楚。人民如果有利益衝突，他們的意見便容易分歧，這道理顯淺，不用怎麼解釋。狄西與韋布卻問了一個難答得多的問題︰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會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
人民可分五類
為方便闡述起見，我們如上述一樣，可把人民分成五類（分得更仔細也可以，但無足道哉）：中間派、右派、左派、極右及極左。這種劃分不含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例如，中間派的人認為某種中間政策最可能切合實際世界的情況，可帶來最好的效果。左派的對世界的理解不同，但他們同樣希望世界變得更好，所以，他們支持另一種相適應的政策，我們姑且稱之為左派政策。
政策的成功與否，主要視乎它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如果真實的世界有如極左的人民所認知的一樣，那麼極左的政策成功的機會便最大。其他的情況如此類推。
政策就算切合實際情況，我們也只能說它成功的機會最大。成功不是必然，因為政策是否收到如期效果，很多時會受到運氣或其他未可預測的干擾所影響。狄西與韋布為了要找出兩極化出現的條件，首先假設中間派對世界的認知是正確的，他們可能佔了大多數，社會並無兩極化，政府開始時也採用了中間的政策。假如這個中間政策取得成功，而人民又都看得到這個成功，大家便會調整自己對世界的認知，更多的人趨向接受中間派的觀點，社會的分歧縮窄。
理性平和港人作風
人算不如天算，就算中間派支持的政策是正確的，它也有可能失敗，儘管這失敗的機會率很低。倘若中間政策真的失敗了，民意會出現什麼變化？首先，中間派的自信大受打擊，他們雖然是正確的，但自己卻不知道。他們調整認知後，很可能放棄中間路線，改為支持左派或右派的政策。我們為方便起見，可假設他們改為支持右派。
原本是右派的會怎麼反應？狄西與韋布根據貝葉斯定理（Bayes Theorem）的原則，推論出他們會認為右傾或極右傾的政策比前更有可能切合真實世界，中間、左傾及極左傾的政策，他們更不相信。本來是極右派的，對自己的認知信心更大。如此一來，中間、右派及極右派都更往右邊走。
原本的左派及極左派眼見中間政策失敗，又會如何調整認知？從他們的角度看，中間路線根本便已經太右，而這路線的失敗，只會使他們增強對左傾或極左傾政策的信念。
上述的結果是中間派沒有了，左的變得更左，右的變得更右。對立開始出現。
故事尚未完結。因為中間派變成右傾（變左傾也不影響推論），所以右傾的人民人多勢眾，政府改用右傾政策。但上面早已假設了中間路線其實最符合實況，所以右傾政策失敗的機會很大。當失敗被確認後，原來的中間派最有可能轉向支持左派路線，右派及極右派卻可能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政策不夠右，所以他們變得比前更右傾。至於左派及極左派，自然把右傾政策的失敗看成是政府咎由自取，他們更堅信左的正確性。左的繼續變得更左，右的更右。兩極化已出現。
理性平和素來是中間派的特徵，也是眾多港人一貫的作風，我相信這種作風仍是現在的主流。但毋庸諱言，激烈的語言或行為在一些小圈子中是比前增加了，這正是社會較前兩極化的必由現象。中間派不會痛罵別人是反華反共的漢奸走狗，也不會指斥某某人是土共傀儡狗官。
但對立的雙方，最感興趣的不會是理性論據，他們要判斷的只是不同人等的立場，儘管這些判斷經常出錯。文革時誰跟被認為是走資派的下放幹部談幾句話，便會被定性為牛鬼蛇神，必須鬥垮鬥臭，誰敢說此種兒童化的思維方式沒有在香港滋生起來﹖
什麼因素啟動了香港趨向兩極化的程序？按照狄西與韋布的分析，應該是某些中間路線被視作失敗。最有可能的原因，應該是政府循序漸進的政制改革模式。
我們常常都可聽到，對政改已「等無可等」、「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等等口號，當然這反映出有人認為政府提出的政改不切合香港的實際需要。但政改的左右兩方都各自有或明或暗的鷹派、鴿派，政府或民主黨的方案只能被視作不一定是完全中立的中間路線。政改若原地踏步，社會兩極化現象不可能不加劇。
經濟停滯成港矛盾根源
我以前指出過，九七年回歸至今，香港的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不但沒有增長，反而輕微下降。經濟停滯是目前香港大量社會矛盾的根源。政治上的內耗，不一定是造成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但我們卻可肯定，兩極化的社會絕不會有助香港走出停滯。當政改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的時候，我們不可忽視，一個潛在的重大危機早已來到。全球的經濟格局正經歷着史無前例的急劇變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若不能作出適當的調整，有可能掉進長期的停滯陷阱（Stagnancy Trap）中，翻不了身。
按照狄西及韋布的推論，如果要阻止兩極化惡化下去，最好的方法是多用客觀可信的證據，證明中間路線是正確的。執筆時，尚不知民主黨重回中間路線的政改建議能否被接納及最後通過。若能夠如此，則說明中間路線符合實際，兩極化的激進對立有望減少，港人暫可集中精力應付迫在眉睫經濟大轉變所帶來的衝擊，香港便仍有一線曙光。
註︰狄西與韋布論文Political Polarization，刊於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二○○七年五月一日 。
HKEJ 2010-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