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哥本哈根的氣候變化峰會各國爭持不下，互相指責，幾乎無疾而終，達不到協議。這對經濟學家來說，是毫不奇怪的結果。氣候變暖是極複雜的跨學科問題，涉及自然科學、生命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預測未來氣溫如何變化所需要的計算能力，也不是現在的超級電腦所能應付的。
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夠對這問題全面掌握。但為什麼各國談不出結果？答案卻十分簡單。各國的生產及消費活動可能破壞大自然，但部分代價卻要由別國承擔，政府怎會願意補償別國的損失？這是典型的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問題，不好解決。在未來一段頗長的時間內，溫室化或減排問題應會繼續困擾各國的關係。
要明白問題的要旨，我們要先搞清楚幾個備受關注的熱點。
氣溫升原因眾說紛紜
若地球變暖不會帶來嚴重的影響，大家才不會這麼緊張。冰川融化可使海洋水位上升，淹沒土地。喜瑪拉雅山的一萬五千個冰川一旦全部融掉，會先引致大量水災，其後中國及南亞的主要河流會乾涸；世界的糧食產量大受影響，新的疾病會出現，用末世預言的圖像描繪這些可能出現的情況，似乎並不為過。
地球是否真的變暖？過去一百年，地球表面溫度上升了約攝氏零點七四度，但近年上升速度似有加快。但這究竟是暫時性還是永久性現象，爭議卻極大，各方都互有論據，不肯退讓。
如果溫度真的會不斷上升，原因是什麼？幾年前，聯合國的「氣候變化跨政府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寫了份三千頁的報告，論證這主要與人類活動有關。後者導致二氧化碳及甲烷等溫室氣體增加，而且破壞了保護地球的臭氧層。IPCC提出了警告，使它在二○○七年與戈爾分享了諾貝爾和平獎。
減排困難的經濟學解釋
不過，科學家也知道，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是水氣，而非二氧化碳，前者佔溫室氣體的百分之三十六至七十二，後者只佔百分之九至二十六，而且留住熱能的效率不高。也有人認為，近十多年氣溫上升的「元兇」是人類成功地減少排放會引致有害酸雨但同時能降低溫度的二氧化硫。
溫度上升所帶來的災難是否迫在眉睫？這問題在今年一月成為重點國際新聞，但原因卻不是有什麼大災難突然出現。在IPCC報告中，有一段使人側目的論述，它認為喜瑪拉雅山的冰川至二○三五年便會全部消失。這樣的判斷當然使到受影響的國家坐立不安。不少人質疑這結論的可靠性，IPCC先是「死撑」，認為報告科學嚴謹，拒絕承認錯誤，但其後卻被人發現，該年份很可能源自一份非專業雜誌的訪問稿，而且原文本來是二三五○年，雜誌誤植為二○三五年，IPCC的辯護愈描愈黑，最後不得不承認這匪夷所思的錯誤，其公信力也大跌。
地球暖化問題容或有爭議，但其潛在的災難性後果卻似乎使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溫室化的主兇雖是水氣，但人類對它的規律認識卻不深，而且無法對其有效控制，所以注意力都放在可操控的碳排放上。方向有了，但減排為什麼這麼困難？
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喜歡乾淨舒適的環境，但對此的訴求，強度卻因人而異，與收入有密切關係。人民收入微薄時，他們對早日脫貧的意願往往遠大於對環境的關注。要發展中國家付出巨大代價，減慢經濟發展去保護環境，它們不會樂意。反之，富裕的國家或人民可能更願意付出金錢代價，換取環保。
二○○六年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中國有六十一億公噸，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中國的人均排放量世界排名只是第九十六位。對減排建議，中國與印度（人均排放排名一百三十九）等發展中國家大可振振有詞，指責發達國家過去不用承擔減排成本才發展得這麼快，現在憑什麼可以不付出足夠的賠償便要別國減排？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從一八五○年到現在，中國共排放了九百四十億公噸的二氧化碳，但人口遠少的美國，卻排放了三千二百五十公噸。後者既對世界欠下這筆巨債，其多方迴避減排問題，是自然不過的事。
從有效分配資源的角度而言，減排的最好方案可能是先替排放量設立上限，然後把排放限額分配給各國，但容許後者自由買賣這些配額，配額的價格由自由市場決定。這個方法好處甚多，但也有不少困難。
第一輪配置限額時，誰可得多少，標準是什麼，必會爭持激烈。例如，美國歷史上排放量如此大，可被視為配額早已用光，但美國肯接受嗎？某國若不滿得到的配額太低，可以退出協議，別國也是無可奈何。這個買賣配額的方法在國際上用處不大，但在有同一法律的國家內卻有可能強制性執行。
減排國家失去不少職位
有些國家就算肯畫地為牢，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帶頭自我大幅減排，問題也不會就此解決。她減排後，對石油或煤的需求便會減少，這又會拖低國際上能源價格。別國有見及此，大可對率先減排國家表示欣賞，但自己同時卻利用能源價格低企的機會，增加生產及消費活動。
減排的國家失去不少工作職位，不減排的就業卻可改善，誰願意當傻瓜？由此可見，單方面減排起不了作用，一定要各國共同進退才有效。小布殊年代美國拒絕遵守京都協議，正是把別國視作傻瓜的表現。
從減排上可見，人類似乎不大善於解決利益衝擊問題。另一方法是訴諸宗教式的道德。這個方法不見得會有顯著效果，從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便可見一斑。對環保訴求強烈的發達國家人民一旦祭出道德旗幟，立時便可被發展中國家挖出歷史舊賬，質疑其自己發達後，卻阻着別人發達，氣勢立時便要弱了七分。
把防止溫室化的成敗訴諸各國的合作，前景不容樂觀。禮失求諸野，另一出路是乞靈於科學。減排就算成功，已有的二氧化碳仍會在大氣層內存在很久，才會被大自然吸收掉。既然如此，有人認為不妨以毒攻毒，向大氣排放可使溫度下降的氣體。科學界又知道牛羊的放屁及打嗝，是造成溫室化效果超強的甲烷的主要來源之一。據說，有些科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可在牛羊的消化系統中培養新的有助消化、但可減少牛羊排放甲烷的細菌。
兩極上空排放好處多
對後者大家只會樂觀其成，但對前者卻甚有疑慮。被討論得最多的可降溫的氣體是二氧化硫。因發現地球臭氧層縮小而獲得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獎的荷蘭化學家 Paul Crutzen 曾發表文章，論证二氧化硫可用來為地球降溫。不少環保分子對此建議嗤之以鼻，認為生態系統可能遭到破壞，後果難料，但支持者的論據也頗為硬淨。
二氧化硫方案的缺點是它的毒性及可帶來的酸雨，但優點也着實不少。首先，若能把二氧化硫在兩極上空離地一萬公尺以上的同溫層排放，效果可被多倍擴大，只須增加目前排放量的百分之零點零五便已足夠，而且技術問題已解決，每年涉及的營運成本只是一億美元而已，幾乎等於免費。
二氧化硫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與溫度上升冰川融化的災難相比，似乎微不足道。若一旦發現害處太大，遠超預期，隨時可停止排放，終止計劃。
我認為，這建議確有值得考慮的價值，它不能代替減排二氧化碳，但卻可為地球爭取多點時間，讓人類能想出更好的方法。歐美不見得在短期內肯幹，但並無國際法例禁止中國這樣做。中國已有大國崛起的心態，其環保機關為己為人，或應對二氧化硫方案加以詳細的成本效益分析。
註 有關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硫的資料，網絡上汗牛充棟，一找即有。Levitt与 Dubner的新書Super Freakonomics 亦有一章討論，但這一章似出於Dubner手筆，原創性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