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十年，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的因素很多，但什麼最具決定性？我認為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不是香港的社會運動或其他的本地因素。
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整體經濟仍處於一窮二白階段。當時港人大量北上投資，提供了大部分中國所需的外來直接投資（ＦＤＩ），把珠三角建成世界工廠，並帶入不少現代的管理觀念。香港那時對中國極度重要。若以ＧＤＰ作量度標準，用官方滙價計算，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年，香港彈丸之地的ＧＤＰ竟是整個中國的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知，在中英談判期間，中方對香港問題的態度一直小心翼翼高度重視，絕非事出無因。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超額完成「保八」任務，ＧＤＰ高達五萬億美元，提早了幾個月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其實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亦即考慮到同一塊錢，在中國買到的商品會比在日本買到的多，中國經濟多年前早已是世界第二。二○○九年香港的ＧＤＰ數據還未公布，但我們已可輕易估算出香港的ＧＤＰ大約只等於中國的百分之四點二，若用購買力平價來算，則只稍多於百分之二左右。假設香港突然「陸沉」，中國當然要面對巨大的困難，但卻不會承受不住。中國一星期的生產，已可抵得住香港一年的產量。
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顯然已下降。我在內地的精英界中曾多次聽到一種論調，認為香港的生存基本上只靠大陸，後者的門若開得寬一些，香港便好過一點，反之則無法生存。這種說法我不認同，但卻無法否認以下的事實：若這種思想將來在大陸泛濫起來，對香港十分不利。有次中學校友聚餐，張炳良告訴我，這一代的中央領導人對香港雖仍呵護有加，但他絕不敢肯定下一代領導人是否還是這態度。此點我深以為然，就算對港政策下一代仍能延續，十年後的再下一代又如何？
中國經濟增長被低估
更大的挑戰其實不是現在，而是將來！一九九三年經濟學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上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撰文指出，外界遠遠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他認為，二○四○年中國的ＧＤＰ，若以今天的美國物價作標準，將會達到一百二十三萬億美元，等於世界總體ＧＤＰ的四成，而屆時美國ＧＤＰ只會佔世界的一成四，歐洲只有半成。中國人均ＧＤＰ，將上升至以今天價格計算的八萬五千美元，仍稍低於屆時的美國。
伏格爾是反共經濟思想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當代頂尖經濟歷史學家，擅長研究歷史上各國的經濟發展，也十分關心中國，他的預測等於說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約在八、九個百分點。我的本行也是經濟增長，我從多種角度考量過他的估測後，認為若無戰爭、革命、天災等重大事故，伏格爾很可能是對的。就算他錯了，「達標」的時間大概也只會提早或延後三數年，在歷史長河中，不算什麼。
美國人不甘屈居第二
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倍於美國ＧＤＰ的中國經濟實力，對香港的政治意味着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當然樂見其成，但其中引伸出的複雜變化，卻不可不察。
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對外政策一向保持低調，凡事不強出頭，「悶聲發大財」，不承認自己經濟有多強大。但我們可以用二○○六年《大國崛起》電視劇集作分水嶺，中國的國策早已悄悄改變。我在內地精英界近年常聽到的，已是大國如何博弈，怎樣與美國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改變的原因恐怕是繼續低調也無人相信，反不如爭取主導地位有利。我在美國先後住過十七年，深知美國人絕不肯屈居第二的民族性格。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總體ＧＤＰ十年內很可能超越美國，成為當世「經濟一哥」。美國對此絕不會甘之如飴。這好比賽車時，二車距離接近，前車快要被超越時最易生意外。
扶植上海部署「對沖」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美國製造過「橙色革命」，世界十三個互聯網根伺服器美國控制了十個，隨時可發動網絡戰爭，在未來十多年，不可能不對美國充滿戒心。過去十年美國大部分時間忙於反恐或應付金融危機，在港未有大動作，但中國總會懷疑她「死性不改」，通過香港騷擾中國的發展。假若香港的普選出了個像烏克蘭尤先科的親美特首，中國核心利益受損，可能會毫不遲疑地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不接納這位特首。其中引致的負面政治後果中國不會理會，找西方施壓更有反效果。既然把美國看成是博弈對手，怎怕其施壓？
至於經濟上的影響，如在港撤資等，似乎中國政府早有計算。把上海打造為另一金融中心，正是「對沖」的部署。國際資金唯利是圖，資本家現在既願意到「一國」中的上海投資，將來也不見得真的會基於政治原因，不肯到名義上是「兩制」下的香港。外國壓力改變不了香港的政治生態。
按照以上描繪的中國經濟發展軌迹，二十年後大陸的人均收入大約等於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在大城市，這個目標會更早幾年達到。這對中港兩地的人口流動，尤其是高端人才的流動會有深遠的影響。現在香港人移居大陸的比例不高，主要原因是兩地收入差距仍大。十年後情況可能開始急劇改變。在人口互相流動下，「香港人」這一概念可能也變得面目全非。這正如在美國，一般人不會太注意自己是紐約人還是波士頓人。十多年後香港的普選會選出什麼樣的人出來，不易預測。
對民主訴求將上升
未來二三十年，港人是否只能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對有進取性格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我看形勢倒也不是差劣如斯。我們不要忘記，近年關於經濟增長與民主的實證研究中，雖多有發現民主不見得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反過來看，人民收入上升經濟獨立後，總會希望有更大的自主權，對民主的訴求也會上升，在大陸亦然。
我很難想像，在大陸人均收入升至八萬五千美元後，政治生態仍能不動如山。在此環節上香港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起到利港利國的示範作用，但這要看港人是否有足夠智慧作理性選擇。
走現在建制派的道路沒有前途。建制派的優點是較為穩定可靠，對國家也可能較為忠誠，但其只聽命令的性格卻使他們成不了典範，不能幫助中國民主的發展。激進派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激進的政治運動不管背後是否有商業或政治利益作推手，參加的主力大多都是較純真、願意奮不顧身的青年人。
中國政府不會太顧忌後者，但將來卻有可能加緊提防外國的影響。中國社會經過十年文革無法無天激進運動的荼毒，在可見的將來，就算人民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也不會把激進政治視作學習對象。
港人在政治上較可能起到示範作用的，是走中間溫和漸進的議會政治道路。議會政治相對於街頭政治的好處是有法可依，解決爭議的交易成本較低。擁有對香港政制最後話語權的人大常委也較易接受政制的一些改革。
議會政治下的政制改革空間有多大？答案要視乎香港在中國政府眼中有多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十多年後，香港的經濟比重按理應已跌至中國的百分之一左右，亦即三、四天中國的產量而已。我們不希望出現的最壞的情況可能是這樣：中央政府覺得香港的經濟重要性似有若無，西方世界對香港的政治影響巨大；香港被視作顛覆基地，那麼中央大可將香港「撇賬」，政治控制加強，有用的人才慢慢吸納到別的城市，資金的轉移更加容易，香港矮化成二、三線的中國城市，光芒盡失。
在歷史上，大國中的城市浮沉起伏的例子所在多有，失去燦爛的香港，對中國而言後果並非十分嚴重。要避免將來出現這種結局及爭取到更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港人還需設法保持香港「無可取代」這一招牌。
要做到「無可取代」，港人必須莊敬自強，奮發向上，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認為香港非常有用，少了香港不單是少一個百分點的ＧＤＰ，而是整體經濟都大受影響。如何做得到？怎樣造就中港雙贏？將來再續。 (HKEJ 20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