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訂政策時，應否把人民視作博弈的對手？這是宏觀經濟學中「理性預期」假說的核心問題。
不能忽略「下有對策」
理性預期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盛於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其後融入了「實際商業周期」理論。什麼是「理性預期」？它的奠基人之一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四年諾獎得主）多次對我說，理性預期便是宏觀經濟學的貝葉斯博弈（Bayesian Game）。普雷斯蓋斯是我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對我十分關顧，他的話我當然要搞清楚。
博弈的部分是指政府若改變政策，不能假設人民的行為會一成不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會把政府看作博弈對手，隨時調整自己的策略。若政府不顧及此點，政策不但可能失效，甚至可能出現反效果。貝葉斯部分是指人民觀察到社會的一些變化後，會自行推斷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可能推斷錯誤，有時這些錯誤還可能被扭曲的制度所擴大，但他們卻不會永遠受騙，被政府誤導。不少凱恩斯的政策，其成效是建基於人民是可以愚弄這一假設之上，所以「理性預期」中著名的「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亦是對凱恩斯經濟的批判。
金融風暴後，一些政府病急亂投藥，採用了一些凱恩斯式的政策。政府多由政客及官僚組成，他們不懂經濟，毫不奇怪。但使人驚訝的，是不少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在八十年代以前接受博士課程訓練的，亦因而不一定懂得「理性預期」理論所需要的相當高深的數學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在某些領域頗負盛名的，仍然顯露出對「理性預期」的誤解及無知。極端的例子是以為「理性預期」假設了人民永不犯錯，對於博弈的部分更是迴避不談。
人民在意自身利益
我對「理性預期」沒有做過原創性的貢獻（這不是我的研究範圍），但算是有足夠資格批評這些人，因為我的不少老師及同學都曾積極參與過建構「理性預期」理論，所以我知道他們說過些什麼，沒有說過些什麼。在香港，懂得「理性預期」的經濟學家也一大堆，例如港大的阮志華、城大的關蔭強、早已離開科大的練乙錚等，我相信他們會同意我關於「理性預期」的觀點。
「理性預期」假說是否成立？這問題有很多種驗證方法，我這裏只從一個略帶哲學性的角度，作點探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意味着人民似乎十分在意保護自己的利益（包括小圈子利益），如果界定他們利益的遊戲規則改變了，他們也會調整自己的對策。但人是否這麼懂得計算，甚至是自私的「經濟人」？此點頗有爭議。
自私與利他
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本著名的通俗讀物，叫《自私的基因》（一九七六年版）。書中道金斯直指人類的基因中暗地裏早已被輸入了某種程式，人變成了一種十分自私的動物。有時動物的行為也有「利他」的特徵，但這可能也只是保護自己族群繁衍的必要手段。上周我提過，受後葉催產素（oxytocin）影響的人會變得較慷慨，我後來問過研究神經科學的小兒，他覺得我大驚小怪，生物學家早已知道激素會影響人的行為。女性生育時催產素自動分泌，有助母親對子女產生關顧的感情，減少拋棄他們的可能。
在沒有受激素或藥物影響下，人會不會有「利他」行為？當然是有的，此種例子多得很，前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今有捨身救人的黃福榮，其「利他」精神使人敬佩。但經濟學家的研究也發現不少「利他」的例子，背後其實也可能有着各種策略性的考慮。有一項前哈佛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等人的研究便發現，那些住在老人院但擁有豐厚家財的，子女會勤於探望他們，但他們若只有獨生子女，後者的探望率便大跌，因為遺產已是囊中物，不用演戲。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有太多因素掩蓋着，不易認清楚，所以更好的方法是設計出一些可控制的實驗，把這些因素都剔除掉，還原人類的真面目。近年出現的行為經濟學的出發點之一也正是此點。
獨裁者博弈
行為經濟學有個頗為重要的實驗叫「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它的設計是這樣︰博弈是甲乙兩方，甲是獨裁者，在實驗中，他會收到一小筆錢，可能是二十美元左右，他有權決定會否把這筆錢的一部分送給他並不認識的乙方，後者只能逆來順受，不能反對。按這設計，人若是自私的，便會把所有的錢放在自己口袋中，不會付出一分一毫。但實驗結果卻顯示，大多數（七成左右）參與實驗充當甲方的人都會乖乖的送出這筆錢的一部分（平均兩成左右）。這個實驗在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都進行過，結果大同小異。這不是顯示出人類的真面目也頗有「利他」傾向嗎？
芝大後起的實驗經濟學家歷斯特（John List）在他一系列實驗中，卻顛覆了這個觀點。他進行過上述簡單的「獨裁者博弈」，也得過相同的數據，但他對實驗再加入了新的元素，其中一個是這樣︰甲乙雙方都同樣分到一小筆錢，甲方被告知，他可以把自己一部分錢送給乙方，但若他願意，不但可以完全不付，還可以把乙方的部分或全部據為己有。結果是只有一成的甲方肯送錢給乙方，三成不送錢也不取走乙方的錢，二成人取走乙方部分的錢，四成人把乙方全部的錢拿走。李維特（Steven Levitt）及德布納（Stephen Dubner）在他們的《超級怪誕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一書中指出，看似有「利他」傾向的人，突然間又可變成奪取他人財物的盜賊！自私的劣根性，似乎在大多數人身上存在。那願意送錢的一成人，恐怕也只是因為錢的數額小，並且希望別人認為他們並不自私才肯這樣做。
上述實驗其實不只是要證明人是自私的還是利他的。世上什麼人都有，各人受自己先天基因或後天環境的影響也各異。更重要的一點是說明，當他們面對的制約改變後，他們的策略也會調整。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實驗的結果。在簡單的「獨裁者博弈」中，參與的甲方害怕被實驗者觀察到他們自私的一面，所以在不大情願的情況下，也送一小部分錢給乙方。但在另一實驗中，甲方被告知，原來按照遊戲規則，他不但可以不送錢，還可以取走別人的錢，他們的行為便隨之改變。
壞孩子才分到糖吃
最近一宗事件印證了政府決策時，不能不考慮「理性預期」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中大王卓祺做的問卷調查，雖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不同意激進手法的中間派，但其中一道問題的答案卻被傳媒誇大，甚至說到香港已到暴動的邊緣，王卓祺已就此事澄清。該問題是這樣︰「你同唔同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手法先至可以使政府回應你的訴求呢？」有百分之二十點八的回應者說同意，百分之五點一非常同意。
若有人問我這問題，我會回答「同意」，因為在今天的香港，似乎真的是你若不激烈，政府便不回應，正是壞孩子才分到糖吃。但這並不等於我認同或贊成這種手法。對這問題回答「同意」的，可能有幾類人，第一是知道激烈才有效果並且贊成激烈的，第二是知道激烈的確有效但卻不認可此種手法的；有一位記者告訴我，她屬於第三種，可以接受別人的激進手法，但自己絕不參與。究竟每一類人的比重有多大，我們不得而知。王卓祺謙謙君子，在交談中似也同意此點。也許將來可再加一道題︰「你是否認同激烈手法？」便可把情況弄清。
無論實情如何，上述問卷的答案也是對政府施政手段的一個警號。港人素來急功近利，但從前卻不願浪費精力向政府爭取什麼利益，原因是要爭取也爭取不到，所以唯有自求多福，自力更生。近年施政方法似有改變，政府常常有糖可派，而且不論是否屬實，市民時會得到一個印象，哪一個利益團體吵鬧得聲音大一點、行動激烈一些，它成功的機會便高一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不能假設人民在新的施政方針下，還是不懂計算，乖馴如昔。也許最初只有一小撮人用激烈方法，但他們若成功，其他人就算不懂計算或不認同激烈行為，也會有樣學樣。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為，背後是很理性的策略利益計算。
政策要跟着道理走
在這種問題上，中央政府便聰明得多。我們先不論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是好是壞，但眾所周知，外國愈要逼迫中國把人民幣升值，中國便愈刻意建立一種永不就範的形象。這不是面子問題，而是策略。中國政府是要樹立一種聲譽：外國施壓毫無作用，只會有反效果，所以你以後不用再施什麼壓了。
回到香港問題，上面所述是否叫政府不理人民訴求，獨斷獨行，一意孤行呢？絕非如此。民意要聽，但更重要的是要分辨哪些訴求是符合長遠公眾利益，哪些不是。政策要跟着道理走。理性的訴求，沒有激烈的手段作後盾的，政府也應迅速回應。合理訴求但手段激烈的，可等到激烈手段退潮後才回應。不符公眾利益的訴求，就算手段激烈也要毫不讓步。人民對政策看在眼裏，行為也會調整。這些才是符合「理性預期」貝葉斯博弈的做法。
HKEJ 201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