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8/2010

理性預期與「非理性」行為 (雷鼎鳴)


政府制訂政策時,應否把人民視作博弈的對手?這是宏觀經濟學中「理性預期」假說的核心問題。

不能忽略「下有對策」

理性預期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盛於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其後融入了「實際商業周期」理論。什麼是「理性預期」?它的奠基人之一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四年諾獎得主)多次對我說,理性預期便是宏觀經濟學的貝葉斯博弈(Bayesian Game)。普雷斯蓋斯是我博士論文的導師之一,對我十分關顧,他的話我當然要搞清楚。

博弈的部分是指政府若改變政策,不能假設人民的行為會一成不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會把政府看作博弈對手,隨時調整自己的策略。若政府不顧及此點,政策不但可能失效,甚至可能出現反效果。貝葉斯部分是指人民觀察到社會的一些變化後,會自行推斷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可能推斷錯誤,有時這些錯誤還可能被扭曲的制度所擴大,但他們卻不會永遠受騙,被政府誤導。不少凱恩斯的政策,其成效是建基於人民是可以愚弄這一假設之上,所以「理性預期」中著名的「盧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亦是對凱恩斯經濟的批判。

金融風暴後,一些政府病急亂投藥,採用了一些凱恩斯式的政策。政府多由政客及官僚組成,他們不懂經濟,毫不奇怪。但使人驚訝的,是不少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在八十年代以前接受博士課程訓練的,亦因而不一定懂得「理性預期」理論所需要的相當高深的數學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在某些領域頗負盛名的,仍然顯露出對「理性預期」的誤解及無知。極端的例子是以為「理性預期」假設了人民永不犯錯,對於博弈的部分更是迴避不談。


人民在意自身利益

我對「理性預期」沒有做過原創性的貢獻(這不是我的研究範圍),但算是有足夠資格批評這些人,因為我的不少老師及同學都曾積極參與過建構「理性預期」理論,所以我知道他們說過些什麼,沒有說過些什麼。在香港,懂得「理性預期」的經濟學家也一大堆,例如港大的阮志華、城大的關蔭強、早已離開科大的練乙錚等,我相信他們會同意我關於「理性預期」的觀點。

「理性預期」假說是否成立?這問題有很多種驗證方法,我這裏只從一個略帶哲學性的角度,作點探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意味着人民似乎十分在意保護自己的利益(包括小圈子利益),如果界定他們利益的遊戲規則改變了,他們也會調整自己的對策。但人是否這麼懂得計算,甚至是自私的「經濟人」?此點頗有爭議。


自私與利他

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本著名的通俗讀物,叫《自私的基因》(一九七六年版)。書中道金斯直指人類的基因中暗地裏早已被輸入了某種程式,人變成了一種十分自私的動物。有時動物的行為也有「利他」的特徵,但這可能也只是保護自己族群繁衍的必要手段。上周我提過,受後葉催產素(oxytocin)影響的人會變得較慷慨,我後來問過研究神經科學的小兒,他覺得我大驚小怪,生物學家早已知道激素會影響人的行為。女性生育時催產素自動分泌,有助母親對子女產生關顧的感情,減少拋棄他們的可能。

在沒有受激素或藥物影響下,人會不會有「利他」行為?當然是有的,此種例子多得很,前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今有捨身救人的黃福榮,其「利他」精神使人敬佩。但經濟學家的研究也發現不少「利他」的例子,背後其實也可能有着各種策略性的考慮。有一項前哈佛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等人的研究便發現,那些住在老人院但擁有豐厚家財的,子女會勤於探望他們,但他們若只有獨生子女,後者的探望率便大跌,因為遺產已是囊中物,不用演戲。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人類行為背後的動機有太多因素掩蓋着,不易認清楚,所以更好的方法是設計出一些可控制的實驗,把這些因素都剔除掉,還原人類的真面目。近年出現的行為經濟學的出發點之一也正是此點。


獨裁者博弈

行為經濟學有個頗為重要的實驗叫「獨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它的設計是這樣︰博弈是甲乙兩方,甲是獨裁者,在實驗中,他會收到一小筆錢,可能是二十美元左右,他有權決定會否把這筆錢的一部分送給他並不認識的乙方,後者只能逆來順受,不能反對。按這設計,人若是自私的,便會把所有的錢放在自己口袋中,不會付出一分一毫。但實驗結果卻顯示,大多數(七成左右)參與實驗充當甲方的人都會乖乖的送出這筆錢的一部分(平均兩成左右)。這個實驗在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都進行過,結果大同小異。這不是顯示出人類的真面目也頗有「利他」傾向嗎?

芝大後起的實驗經濟學家歷斯特(John List)在他一系列實驗中,卻顛覆了這個觀點。他進行過上述簡單的「獨裁者博弈」,也得過相同的數據,但他對實驗再加入了新的元素,其中一個是這樣︰甲乙雙方都同樣分到一小筆錢,甲方被告知,他可以把自己一部分錢送給乙方,但若他願意,不但可以完全不付,還可以把乙方的部分或全部據為己有。結果是只有一成的甲方肯送錢給乙方,三成不送錢也不取走乙方的錢,二成人取走乙方部分的錢,四成人把乙方全部的錢拿走。李維特(Steven Levitt)及德布納(Stephen Dubner)在他們的《超級怪誕經濟學》(Superfreakonomics)一書中指出,看似有「利他」傾向的人,突然間又可變成奪取他人財物的盜賊!自私的劣根性,似乎在大多數人身上存在。那願意送錢的一成人,恐怕也只是因為錢的數額小,並且希望別人認為他們並不自私才肯這樣做。

上述實驗其實不只是要證明人是自私的還是利他的。世上什麼人都有,各人受自己先天基因或後天環境的影響也各異。更重要的一點是說明,當他們面對的制約改變後,他們的策略也會調整。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實驗的結果。在簡單的「獨裁者博弈」中,參與的甲方害怕被實驗者觀察到他們自私的一面,所以在不大情願的情況下,也送一小部分錢給乙方。但在另一實驗中,甲方被告知,原來按照遊戲規則,他不但可以不送錢,還可以取走別人的錢,他們的行為便隨之改變。


壞孩子才分到糖吃

最近一宗事件印證了政府決策時,不能不考慮「理性預期」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中大王卓祺做的問卷調查,雖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不同意激進手法的中間派,但其中一道問題的答案卻被傳媒誇大,甚至說到香港已到暴動的邊緣,王卓祺已就此事澄清。該問題是這樣︰「你同唔同意,今時今日香港,只有用激烈手法先至可以使政府回應你訴求呢?」有百分之二十點八的回應者說同意,百分之五點一非常同意。

若有人問我這問題,我會回答「同意」,因為在今天的香港,似乎真的是你若不激烈,政府便不回應,正是壞孩子才分到糖吃。但這並不等於我認同或贊成這種手法。對這問題回答「同意」的,可能有幾類人,第一是知道激烈才有效果並且贊成激烈的,第二是知道激烈的確有效但卻不認可此種手法的;有一位記者告訴我,她屬於第三種,可以接受別人的激進手法,但自己絕不參與。究竟每一類人的比重有多大,我們不得而知。王卓祺謙謙君子,在交談中似也同意此點。也許將來可再加一道題︰「你是否認同激烈手法?」便可把情況弄清。

無論實情如何,上述問卷的答案也是對政府施政手段的一個警號。港人素來急功近利,但從前卻不願浪費精力向政府爭取什麼利益,原因是要爭取也爭取不到,所以唯有自求多福,自力更生。近年施政方法似有改變,政府常常有糖可派,而且不論是否屬實,市民時會得到一個印象,哪一個利益團體吵鬧得聲音大一點、行動激烈一些,它成功的機會便高一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不能假設人民在新的施政方針下,還是不懂計算,乖馴如昔。也許最初只有一小撮人用激烈方法,但他們若成功,其他人就算不懂計算或不認同激烈行為,也會有樣學樣。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為,背後是很理性的策略利益計算。


政策要跟着道理走

在這種問題上,中央政府便聰明得多。我們先不論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是好是壞,但眾所周知,外國愈要逼迫中國把人民幣升值,中國便愈刻意建立一種永不就範的形象。這不是面子問題,而是策略。中國政府是要樹立一種聲譽:外國施壓毫無作用,只會有反效果,所以你以後不用再施什麼壓了。

回到香港問題,上面所述是否叫政府不理人民訴求,獨斷獨行,一意孤行呢?絕非如此。民意要聽,但更重要的是要分辨哪些訴求是符合長遠公眾利益,哪些不是。政策要跟着道理走。理性的訴求,沒有激烈的手段作後盾的,政府也應迅速回應。合理訴求但手段激烈的,可等到激烈手段退潮後才回應。不符公眾利益的訴求,就算手段激烈也要毫不讓步。人民對政策看在眼裏,行為也會調整。這些才是符合「理性預期」貝葉斯博弈的做法。           

HKEJ   20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