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辯論政改二十二小時，我用盡辦法也只能抽出七小時聽議員的發言。但就這七小時，已明顯可聽出政改以外，辯論還另有一副題︰不少人都擔心失控的謾罵與人身侮辱，對民主及香港社會會造成極大的傷害。此風一長，會不會使民主走向反面，變質為「恐怖政治」？
民主會否衍生暴力？
語言暴力的支持者一般都認為，這都是制度暴力逼出來的。若然如此，他們便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某些與現有制度或所謂制度暴力八輩子也拉不上關係的人物，只要其意見有異於語言暴力的行使者，也隨時被狂轟濫炸？有人把司徒華稱作「司徒老狗」，而且絕無悔意，便是一例。
第二，任何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總會涉及怎樣把人民的不同意見總結為一個集體決定。有了決定後，個別人民就算不同意，也有可能被強制遵從。這是否也算是制度暴力？若果是，是否意味着語言暴力在民主制度中也隨時可被輕易合理化？若果這不算制度暴力，那麼語言暴力的支持者便有必要把它界定清楚，以免制度暴力成為一個任人使用的方便藉口。
這裏帶出一個較深層次的問題，民主會否衍生出暴力？暴力可以是行為暴力或語言暴力，二者的殺傷力容或不同，但本質上其實無大分別，都是以傷害其他人為目標。民主多數人喜歡，暴力卻使人討厭，所以上述問題不會使人舒服。但搞清楚民主與暴力的關係，卻大大有利於我們建設更好的制度。
暴力有對外對內之分。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七九五年的〈永久和平〉一文中便曾論證，大多數人民都不會投票支持侵略戰爭，所以民主制度會帶來和平。此說早已被事實推翻，歐美列強在已實施民主制度下仍有發動戰爭，例子多的是，古有鴉片戰爭，近有美國派兵佔領伊拉克。但在本文中，我較感興趣的不是對外戰爭，而是民主與社會內部暴力有無關係。
我們可先用案例去分析這問題。案例所選定的社會若與香港愈多共通之處，這案例對我們的參考價值便愈高。
上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有篇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柏德遜（Orlando Patterson）所撰寫有關牙買加的文章，對我們便很有用。
牙買家與香港一樣，是前英國殖民地，一九六二年獨立，司法系統繼承普通法，司法制度非常獨立，法官相對廉潔。它的公民社會十分活躍，言論及出版自由。它的人均收入不高，約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十分貧困，但人民平均受教育十二年，稍勝香港。
根據以上條件，牙買加除了經濟不佳外，似乎算是個不錯的地方，與香港共通之處也頗多。事實上，牙買加的民主化程度尚高於香港，十八歲以上的人民有全民普選權，投票相對公平，政府的輪替也算暢順，Random House有一個世界各國的民主指數排名，牙買加被視為「自由」國家，比香港的「部分自由」要高一個等級。
不過，在這些優點背後，牙買加卻有着嚴重的問題。它的警察與六七十年代香港的一樣，十分腐敗。但最致命的是，社會中暴力不絕，兇殺率在世界中位列前茅。在選舉活動進行時，政治領袖習慣找武裝的黑社會幫派出手，動員群眾支持他們。但因不同的政治領袖找來的黑幫都不一樣，大家隨時大打出手，所以選舉時牙買加暴力不絕。
牙買加民主不能挽救經濟
從牙買加的經驗，我們可得到什麼啟示？第一，牙買加高度發達的民主制度，並不足以挽救它的經濟。它不但人均ＧＤＰ遠低於香港，而且失業率三四倍於香港，政府欠債纍纍，等於一年四個月的ＧＤＰ。第二，民主制度不一定能排除暴力，搞得不好，暴力甚至可在選舉中被制度化，暴力人物可以得到各種的政治回報。
牙買加是否只是個別的異例，不足為憑？很多學者的研究卻發現牙買加的情況很有代表性，在不少國家中，民主常會使暴力更加普遍，在存在深層次矛盾的社會中，此點還特別嚴重。政客最希望利用族群的矛盾推波助瀾以增加自己的選票，例如，奧斯汀（Dennis Austin）便認為民主制度使印度及斯里蘭卡的族群分割得更利害，暴力更容易出現。研究有組織犯罪的阿倫（Felia Allun）及史拔（Renate Siebert）得到一個結論，民主社會中存在的自由，正正提供了有組織犯罪所必需的土壤。
從以上所述，我們並不能得出民主制度必然衍生暴力的結論。但在什麼條件下，民主製造和諧的機會大於製造暴力？這須看看選民政治光譜的分布態勢。
若大多數人是中間派，對立的極端分子較少，民主便很難衍生出暴力。中間選民較為與世無爭，不會胡亂攻擊別人。但如果選民出現「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兩極的選民各自人數眾多，意見南轅北轍，政客便往往容易乘虛而入，挑動仇恨，爭取一派支持自己，暴力便容易出現（兩極分化出現的條件見上周拙作〈社會分化的成因與後果〉）。
增大中間派影響力
由此可知，要締造優質的民主制度，使它更能促進和平穩定，除了制度本身要公平外，我們尚須創造條件，防止族群撕裂。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意見，而民主制度本身，正正是化解不同意見帶來的矛盾的最好方法。但當不同意見是以兩極對立，缺少中間人的局面出現時，民主制度就算如何公平，也不見得便能防止暴力，防止動亂。
香港社會中間溫和理性似仍佔主導地位，但近年各走極端的兩極化情況應有增加，這種走向是負面影響多於正面。
以香港實況而論，人民就算兩極分化嚴重，倚靠行動暴力的「全民起義」也不可能搞得起來，但語言暴力及政局不穩卻要難免。這對香港有什麼好處？我在二月八日〈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一文中曾指出，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正急劇下滑，如果香港不能在多個領域中建立「無可取代」的地位，而香港又被視作動亂根源，中央政府可輕易把香港「撇賬」。要避免此事的發生，一個防守性的消極策略是增大中間派的影響力，防止兩極分化。
積極的策略又如何？同樣也是增強中間派！香港一個「不可取代」的角色，是可以在港實踐與內地完全不同的制度，並且可在實踐過程中總結出對內地有用的經驗。過去在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工業產品市場等等，香港的經驗對中國早已產生過重大影響，在政治制度上，香港的實踐能否對中國也有參考價值？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須認清幾點。
第一，目前中國與香港的制度差異極大，不可能照搬對方的。
第二，中國經濟還會穩步上升一段長時間，人民收入增加後，對民主的訴求會上升，中國的制度不可能不變，但推動內地制度改變的主力，只可能是內地人民。
第三，未來二三十年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期，中國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去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任何帶來不穩的政治制度，中國不會感興趣。香港若要對中國的民主化起貢獻，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實踐出一套不會衍生暴力及會帶來穩定的民主制度，以作榜樣。一些激烈的手段，中國政府絕不會參考，而且會千方百計減少大陸受到這方面的影響。而締造穩定的民主制度的一個條件，正是維持中間派的影響力。
遏止香港政治走向兩極化
不要以為中國把穩定放在第一位是無的放矢。挪威政治學家赫格（Havard Hegre）在比較過多個從不民主演變成民主國家的過渡期經驗後，發現民主之路是彎曲的，倚靠威權主義的國家因為能把人民壓制着，所以甚少動亂。
但在增加民主因素後，威權主義的傳統與從民主而來的自由混在一起，有時卻是致命的，甚至整個國家垮掉，如南斯拉夫。中國政府似乎很相信這個道理，香港的政治發展若不能顯示出成熟及穩定性，可能會像陳水扁治下的台灣般，成為反面教材，不利大陸的民主發展。
民主黨在政改中回歸中間路線，是遏止香港政治走向兩極分化的重要里程碑。民主黨將來若能成功爭取更多選民走向中間，那麼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可以在較穩定的環境中發展。但這條路不易走，民主黨愈成功，便意味着激進路線愈失敗。社民連不可能得到建制派選民的票，所以只能搶民主黨的票。二者利益上的尖銳矛盾，使社民連狙擊民主黨變成必然。
只要香港政府不犯巨大錯誤，中間主流路線的支持者人數仍會最多，民主黨仍可生機勃勃的繼續存在。
HKEJ 201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