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星期前，我在本報〈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一文中指出，二十年前，香港的ＧＤＰ佔中國大陸ＧＤＰ的百分之二十五，今天則只佔稍多於百分之四，十多年後，很可能降至百分之一以下，香港經濟對中國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如果香港被視作顛覆基地，我不敢排除中央把香港「撇賬」的可能性。港人若要爭取民主，必須力保香港經濟「不可取代」的地位。
拙文在朋友圈子中引起熱烈的討論，據探子回報，科大的最高層竟傳閱了這篇文章，似乎是要看看對將來的大學發展有無參考價值。
我有一些不同專業的朋友紛紛提出一些「救港之道」，他們的意見多是聚數十年工作經驗的專業判斷，我聽得多了，感覺似是像《天龍八部》的虛竹和尚，被多個無崖子把一生功力灌注過來，有點消化不良，下筆時真氣不純，無法把他們的意見在一兩篇文章內講清楚。
深圳發展力迫香港
這種情況，我絕對始料不及。他們為什麼這麼熱心？我相信原因很簡單：他們知道我寫的是事實，而且他們對香港的前景早已充滿危機感。
這種既知危又見機的感覺是否過敏？我看不是。挑戰已「殺到埋身」。就以只與香港相隔咫尺的深圳為例。深圳是內地最富裕的城市，亦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中心之一，以一個城市的力量，ＧＤＰ排名超過十六個省份，人均ＧＤＰ今年可突破一萬四千美元，十年後，人均收入就算不能與香港看齊，也會相差無幾。屆時高鐵早已建成，每天跨境（雙向）的旅客人數超過七十萬，不少港人會到深圳上班，香港的大学在那里有分校。港人能否適應這種新的現實？
以ＧＤＰ比重而論，香港的相對重要性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是否值得花大氣力保住「不可取代」的招牌？我們不可忘記，這是二○○三年中央對香港作出的評價。香港要對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這個觀點有沒有人反對？我看反對的人不少，但遠非主流。政治上極度反共的人士中，不論其是否愛國，很多都會對中共執政下的國家高速發展感到不舒服。這種心理無益，但卻正常不過。我們若看見一個生意對手所管理的公司業務蒸蒸日上，怎會痛快歡暢？
親共或親中的人士是否希望香港能更有力對中國作出貢獻？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是極端反共、但又與中共格格不入的民主派應否大力支持香港融入中國的經濟，並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從爭取民主的角度而言，他們應該支持。
博弈論中的「討價還價博弈」（bargaining game）有一個叫「威嚇點」（threat point）的概念。甲乙雙方談判，若甲方沒可能採取任何可使乙方大受損失的行動，結局只會是被乙方予取予攜。若雙方都有「威嚇點」，互相顧忌，則談判反有可能成功，實現雙贏局面。實力是談判的基礎，這是淺顯之極的道理，但香港政圈中不少人就是不懂。
有位同事曾感嘆，若一八九八年清廷與英國簽訂《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時，租借新界的年期不是九十九年，而是一百二十年，那麼今天便不一定有一國兩制，就算有，條款也大不一樣。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中國經濟仍弱，形勢比人強，中國政府才作出不少讓步。中共談判，素來現實。
香港的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現在還說不上有什麼談判，但將來前者若要在《基本法》所容許的空間下爭取多點民主，而香港的經濟地位又已無足輕重，碰釘的結局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見，支持香港保持經濟上「不可取代」招牌，符合民主派利益，這當然同時也符合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漢賊不兩立」、「玉石俱焚」或「全民起義」等等策略都是左傾盲動幼稚病，就算光是說不敢做，也是有害無益。
新加坡能凝聚國民
「不可取代」，不是說說便可達到的目標，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香港內耗嚴重，蹉跎歲月，不少朋友認為現在機會已經失去，不如早日棄船，另謀發展。這種悲觀論調不無道理，但卻無益無建設性，不符五十至八十年代香港高速發展期孕育出來的港人迎難而上的拚搏性格。但我們也應明白，「救港之道」一定是長期艱苦的工程，涉及政府及各種界別人士的努力才可能有成效，絕無捷徑可言。我不喜歡新加坡政府的不少政策，但就其凝聚國民意志的領導能力而言，它卻是遠比香港成功的。
要確保香港的地位，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裏。鴉片戰爭前後，英國外相巴馬斯頓及其繼任人鴨巴甸一直都對取得香港毫無興趣，因為他們認為，香港只是沒有天然資源、光禿禿的海島而已。跑到中國來打仗的砵甸乍等人，卻對香港的地理位置及優良海港大感興趣，打算長佔香港，因而願意在此引入了現代的法治與制度。
有了可與中國貿易的地理位置，又有優良的制度，不少人才便相繼湧來香港。我想來想去，香港今天的核心優勢仍是位置、制度及人才，與十九世紀時並無不同，真的是百餘年不變。香港不能自給自足這一劣勢，今天也是一樣。
這些優勢劣勢可以提醒我們發展的方向在哪裏，但它們太過抽象，與中央博弈時，把它們祭出來不會有用，我們必須把它們化入具體的行業發展中，才可見其威力。香港政府所提出的「四大支柱產業」及「六大產業」，有些我認為很有潛力，有些則不敢樂觀，將來我希望能對其中的一些產業如何能幫助香港保住招牌作詳盡一點的分析，篇幅所限，現在先以較冷門的、香港政府尚未明白但又極其重要的科研產業作例子，探索救港之道。
以數量而論，中國政府對科研頗為重視。研究與發展的開支連年上升，在二○○八年共用掉四千六百一十六億元，佔ＧＤＰ百分之一點五四。博士畢生的數目也一直增加，二○○八年共有四萬三千多人畢業，與美國相比，不遑多讓，但它尚未包括留學外國的博士生。
用科技論文數量計算，一九九五年中國在國際期刊中只出了九千多篇論文，但在二○○七年已達到近五萬八千篇，超越了日本及英國，高居世界第二位。數量雖不錯，但平均質量卻大有改進空間，來自中國的論文被人引用的比例，在二○○八年只佔全球的百分之四點三，與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三差距巨大【註】。其他量度科研質量的指標也大致得到同樣結果。不過，山大有柴，這麼大量的科研成果中，總也有些是不錯的。
中國留學生不願回國
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八七至二○○七年，光是在美國，便有五萬零二百二十個中國留學生取得理工科博士學位。據上周《自然》雜誌報道，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二都會留在美國，不願離去。這種現象與八十年代中期前台灣留美學生不回台十分相似。台灣與美國收入差距收窄後，他們便大批地回台。
上述這批數量不少的高端科技人才的去留，足以影響中美科技實力的平衡。以我所知，他們不少人過去認為回國是沒有面子的事，現在心動的卻不在少數。但若要放棄國外的生活方式及工作環境又頗有疑慮，這種情況正好為香港帶來很好的機會。
把海外大量的科研人才吸納到香港有什麼好處？他們不但能培養本地及內地來的學生，把香港變成一更大規模的科技中心，而且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一定會與內地的科研機構來往密切。我的不少朋友早已是內地科研單位的常客，他們幫助內地同行建立實驗室，並指導研究等等，有些朋友最後選擇全身回到大陸，變成學術界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及意見領袖，但多對香港仍抱有友好態度。這對提高香港的形象大有價值。
香港能否吸納到他們？這是肯定的，過去我們早已吸納了一大批。他們願意來香港的原因很多。第一是香港的學術環境不錯，升遷制度十分殘酷，接近美國。這點很重要，美國十九世紀向德國研究型大學偷師，成功地複制出一套能持續地自我完善不斷有產出的高壓科研體制，這已成為美國國力的根本。
科大是亞洲第一所近乎全面地把美國這套制度移植過來的學校，香港不少其他院校近年亦早已成功再次移植。海外的中國學人大都十分了解這套制度的重要性，大陸則只在起步階段，毛病百出，優秀的人才更適應香港。
第二是香港的自由及中西文化薈萃的環境對他們有奇異的吸引力，對他們的家庭更是如此。往往家中的眷屬喜歡上了香港，整個家庭便在此立地生根了。
第三，香港的地理位置容許他們頻密回國報效國家。我不少朋友長年身在美國，卻擔上了不少內地大學的領導職務，事事靠遙控，十分不便，香港則沒有這問題。
第四，內地的獎勵制度古怪，研究人員往往「人在江湖」，變得急功近利，甚至出現弄虚作假，學術腐敗，但香港有足夠規範，這些問題不算嚴重。
納入中國科研版圖
香港要克服什麼障礙才能吸納更多的高端人才？首先是資源。香港的大專院校應努力爭取國家的研究基金，把自己納入中國的科研版圖之內。這便要香港的科研人員選題時有策略性，知道什麼對中國更重要。香港政府及工商界若有足夠的戰略視野亦應增加資助經費。第二，大學要拆牆鬆綁，減少人為障礙，容許並鼓勵教員多到內地大學交流，甚至與內地大學共同分擔聘用同一位教員。第三，香港政府要做好推銷員的責任，向內地各階層及中央政府介紹香港科研的成績及對國家的貢獻。
事實上，香港院校的研究成績在國際上排名不錯，政府應有足夠材料去推銷。在推銷時，千萬不要再誤傳香港的大學是世界用錢最多的大學（中央政府似有人有此想法），哈佛每年只收千餘個本科新生，但經費卻遠超香港八所大專院校的總和，香港何貴之有？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1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