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北京搞奧運，世人讚嘆，今年上海舉辦世博，有聲有色；亞運仍在進行，廣州的市容已經煥然一新。這個周末我在鄭州開會，遇到一位已在西安落戶在芝大時的台灣同學，他從西安坐高鐵到鄭州，一個多小時便已到達。這種最環保的快速交通工具（據說高鐵平均每人每里所耗的能源，只及乘坐汽車或飛機的十分之一），正在把全中國的城市都串連為近鄰。
這些成績，有人相信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至於什麼是「中國模式」，香港有評論人認為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
改革之前效率低下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我的定義是某個經濟體制大量採用了資本主義常見的市場競爭及激勵手段，而且容許私有產權，但資源仍大量為政府擁有，而且政府利用這些資源及權力在市場中謀取壟斷利益。
我不否認奧運世博亞運高鐵都十分成功，但若因此而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恐怕這會是重大的誤判。
上述項目不同程度上都屬所謂「公共貨品」（public goods）。我們知道，政府生產這些貨品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有時會勝於私人生產。政府是否投資某項目，應以成本效益作根據。例如北京舉辦奧運，十三億人口感到興奮，社會效益顯然大得驚人，但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若搞亞運，效益卻是差得遠，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個別「公共貨品」項目的成敗，實不足以論斷「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可行。
我一向主張政府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但其權力及掌控的資源則一定要限制，若要說這等於「大市場，小政府」也無不可。中國建國六十一年以來，政府與市場的比重不斷變化，但我們若小心檢視中國發展的經驗，便可清楚看到，市場的比重愈大，中國的經濟便發展得愈好。中國政府的比重，目前還是遠遠過大，要大幅縮小才可達到適當的規模。
在改革開放以前，亦即政府佔用了社會大部分資源的時候，中國生產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 年，城鎮就業人口中，78.3％在國企工作，其餘的幾乎全部在集體企業，但經濟效率卻是乏善可陳。例如，當時中國每生產1 美元GDP 所要耗用的能源竟是德國的五點九倍，鋼鐵是德國的二點九倍。有人或許說這與國企的低效率無關，只是因為中國科技落後而已，但就算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成績一樣差勁。中國的耗能率是印度同期的一點六四倍，耗鋼率是一點二九倍（參看林毅夫等著的《中國的奇蹟》）。
推出承包增加農產
這種高消耗的發展模式，與政府錯誤集中資源搞重工業有關。中國勞動力充裕，但當時資金稀少，重工業要用掉大量資金，創造職位的效率卻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搞重工業使到國富不起來，民卻窮得要命。從1952 年至1978 年，國民收入上升了354％，但人民消費卻只能增加78.4％，新增財富沒有多少能跑到人民手上。
若是市場主導，中國當時不會忽視輕工業。
改革開放後，政府害怕國企倒閉會釋放出大量失業人口，所以讓它們繼續經營。但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卻也加入了重要的市場元素，而且成效立竿見影。
農業上有著名的帶有私有產權色彩的家庭承包制，農產品採購價上升至更接近市場價格。這兩招一出，從1978 至85 年農業產量猛增61％，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本來是農村的二點三七倍，也接着下降至一點七二倍，城鄉收入差距大幅收窄。
企業改革中新增的市場元素頗多，取其大者有二。第一是國企對賺回來的部分利潤可以留下，不用上交中央。這樣可增加國企員工的積極性，使國企有誘因追求利潤，有效利用資源，其運作更接近私營企業。第二是容許民營企業出現，讓其按市場規律競爭。民企不但吸納了大量農村移居城市的人口，而且也讓從國企下崗的工人多了找工作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民企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使到國企也不敢不思進取。
國企雖有進步，但其效率比不上民企（或外資企業）的格局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國企所僱用的員工佔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在1996 年雖已下降至56.7％，但它們卻只能生產工業產值的28.5％；我們且不要忘記，它們所控制的資本也遠高於民企。假如更多的人力物力從國企解放出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應會更快。若果政府沒有對國企提供形形色色的優惠或保護政策（例如它們較易在銀行獲得信貸，一年多前開始的4 萬億救市方案，政府用錢時似對國企頗有青睞之意），使他們能在不少市場中維持壟斷地位，國企能否保住這些產值應該存疑。
上海模式要看成本
國企過去的業績雖然不濟，但也許近年進步神速，早已脫胎換骨，以國企為核心，加上政府掌控大量資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仍有光明前途？認同「國家資本主義」可行的人，很有可能是受到上海市容及建設高速發展所影響。
「上海模式」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其建築美侖美奐便是明證。但我們看事物不能單看表面，只注意結果，不問成本效益。舉個例子，到過上海浦東幹部訓練學校的人很難不對其充滿現代感的建築感到驚嘆，但我敢肯定，私人公司絕對不會投資搞這麼一個校園，原因很簡單，校園佔地面積龐大，遠超香港科大的校園，土地的機會成本將來會是天文數字，但學員人數常常寥寥可數，若非政府運用權力，怎能搞出這樣一個大白象，浪費愈來愈稀缺的土地資源？
麻省理工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在檢閱過大量數據及原始文獻後寫了本書，叫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八十年代蓬勃發展充滿企業競爭精神的鄉鎮企業大表讚賞，但對「上海模式」卻是鞭撻有加。他的發現，對我們查找「國家資本主義」的不足，甚有幫助。
黃亞生發現，在1985 年一千二百萬個鄉鎮企業中，一千萬個其實是完全私營的，其後新加入的也幾乎全是私營。黃認為它們是推動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海的GDP 增長率雖遠高於全國，但住戶收入的增長卻與全國的平均無異，反映出上海收入增長的得益者主要是政府。上海的工資總額佔其GDP 的比例極低，正好也印證了當地人民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多少成果。
財富集於政府手中
上海雖然是消費力很高的城市，但在此搞小本創業卻十分困難。自僱人士的平均收入，大約等於窮困得多的雲南的自僱人士。上海雖予人有高科技的印象，但在九十年代，它所得到的科技發明的專利權，相對於更重視企業競爭精神的廣東及浙江頗有不如。
我們也許可以說， 「上海模式」的特點是把財富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上並加以投資，其中不少是投到基礎建設之上。當投資率很高、資金充裕時，我們的確會見到經濟增長率增加。但我們若注意經濟增長的其他指標，例如家庭收入或消費，便可看出情況不一定如此風光。
在整個八十年代，亦即民營企業大量湧現時，中國住戶消費佔GDP 的比例一直都在50％以上，但在2008 年已跌至35.3％，這是否「國富民窮」的寫照，見仁見智，但人民財富上升比不上政府的快，卻是沒有懸念。政府手擁巨資後，有些投資項目的社會回報可能十分高（如高鐵），但也有可能搞些大白象，或擠壓了效率高得多的民營企業的空間。 減低國家或省市級政府的比重更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這結論不一定適用於酷似商場搞手的中國縣級政府，此點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早有論述，不贅。
補白：在〈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刊於11 月1 日）一文中，我提過「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1881年在清政府召回幼童時，沒有即時回國，讀者譚先生不吝賜教，來信提供資料指出詹剛好在那一年畢業，趕得上回國。特此致謝。
上周一拙作〈不用緊張，熱錢流入不難應付〉的結尾中提到八、九十年代的平均每年8％的通脹及更高速度的加薪會否重現，讀者須注意文中的兩個條件「若美元再大幅貶值」和「香港若運氣非常好的話」，後者是指香港的生產效率能繼續有增長，前者很可能出現，後者卻不一定，香港過去有些時候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