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及資訊爆炸的年代，政經思潮往往變得很快。金融海嘯伊此，各國病急亂投藥，紛紛採用凱恩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但不用等到他所說的「長遠而言，我們全都已死」；不到兩年，歐美政府的財赤危機已經是此起彼伏。凱恩斯的故鄉英國率先放棄凱恩斯，新成立的聯合政府改為實施緊縮政策，大幅削減開支，要在四年內把現時佔GDP 超過11％的赤字，減低六個百分點至GDP 的5％。英國做法雖然正確，但出手之狠，可能頗有後遺症，例如大專教育資助要削減四成，人文學科經費的減幅更遠超此數，不利國家的長遠發展；有意在未來幾年到英國進修文科的學子，可能要改變計劃了。
個人社會釐清責任
美國奧巴馬政府雖仍擁抱凱恩斯，但民主黨在月初的中期選舉慘敗，也已顯示國民並不欣賞大政府的一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政黨的茶黨（Tea Party）在大選中的勝利。茶黨似乎頗為民粹，其部分對社會議題的觀點帶有反動色彩，它的代表人物佩林（Sarah Palin）時有反智言行，但CNBC 編輯單泰理（Rick Santelli）引發茶黨運動爆發的一段言論卻使不少美國人十分受落。單泰理2009 年2 月19 日在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一段即興評論中問： 「你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替因多建了一個浴室而付不了賬的鄰居代繳物業按揭？」在前一天，奧巴馬剛宣布會動用750 億美元納稅人的金錢，救助那些可能會斷供按揭的業主（亦即單泰理口中的「失敗者」）。
單泰理提出的問題能夠撥動不少美國人民的神經線，當中必帶有更深層的意義。當別人沒有盡好自己的個人責任審慎理財時，政府或社會憑什麼可以要求納稅人要負上社會責任救助他們？
我們若用黑格爾、馬克斯以降，至毛澤東所熟悉的辯證法去分析這個問題，「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可視為可以互相轉化的矛盾對立統一。「個人責任」強調自己管好自己，不要倚靠他人； 「社會責任」則重視利他主義。兩者含意不同，在一定條件下可良性互動，但也可互相排斥。倘若人民不肯自力更生，不管「個人責任」，只是伸手向政府拿取好處，那麼也不會有多少冤大頭會願意盡「社會責任」救助他們。
相反，如果社會中自強不息之風盛行，每個人都肯自我奮鬥，就算有人因際遇無常遇上不幸，別人也會樂於負起血濃於水的「社會責任」幫助他們。同理，若人人自私自利，只求犧牲別人完成小我，那麼大家都會把時間花在計算別人、搶奪利益之上，不會做好自己本分。但如果大多數人主動地真誠地認為貢獻社會、幫助別人是應有道德，那些不理「個人責任」之輩會感到無地自容。
社會能否趨向和諧，相當程度地是看政府是否有能力建立使這兩種責任良性互動的環境，而不是設置造成兩者排斥的條件。
財赤高企危險訊號
美國政府處理「個人責任」及「社會責任」的矛盾並不成功。美國住在城鎮大街（Main Street）的納稅人，不會高興見到他們的稅款是用來救助不負責任、但仍可大魚大肉的華爾街基金經理，也不會願意替沒有審慎理財、只懂瘋狂消費的陌生人付賬；但美國的大政府財政政策卻要強制他們這樣做，並把這做法看成是他們的「社會責任」。
也許在金融危機開始時，不少人因害怕危機擴大，不通過奧巴馬的救市方案便大家都會玉石俱焚，所以肯支持。近兩年過後，GDP 雖是穩定下來，但這不見得是財政政策的功效，因為在近萬億美元的救市資金尚未動用時，市況早已探了底（這筆錢到今天仍有三分一未動用）；至於人民最關心的失業問題，卻仍在9.6％的水平高企，而據奧巴馬本來的預測，失業率應早已跌至8 至9％之間。財政政策雖無實效，但美國人民要埋的單，數額卻是驚人的。
美國聯邦政府剛過去的財政年度財政赤字已高達1.42萬億美元，這是很危險的水位，但未見有回落象，美國反而有人鼓吹要繼續增加開支。美國政府的總欠債到今年11月6 日止，已上升到13.73 萬億美元，並且以每日41.6 億的速度上升，等於平均每個美國人欠債44375 美元【註】，他們能不驚心乎？美國人民要承擔將來還債的「社會責任」是愈來愈大了。
凱恩斯主義者並不認為赤字預算有問題，他們相信經濟衰退由人民消費不足所造成，既然他們不肯消費，不如讓政府替天行道，代為用錢，反而會推高經濟。但金融海嘯的根源正是美國人過度消費，無力還債，現再刺激消費，怎會不是飲鴆止渴？日本政府今天的欠債等於GDP 的200％，三倍於二十年前的比例，可見這二十年來日本使用赤字預算用力之大，但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今天仍毫無起色，可見財政政策收效之微。
政府出手主持消費
克魯明（Paul Krugman）也有為赤字預算辯護。他正確指出經濟學家熟知、但外行人時而誤解的一項常識——欠債多少並不決定整體社會的收入（及財富）。這個道理簡單，有人要借錢便必定有人肯借才行。甲的欠債會成為其債主的資產，互相抵消後，社會的整體收入及財富因而沒變。人民買了政府債券，少了現金，但多了債券作為資產，不會覺得自己窮了，也不會因而減低消費，但政府卻可把借來的錢用掉，總體消費由是上升。
這類辯解十分陳舊，出發點正確，但結論有漏洞。我記得讀過一個以梅鐸（Bernie Madoff） 作的比喻， 印象中是芝大的郭昆（John Cochrane）所提出的。梅鐸曾是納斯達克（NASDAQ）的主席，去年因為商業詐騙而判入獄一百五十年。梅鐸用的是「龐士詭計」（Ponzi Scheme）的方法，他向不少客戶訛稱可替他們投資，並有豐厚回報，但收了他們的資金後實際上卻沒有進行過什麼投資。
客戶贖回資金時，他照付如儀，只要新加入的資金大於流出的資金，這方法便可繼續下去。
梅鐸的角色有點像政府，他收到錢後，因為怕東窗事發，所以拚命消費，就算將來被捕，也算早已享受過奢華生活，不枉此生。他的客戶有如買了政府債券的納稅人，並不知道自己的財富其實已「凍過水」，所以不會減少消費。既然如此，社會上若多幾個如梅鐸般的騙子，社會總體消費自會增加， 「有利」經濟，所以梅鐸應被視為救市英雄。
梅鐸當然不是什麼英雄，他的客戶在不知真相時或許會如常消費，但到知道自己的財富已經無影無蹤時，只能淚眼看蒼天，無錢消費。梅鐸的把戲只是用欺騙的方法，把別人的消費變成自己的消費。同理，政府用赤字預算也只是把人民的消費力轉為政府作主的消費；就算政府能力高超，用別人的錢時效率奇高，沒有浪費（此點困難得很），也不見得納稅人會認為政府是替他們盡了「社會責任」。款項若落在一些沒有盡過個人責任的人身上，納稅人會更加覺得不公平。
政策胡搞別國受損
美國政府不負責任尚有另一層面。眾所周知，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而美國亦從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但提供儲備貨幣的政府，其最重要的「社會責任」便是不搞胡亂的貨幣政策。
年前美國搞第一期量化寬鬆時，確有必要，否則美國及世界的經濟堪虞，正如腸胃不適時服點瀉藥可能有效，但多服幾劑反而有害。過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救不了失業（此點近數十年來關於菲利浦曲線的研究早有證明），卻會引起通脹及美元貶值，禍及以美元作儲備貨幣的國家。
從陰謀論的角度看此問題，美國的政策軌似乎是這樣：赤字預算不妨進行，欠債多也無所謂，美國人若因害怕交稅而反對，便可開動印鈔機把債券買下。這會帶來通脹及美元貶值，用美元儲備的國家利益受損，但這等於後者替美國人的揮霍消費埋了部分的單，減低美國人的損失。同一時間，美國政府又要別國繼續買她的債券，並要她們把自己貨幣升值；此點被美國視為別國當盡的責任，但自己卻大印鈔票支付本國的財赤，置國際「社會責任」於不顧。不過，這種政策絕非可以無限止推行，美國若做得過分，美元的信譽將會下降，其維持儲備貨幣的能力也會不保，美國利益必會受損。
美國政府若要甩掉不負責任的帽子，最好的辦法是仿效英國的審慎理財，把開支緊縮幾年，減低財赤，量化寬鬆也適可而止，這樣美元的地位反可得到保障。
註：網上有美國政府欠債比率的實時數據，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大概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