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張五常在本報發表大作《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內中有不少篇幅論及我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記憶所及，五常老兄性喜作離群之馬，極少評論別人在報刊的文章，此次破例出手，使人驚喜。但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思茲念茲，無法放下不顧所致。
張五常文章中觸及拙作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認為我相信，沒有學術腐敗，中國的學術研究便可搞上去。我沒有這種「本末倒置」的觀點。就算中國的學者全部都童叟無欺，當然不等於學術風氣便可大盛。我認為學術腐敗與學術沉淪有一種辯證的因果互動關係。一個地方的學術氣氛若果濃厚，抄襲造假受到鄙視，機會成本增加，腐敗行為的確會減少。倒轉過來，若學術腐敗成風，大家忙於欺騙，學術發展卻不可能不受掣肘。
學術腐敗不但是漠視知識產權及欺詐的失德行為，對社會的經濟發展亦十分不利，但卻是極難根治的問題。科技學術水平高如麻省理工，十多年前便爆出過生物學家諾獎得主巴迪摩爾（David Baltimore，當過洛克菲勒大學及加州理工的校長）的實驗室，有一名博士後僱員造假，其後麻省理工調查得當，巴迪摩爾本人終於洗清嫌疑。
學生作弊非絕無僅有
有在大學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學生作弊絕非絕無僅有。據說，普林斯頓採用榮譽制，學生考試不用找人監考，而學生自動不會作弊。但此乃是學林異數，其他名校也不敢仿效，更遑論入學標準遠低的州立大學。
是否多作道德教育便能杜絕學術腐敗？這是天曉得之事。中國人發明了考試制度，考科舉的學子無不要飽讀聖賢書，但他們沒有人作弊嗎？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見過一塊一兩方呎的絲絹，密密麻麻的用娟秀字體把《孟子》全部抄下。
據博物館解說，此布原本暗縫於某科舉考生衣服之內，以便其「出貓」。當年，我正修讀宋史專家先師克拉奇（Edward Kracke, Jr.）的中國科舉制度課，克師有天上課時突然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一塊古董「貓布」（不記得是宋代還是明代的），我告訴他自然歷史博物館也有，他聽後連忙追問，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以為是罕有的收藏在海外也可容易找到，市場價值大跌也！學術腐敗，古已有之。利之所在，聖人倫理教化之言似無效力。
學術造假及打假的博弈是千古之爭，今天仍然繼續，但技術水平卻與時並進。以前學生考試作弊，主要通過在易於隱藏的小字條或手掌上寫上提示，或目必斜視「觀摩」別人的答案，科技含量不高。但今天電子儀器體積細小功能宏大，上課的筆記或課本，可輕易藏於「計算機」或電話之中，監考人員往往疲於奔命，考試中途學生上廁所也不能不伴隨左右。
考試以外，論文作業亦可輕易在國際市場購買。不同的老師自有不同方法對付，其中近來開始流行的一招，便是購入軟件，通過言文對照，看看交來的「論文」是否抄襲所得。此種軟件，據說已為美國的「教育測驗所」（ＥＴＳ）所用，監察尤其來自東亞考生在ＧＲＥ等國際大試中有無抄襲。
補習社成學術造假溫床
廣義地看，香港的教育制度及以提供「貼士」為本業的「補習社」實是助長學術造假的溫床。考試中若有考題要學生分析某某事件，不少學生若一早便有「貼士」，其實也只是在死記背誦別人提供的「標準」答案，並非自己的見地。這也是抄襲的一種，一代一代人的創意便是這樣被消磨掉。
最嚴重的學術腐敗，應該是偽造實驗結果或數據。此事誤導他人走冤枉路，害人不淺。但此種造假，其實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及才智。作弊者起碼要懂得怎樣使到自己用虛假證據所構建的結論被人重視，否則學術期刊不會刊登。他們若然知道腐敗之路走不通，改把精力放在真正學術之上，成就或會不錯。學術腐敗最大的社會代價，可能便是才智及精力的誤用及浪費。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有什麼異同之處？二者的定義及範圍便頗有不同。學術腐敗一般泛指抄襲剽竊別人的知識成果，或在學術問題上造假行騙。貪污腐敗是指有人以權謀私。更精準的定義是，社會或組織委託某人（例如官員）按既定的規則配置資源，但此人卻利用給予他的權力，違反了規則，使到自己或他所偏幫的人得到利益。
貪污腐敗可成「潤滑劑」
我想不出學術腐敗能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但貪污腐敗很多時卻的確可成「潤滑劑」，使資源配置效率更高。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房價及租金被嚴重壓抑，表面上住屋便宜，但建屋卻是必然賠本，所以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很多情況等待十多年，也因無法分配到住房而結不了婚，苦不堪言。
當年我到廣州遊歷，喜歡晚間到海珠橋附近岸邊觀看市民生活。在極度昏暗的路燈下，可見一張一張長凳，每張都被兩對情侶共用，大家背對燈光，旁人看不清樣貌，便可作種種只適宜室內的活動。
面對此種困境，最想得到住房的人很可能要走後門，賄賂官員早日分配到房子。他們付出賄款，其實是等於用更高的價格取得房子，這樣做是部分、但不完美地恢復價格機制的配置功能。讀經濟的人都會知道，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在一般條件下，可達巴列圖效率（Pareto efficient），這比起官員把資源隨機胡亂配置，效果好得多。
不過，貪污腐敗與學術腐敗一樣，長遠的影響力也是十分負面的。貪污腐敗必涉及濫權，但權力對絕大部分人而言，卻絕非唾手可得。要獲得權力要先學懂怎樣「上位」，而所用方法通常與奉承賄賂有關，把精力才智用在此道，對社會生產無甚貢獻，是社會的巨大浪費。當掌權人通過過去的投資而得到權力後，他們必會捍衛自己的權力基礎。
正如學術腐敗一樣，貪污腐敗也會造成浪費及不公，必須遏止。治標不如治本，什麼事最能動搖貪污腐敗的基礎？
有人認為是完善的法制。加強執法及懲罰，的確可產生一些效果，香港的廉署便是成功例子。但嚴格來說，這也只是治標之法，執法時偶有疏忽，利之所在，貪污腐化恐怕也會春風吹又生，貪官又會熙來攘往，無處不在。
道德教化如何？對投下巨大資源取得權力的貪官而言，這恐怕是陳義過高，對牛彈琴。更不可靠的是，道德標準往往會隨着制度而起變化。舉個例子，現代工業社會不喜歡裙帶關係，靠關係走後門不會被認為是道德高尚之事，這種習慣與工業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也。
但自農業社會脫胎出來的內地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符合倫理之事。如果有正直的掌權人拒絕理會鄉里親朋所走的後門，不一定會得到稱讚，有時反而會被定性為不念親情、冷血無情，罵他的人可能還自覺義正辭嚴。
助長權貴資本主義
最能動搖貪污腐敗基礎的是競爭的自由市場機制。二十年前，在內地買一輛名廠鳳凰牌自行車要五百多元，但卻要走後門。今天，一輛不錯的自行車二百元左右便隨便買到。要不要走後門付賄款？絕對不需要。若有人提此要求，跑到另一與他競爭的商店購買便可。在完全的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是貪官不貪，是沒有人肯賄賂他們。市場機制削弱了官員的壟斷權力，從而也使貪污失去基礎。阿頓勳爵（Lord Acton）的「權力導致腐敗」論，今天仍是至理明言。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去的成功，與資源配置逐步市場化及相互競爭的民營企業湧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見去年秋天我在本報刊出的關於中國建國六十年的系列文章）。國企佔用社會大部分資源，但產量卻長期不及民企。
中國政府一直容許國企的存在，但今天國企與民企的利益衝突漸漸變得尖銳，阻礙着改革，也拖慢經濟增長。一些要捍衛舊有制度的所謂新「左派」卻大力鼓吹政府應多干預市場。
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國進民退」深以為憂。市場干預製造了新的權力，會助長「權貴資本主義」，腐敗行為只會更為普遍。吳敬璉的觀點，與我二十多年來對貪污腐敗研究的結論頗為接近。
HKEJ 201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