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很想評論一下羅馬(Paul Romer)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構思,上月朋友傳來《大西洋》雜誌訪問羅馬的文章,上周行止兄亦再有簡介,或許我也應對此作點補充了。
我第一次聽到「特設城市」的構思是二○○七年。當時我們終於說服了同事謝丹陽教授挑起科大經濟系主任的擔子,而丹陽兄是羅馬常常掛在口中最傑出的學生,雙方關係密切,丹陽兄希望能把羅馬從史丹福招攬過來。這個目標本來極難達到,但當時也有兩個有利因素,使我們躍躍欲試。
首先,羅馬離婚不久。我們對傑出學者的婚姻往往十分「關注」,因為說服離了婚的學者移民到香港,難度可大為降低。其二,羅馬向我們表示,他對香港的歷史及制度極感興趣,很想多作了解。那麼,長時間在港近距離觀察是順理成章之事。
空氣污染嚇跑人才
二○○七年十一月羅馬終於到訪科大,除了在校內主持一些學術活動外,他也要求我們安排他到校外與一些熟悉香港城市規劃的專家交流。我一九八七年便認識羅馬,所做的研究領域又十分接近,所以,自然變身為他的行程安排人,有機會與他竟日長談「特設城市」的構思及中國經濟特區的經驗。
在羅馬到訪期間,我們意識到他的確對香港很感興趣,但最後我們的招攬大計未竟全功,原因卻是頗出意外。話說我帶他到港大與一些好友交流後,順道驅車把他送到山頂觀看維港風光(那天剛好碰上陳南祿在山頂蹓躂,他習慣性地對我連稱「師兄」,羅馬得知他是國泰航空老總後,似乎對我「肅然起敬」)。
維港在夏天時可見藍天白雲,但十一月的香港天空,卻因空氣從珠三角吹來,昏黃一片,與羅馬在加州灣區所見的清朗,反差實在太大。羅馬十分緊張,追問我那片昏黃究竟是霧還是污染物,我答曰是污染,他聽後臉色大變。後來我才知道他有呼吸敏感毛病,香港空氣污染的代價之一,便是嚇跑了一位有實力問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
要了解羅馬「特設城市」思想的源頭,先要知道他的背景。他來自一個「超級政治家庭」,父親雷伊.羅馬(Roy Romer)當過科羅拉多州州長及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大約等於民主黨的黨魁。他高中時在最重視全人教育的頂尖名校艾斯德(Phillips Exeter Academy)就讀(他見到我汽車後貼有艾斯德姊妹學校安多福﹝Phillips Andover Academy﹞的標誌,因以告知)。這種精英背景,使他有着很強烈的使命感,要拯生民於水火中,而拯救的方法必須恢宏大氣,巧妙富創意;細眉細眼的他不會感興趣。
羅馬在大學本科主修物理及天文,所以重視科學方法。研究院初到麻省理工念經濟,不喜歡,轉至以出產最多量創新意念而鳴於世的芝大經濟系。有此影響,「意念」(ideas)便成為他研究的核心。
羅馬文章不多,其影響最大的兩篇都貫穿了「意念」十分重要這一思想。這與近年他推動「特設城市」的思路一脈相承。
羅馬的成名作是他的博士論文,一九八三年撰成,一九八六年在《政治經濟學報》出版,未出版前已被一代宗師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品評為開山之作。
事實上,近二十多年來大行其道的「內生增長模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s),大家都公認源頭是羅馬的這篇文章。眾所周知,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之一,但我們觀察歷史時,又可見到近代社會經濟增長遠比過去要快,例如,中國去年的實質人均產值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二點九倍,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均產值,卻只是比二千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已。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加快,那便意味着科技進步的速度也是愈來愈快。
但是,新科技的靈魂其實也只是新意念。為什麼新意念出現的數量在一些國家愈來愈多?羅馬的博士論文及九○年更成熟的一篇文章都是在探索在什麼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更有效地產出新意念。
這是個非同小可的命題。當世有不少窮國,人民收入大半世紀以來不但沒有進步,經濟且有大幅倒退的現象。但成功的國家,經濟卻可持續增長。例如,菲律賓與南韓在六十年代時人均收入相若,各方面條件也接近,但現在南韓卻是遠比菲律賓來得富裕發達。解釋到為什麼新意念在某些地方出現得更快,便可幫助我們了解窮國人民如何才能大規模地脫貧。
中國經改成就香港有功
羅馬認為新意念的產生及影響都與制度頗有關係(將來有機會我再討論制度如何影響意念及科技),而制度怎麼出現,本身也是需要解釋的。羅馬認為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建立起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若沒有這些制度,光是靠富國或世界銀行所提供的外援,根本無濟於事(世界銀行找過羅馬當總經濟師,為他婉拒)。羅馬思前想後,便想出「特設城市」這怪招。
這怪招的靈感主要來自香港,可能也受到中國經濟特區的影響。
大概十年前,有幾位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他們發現,歷史上歐洲列強奪得殖民地後,都要決定在該地應採用掠奪性的政策,把別人的資源榨乾榨淨後便揚長而去,還是落實長治久安的管治,不斷吸走利益。若是用後者,殖民地宗主國會引入一些有效管治的現代法制。
研究過香港歷史的都會知道,鴉片戰爭前後的兩位英國外相巴馬斯頓與鴨巴甸都認為,在中國手中取得香港毫無價值,他們只想要貿易條約,使英國商人可向中國傾銷鴉片。但來到遠東作戰的砵甸乍等指揮官,卻發現香港擁有世界上罕有的優良天然港口,長佔此地大有好處。
英國人於是帶來了一套現代法制,公務員體系及一套在英國也未必能夠實施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後者最著名的體現便是郭伯偉、夏鼎基年代的「積極不干預」。
香港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個無天然資源的蕞爾之地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這些奇蹟還產生了界外效應,鄧小平的「經濟特區」政策,核心意念正是把香港的成功經驗移植到中國的一些試點城市中,而這些試點又大部分成績極佳,中國其他地方紛紛效尤。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上的進步,香港經驗實在功不可沒。
羅馬認為,既然經濟外援對窮國幫助不大,為什麼不索性在一些窮國撥出地皮,建立一些新的「香港」?在這些「特設城市」中,整個法制與管治都要有異於原來所屬國度,而且管治者要有足夠的權力落實這些新制度。
富士康經驗正面
這個意念有點像桃花源記中的理想新世界,但所不同的是,「特設城市」不會甘於隱藏在深山密林中,它的目標是要帶動其他落後城市的發展。
政治上這意念無疑充滿不正確性。有人會懷疑這是否新殖民主義者借屍還魂。羅馬的建議是,美國等強國要置身事外,負責落實建立「特設城市」的,應是一些如加拿大或北歐等的政治中立國,以減少疑慮。雖則如此,我們也可預見,羅馬要推動的意念,不易被接納。他在馬達加斯加差點成功,已使我十分驚訝。
但我們卻也可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內地引入富士康等規模巨大的企業,並把有如城市的工廠內的不少管治權交給公司管理層,這其實已含有部分「特設城市」的影子。富士康自殺事件出現後,我們亦可見到它的管治存在問題,大有改進空間。
我認為,富士康的經驗其實十分正面,在四十多萬人的企業中半年內只有十人自殺喪生,自殺率等於每十萬人每年五個人左右,遠遠低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包括香港)的自殺率。有說這不足為奇,因為富士康的自殺者是年輕人,而年輕人自殺率較低。此說不正確,在網上可容易找到各國不同年齡組群的自殺率,年輕人自殺率其實通常稍高於其他人。
所以,從富士康這種影子「特設城市」的經驗中,我們或可得到這樣的一個逆向結論︰雖則它的部分管理方法存在這麼多的缺點,但它的自殺率卻可遠低於中國,而且無數中國人都以腳投票,希望到富士康工作,所以,它的管治模式必定也存在一些重要優點,值得研究(在此先作聲明︰我與富士康完完全全地沒有任何關係)。
有自由無民主
上述提到香港經驗,我們沒有必要將殖民地的管治加以美化。殖民地的香港,眾所周知,沒有什麼民主。宗主國的英國雖有民主,但卻絕對未有確保香港社會的公義。貪污、歧視、保護少數集團特權(尤其是英資的)、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種種殖民地的做法,三十歲以上的港人應十分熟悉。但香港過去百餘年卻一直有一優勢,就是自由,尤其是經濟上及言論上的自由。就是這種可在自由市場中自力更生拚搏「搵食」及不用以言入罪的自由,深深吸引了一代一代的人民,他們以腳投票,選擇到沒有民主的香港定居!香港民主程度現在比殖民地時要高,但經濟自由卻有退步的跡象,是禍是福,歷史當會判斷。
HKEJ 201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