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很想評論一下羅馬（Paul Romer）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構思，上月朋友傳來《大西洋》雜誌訪問羅馬的文章，上周行止兄亦再有簡介，或許我也應對此作點補充了。
我第一次聽到「特設城市」的構思是二○○七年。當時我們終於說服了同事謝丹陽教授挑起科大經濟系主任的擔子，而丹陽兄是羅馬常常掛在口中最傑出的學生，雙方關係密切，丹陽兄希望能把羅馬從史丹福招攬過來。這個目標本來極難達到，但當時也有兩個有利因素，使我們躍躍欲試。
首先，羅馬離婚不久。我們對傑出學者的婚姻往往十分「關注」，因為說服離了婚的學者移民到香港，難度可大為降低。其二，羅馬向我們表示，他對香港的歷史及制度極感興趣，很想多作了解。那麼，長時間在港近距離觀察是順理成章之事。
空氣污染嚇跑人才
二○○七年十一月羅馬終於到訪科大，除了在校內主持一些學術活動外，他也要求我們安排他到校外與一些熟悉香港城市規劃的專家交流。我一九八七年便認識羅馬，所做的研究領域又十分接近，所以，自然變身為他的行程安排人，有機會與他竟日長談「特設城市」的構思及中國經濟特區的經驗。
在羅馬到訪期間，我們意識到他的確對香港很感興趣，但最後我們的招攬大計未竟全功，原因卻是頗出意外。話說我帶他到港大與一些好友交流後，順道驅車把他送到山頂觀看維港風光（那天剛好碰上陳南祿在山頂蹓躂，他習慣性地對我連稱「師兄」，羅馬得知他是國泰航空老總後，似乎對我「肅然起敬」）。
維港在夏天時可見藍天白雲，但十一月的香港天空，卻因空氣從珠三角吹來，昏黃一片，與羅馬在加州灣區所見的清朗，反差實在太大。羅馬十分緊張，追問我那片昏黃究竟是霧還是污染物，我答曰是污染，他聽後臉色大變。後來我才知道他有呼吸敏感毛病，香港空氣污染的代價之一，便是嚇跑了一位有實力問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
要了解羅馬「特設城市」思想的源頭，先要知道他的背景。他來自一個「超級政治家庭」，父親雷伊．羅馬（Roy Romer）當過科羅拉多州州長及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大約等於民主黨的黨魁。他高中時在最重視全人教育的頂尖名校艾斯德（Phillips Exeter Academy）就讀（他見到我汽車後貼有艾斯德姊妹學校安多福﹝Phillips Andover Academy﹞的標誌，因以告知）。這種精英背景，使他有着很強烈的使命感，要拯生民於水火中，而拯救的方法必須恢宏大氣，巧妙富創意；細眉細眼的他不會感興趣。
羅馬在大學本科主修物理及天文，所以重視科學方法。研究院初到麻省理工念經濟，不喜歡，轉至以出產最多量創新意念而鳴於世的芝大經濟系。有此影響，「意念」（ideas）便成為他研究的核心。
羅馬文章不多，其影響最大的兩篇都貫穿了「意念」十分重要這一思想。這與近年他推動「特設城市」的思路一脈相承。
羅馬的成名作是他的博士論文，一九八三年撰成，一九八六年在《政治經濟學報》出版，未出版前已被一代宗師盧卡斯（Robert Lucas, Jr.）品評為開山之作。
事實上，近二十多年來大行其道的「內生增長模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s），大家都公認源頭是羅馬的這篇文章。眾所周知，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之一，但我們觀察歷史時，又可見到近代社會經濟增長遠比過去要快，例如，中國去年的實質人均產值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二點九倍，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均產值，卻只是比二千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已。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加快，那便意味着科技進步的速度也是愈來愈快。
但是，新科技的靈魂其實也只是新意念。為什麼新意念出現的數量在一些國家愈來愈多？羅馬的博士論文及九○年更成熟的一篇文章都是在探索在什麼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更有效地產出新意念。
這是個非同小可的命題。當世有不少窮國，人民收入大半世紀以來不但沒有進步，經濟且有大幅倒退的現象。但成功的國家，經濟卻可持續增長。例如，菲律賓與南韓在六十年代時人均收入相若，各方面條件也接近，但現在南韓卻是遠比菲律賓來得富裕發達。解釋到為什麼新意念在某些地方出現得更快，便可幫助我們了解窮國人民如何才能大規模地脫貧。
中國經改成就香港有功
羅馬認為新意念的產生及影響都與制度頗有關係（將來有機會我再討論制度如何影響意念及科技），而制度怎麼出現，本身也是需要解釋的。羅馬認為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建立起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制度，若沒有這些制度，光是靠富國或世界銀行所提供的外援，根本無濟於事（世界銀行找過羅馬當總經濟師，為他婉拒）。羅馬思前想後，便想出「特設城市」這怪招。
這怪招的靈感主要來自香港，可能也受到中國經濟特區的影響。
大概十年前，有幾位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他們發現，歷史上歐洲列強奪得殖民地後，都要決定在該地應採用掠奪性的政策，把別人的資源榨乾榨淨後便揚長而去，還是落實長治久安的管治，不斷吸走利益。若是用後者，殖民地宗主國會引入一些有效管治的現代法制。
研究過香港歷史的都會知道，鴉片戰爭前後的兩位英國外相巴馬斯頓與鴨巴甸都認為，在中國手中取得香港毫無價值，他們只想要貿易條約，使英國商人可向中國傾銷鴉片。但來到遠東作戰的砵甸乍等指揮官，卻發現香港擁有世界上罕有的優良天然港口，長佔此地大有好處。
英國人於是帶來了一套現代法制，公務員體系及一套在英國也未必能夠實施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後者最著名的體現便是郭伯偉、夏鼎基年代的「積極不干預」。
香港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個無天然資源的蕞爾之地見證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這些奇蹟還產生了界外效應，鄧小平的「經濟特區」政策，核心意念正是把香港的成功經驗移植到中國的一些試點城市中，而這些試點又大部分成績極佳，中國其他地方紛紛效尤。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上的進步，香港經驗實在功不可沒。
羅馬認為，既然經濟外援對窮國幫助不大，為什麼不索性在一些窮國撥出地皮，建立一些新的「香港」？在這些「特設城市」中，整個法制與管治都要有異於原來所屬國度，而且管治者要有足夠的權力落實這些新制度。
富士康經驗正面
這個意念有點像桃花源記中的理想新世界，但所不同的是，「特設城市」不會甘於隱藏在深山密林中，它的目標是要帶動其他落後城市的發展。
政治上這意念無疑充滿不正確性。有人會懷疑這是否新殖民主義者借屍還魂。羅馬的建議是，美國等強國要置身事外，負責落實建立「特設城市」的，應是一些如加拿大或北歐等的政治中立國，以減少疑慮。雖則如此，我們也可預見，羅馬要推動的意念，不易被接納。他在馬達加斯加差點成功，已使我十分驚訝。
但我們卻也可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內地引入富士康等規模巨大的企業，並把有如城市的工廠內的不少管治權交給公司管理層，這其實已含有部分「特設城市」的影子。富士康自殺事件出現後，我們亦可見到它的管治存在問題，大有改進空間。
我認為，富士康的經驗其實十分正面，在四十多萬人的企業中半年內只有十人自殺喪生，自殺率等於每十萬人每年五個人左右，遠遠低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包括香港）的自殺率。有說這不足為奇，因為富士康的自殺者是年輕人，而年輕人自殺率較低。此說不正確，在網上可容易找到各國不同年齡組群的自殺率，年輕人自殺率其實通常稍高於其他人。
所以，從富士康這種影子「特設城市」的經驗中，我們或可得到這樣的一個逆向結論︰雖則它的部分管理方法存在這麼多的缺點，但它的自殺率卻可遠低於中國，而且無數中國人都以腳投票，希望到富士康工作，所以，它的管治模式必定也存在一些重要優點，值得研究（在此先作聲明︰我與富士康完完全全地沒有任何關係）。
有自由無民主
上述提到香港經驗，我們沒有必要將殖民地的管治加以美化。殖民地的香港，眾所周知，沒有什麼民主。宗主國的英國雖有民主，但卻絕對未有確保香港社會的公義。貪污、歧視、保護少數集團特權（尤其是英資的）、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種種殖民地的做法，三十歲以上的港人應十分熟悉。但香港過去百餘年卻一直有一優勢，就是自由，尤其是經濟上及言論上的自由。就是這種可在自由市場中自力更生拚搏「搵食」及不用以言入罪的自由，深深吸引了一代一代的人民，他們以腳投票，選擇到沒有民主的香港定居！香港民主程度現在比殖民地時要高，但經濟自由卻有退步的跡象，是禍是福，歷史當會判斷。
HKEJ 201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