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正面對着強大的國際壓力，美韓與美日的軍事演習、釣魚台事件、希拉莉對東盟的講話、迫壓人民幣升值的貨幣戰爭，矛頭無一不針對中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這些事件背後的推手當然是美國。將來還有些什麼動作，則不得而知。
早在小布殊上台時，美國似已有把中國列為頭號對手之意。「九一一」及金融海嘯把中美較為良性的關係多維持了八九年。我曾多次指出，美國絕不會甘於在世界上當「老二」，而中國在兩方面對美國的「一哥」地位威脅很大。第一是中國的經濟板塊快將超越美國，而且美國不少有識之士及人民早已認定這是早晚之事。第二是金融海嘯衝擊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意識形態上，不免有人會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或所謂「中國模式」比資本主義優勝。這種情況與三十年代時頗有相近之處，當時美國及西方經濟風雨飄搖，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工業生產卻飛速增加，不由西方世界不緊張萬分。
GDP 大躍進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戒心大有根據，今年美國GDP 應該仍在14.5 萬億美元的水平，若以目前匯率計算，中國GDP 應超過5.4 萬億美元，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也許是10 萬億美元了。從經濟剛穩定後而破壞力驚人的大躍進開始前的1958年算起，中國今年實質總體GDP 是當年的四十八倍（從香港有系統GDP 統計數字出現的1961 年開始算，今年香港實質GDP 「只是」當年二十點五倍，亞洲奇蹟之一的香港，增長遠遜遭大躍進及文革拖過後腿的中國，不言而喻）！以此增長態勢，用購買力平價計，七、八年之內中國經濟總值可超過美國；用匯率計，二十年左右也可超越。
中國政府雖仍以韜光養晦為國策，絕不接受購買力平價的計算，但美國卻不見得可隨便給推搪過去；中情局每年的《世界事實書》（ The World Factbook）內，都有報道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
過去的成功當然並不保證將來的成功，經濟上做「一哥」並不等於在世界事務上都有話事權，但美國若失去經濟「一哥」地位，其話事權卻顯然會大大削弱，甚至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也許會動搖，從而導致美國實利的損失。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能維持下去嗎？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端正態度。香港近年有不少人可能因為恐懼，可能是太重視意識形態的分歧，也可能是不願承認國內人民比他們更為勤奮，更願吃苦，所以不肯接受中國經濟飛快增長的事實，不斷要貶低別人努力的成果，自我麻痺。
另一方面，大陸一些未富先驕的暴發戶，不知天高地厚，總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他們最易遭別有用心的人「捧殺」，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阻力。正確的態度是以理性態度，用事實而不是個人喜好為根據，找出中國哪些地方做對了，哪些地方做錯了，不把錯誤看成正確，不把正確當作錯誤。首先談正確的部分。
正如張五常在其篇幅短小的鉅著《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指出，要查找中國經濟政策上的錯誤，易如反掌。但既然中國經濟增長這麼快，一定有些事他們做得很對，而且對得要命。中國有什麼事做對了？這裏只談一些主要的，相對重要性較低的不談。
兩件事 做得對
從1978 至1984 年，中國農業產量增加六成一。這個增長不但高，而且十分重要，沒有了它，人民的糧食供應沒有保證，社會隨時不穩，政府也不夠膽量推動其他改革。農業不同工業，糧產不易有這麼快的增長，為什麼中國可以？
科大同事朱力徑多年前在權威的《政治經濟學報》（ JPE）發表過很巧妙的定量研究，發現當時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得以提升，四分之一的原因是糧食採購價容許更接近自由市場的價格，四分之三的原因是採用「包幹到戶」的家庭承包制，土地產權部分回到農民手中。兩者都使到農民認為自己更能取回自己的勞動成果，工作積極性大增。若果真的有一個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市場化及產權私有化必須納入為成功推動農業增產的動力；政府的行為，只是把有形之手稍為拿走，減低了干預。
第二件做得對的事是開放政策。開放意味着中國的企業要在國際貿易中面對全球性的競爭，要生存下去便必須改善自身的生產與配置效率。中國過去勞動力充裕、資本短缺，卻沒有利用自己的相對優勢，反為浪費性地大搞成本效益差勁的資本密集的重工業。中國這樣做法，部分原因是遭外國封鎖，因而要搞自力更生，但這種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方法，不但大大拖慢經濟增長，而且正如林毅夫屢屢指出的，造成社會中多方面的損耗。
1978 年以後，中國逐步在國際競爭壓力下轉型為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大國。
對於一些沒有政府補貼便沒有自生能力的國企，政府容許它們繼續存在，原因是怕它們一旦快速全面倒閉，經濟體系會吃不消。由此可知，利用最激烈的世界市場競爭，中國成功地改正了資源錯置的錯誤，把自己打造成世界工廠。至於繼續保護或補貼沒有自生能力的國企，我們只應視作過渡期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不應把這種政府行為本末倒置地視為「中國模式」中成功的因素。真正成功的經濟增長動力來自按照市場力量的指引，生產符合自己稟賦結構的產品。
縣與縣 促競爭
糾正了不符相對優勢生產的錯誤後，中國的經濟產量大大提高；但提高了以後，還有什麼動力使經濟繼續走下去？在全球化資金較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什麼國家算是資本充裕或稀缺等等相對優勢概念，已日漸失去重要性。中國近年「水浸」，資金在地球上無遠弗屆，又怎能算是資本稀缺？林毅夫帶頭指出的相對優勢問題，我認為在九十年代中以前對中國經濟有很好的解釋力，最近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動力，很可能來自張五常指出的縣與縣之間的競爭。
經濟學家都明白競爭的重要性，但不是每種競爭都有好處。例如在同一片無主的草原上牧羊人爭相放牧，會把生態破壞掉，在公海中各國漁民爭相捕魚也會造成魚群再不能自生、漁獲下降的後果。中國人民對「上下交征利」十分在行，懂得競爭，但如何避免上述「公地悲劇」式的惡性競爭，卻正是挑戰之所在。
自由市場的競爭在一般性的條件下最能導致巴烈圖最優化、亦即最沒有浪費的結果，這是「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每個經濟學博士生都會對其數學證明瞭然於胸。但中國的資源及土地理論上不少都為國家擁有，如何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百分百引入不容易，但政府卻可設計機制模擬市場競爭動力。
中國土地的控制權在縣級政府，平均人口五十萬的縣，可視作為一家大企業，或更為形象的，如張五常所說，等於一間可出租的商場。縣政府可出盡奇謀把企業吸引過來，後者要交增值稅17％，有如商場之要交租。縣政府從「租金」中可得到好處，有足夠誘因把縣（或商場）的營商環境搞好。這種靠提升營商環境而啟動的競爭與一般的市場競爭分別不大，其解放出的生產力，應是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張五常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對相關問題有詳細討論，此書論點應是他對中國經濟的最大發現。
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是在「公有制」的約束下對自由市場競爭的模擬，縣政府的政策，也是在模擬私有制下CEO 的行為。發展出這種模式，是中國第三樣做得很對的事。但我們也要再次指出，對市場的成功模擬，斷斷不應視作為政府干預市場的成功例子。
兩錯誤 待改正
中國因做了幾件正確的事而推動了人類歷史上最持續的高速增長，正好反映出每糾正一個錯誤，經濟便能更上一個台階。還有什麼錯誤中國仍未糾正、卻在將來糾正後可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有不少人認為是政治或民主體制，並相信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增長會受限制。長遠而言，這或許是對的，但我對此抱懷疑態度。經濟增長有其內在邏輯，民主發展後，對經濟有好處亦有破壞，過去我曾多次討論過，不贅。就以新加坡為例，那裏政府政治權力集中，但卻力圖模擬自由市場的做法，結果是人均收入比美國還要高出13％（按購買力平價計）。我不喜歡新加坡的制度，但從中國看來，新加坡經驗可說明限制政治自由但經濟保持自由，仍有很大讓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空間。
若是要改革政治，應把民主本身作為目標，不用把經濟扯進去。
真正應改正的錯誤，而又能因此讓中國經濟增加強大動力的，起碼有兩樣。
第一是現在的國進民退。中國不少論者忘記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就來自市場化及產權私有化，政府對國企的呵護只是無何奈何的權宜之計。若把這些做法當成是「中國模式」的成功要素，則是誤己誤人；若讓國企在保護政策下壟斷更多的資源，絕對會拖慢增長。
第二是對教育投資的不足。沒有足夠人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終會枯竭。中國政 府對教育投資佔GDP 的比例，在世界中連頭一百名也進不了。不改正這錯誤，如何了得？若能改正，未來三十年的高增長便有可靠的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