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變化迅速，所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以超低投票率結束，現在已成為明日黃花。這次運動是否失敗，社會人士大都心知肚明，但主事人口頭上顯然未有認輸。其中原因，除了「不肯認輸」似是律師的職業習慣外，恐怕亦有維持士氣的政治考量。
公社兩黨似乎很希望年輕而又較激進的一群人能夠成為他們的主要支持者。按香港的人口結構而論，這批人中，有相當比例是獨生子女，其ＥＱ及從別人角度看問題的能力，有待考驗。他們可能自覺心懷正義之火，與人民的訴求同氣相連。但投票結果卻顯示，願意用投票這一代價極低的行為來認同他們理念的，竟不到香港十八歲以上人口的十分之一。本來以為自己代表大多數，突然發現自己可能只是小眾的一份子，士氣很難不受打擊。但成長幾乎都是從挫折中走出來的，若能冷靜思考，失敗倒也不算什麼。
成熟的民主國家選總統或其他領袖後，失敗的一方往往會公開認輸，並恭賀勝方。公社兩黨不肯認輸的取向，顯不出氣度，對青年人並不是好榜樣。若他們內部不作檢討，對香港民主發展亦絕非好事。我這裡提出幾點失敗的原因。經濟學家相信，做與不做某些事，都受一些誘因影響，我也會建議一個機制，使從政人士能夠有更大的誘因去評估形勢及檢討失敗。
八十後激進比例不高
第一個失敗的原因是先天不足。今次運動的核心意念，是要刻意製造一個補選的機會，並試圖把它改變成一次對某特定政治議題的「公投」。在某些傳媒的大力鼓吹下，當然有一部分人是接受了這個意念，但從結果看來，大量本來支持民主的人，並沒有被說服。在去年底開始，我經常向學術界的朋友問及他們對這理念的看法，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對此毫不認同，有些還十分反感，認為被人強加觀點。此點原因簡單，知識水準愈高的人，愈會認為自己手中的一票是神聖的，若不認同某些候選人個人的政見或品行，絕不肯因某種藉口「權宜」地把票投給某人。在民主國家，賺取選民的票絕不容易，政客在一小事上行差踏錯也會一敗塗地，以為用單一受歡迎的議題便可吸引大多數選民支持，只是一廂情願。公社兩黨似乎不明白，選民的訴求是多元化的，你認為重要的議題，在他們眼中不一定重要。
第二個失敗原因是兩黨錯估了形勢，也脫離了群眾。若二十三位泛民議員全部辭職，投票率當然會高很多，但泛民方面也只是有得有失。得的是以得票率計算，他們會獲勝。他們是政治明星，有力的對手幾乎都仍在立法會中，與他們競選的，大多只是些蝦兵蟹將，怎可能不勝。但在比例代表制下，我們也可肯定，泛民一定會失掉幾個議席。這便等於他們無法阻撓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民主黨民協不支持總辭的根本原因，恐怕便是此點。
兩黨高估投票率
後來辭職的只有五人，但失敗的結局亦早可預料。泛民過去最理想的成績，也只是拿到約三成選民的票，遠遠不可能得到一半選民支持，公社兩黨為什麼會如此亢奮，以為自己夠票？我相信原因是他們脫離了群眾。他們對自己可能會勝利的判斷，可能是基於太過重視八十後較激進的一群人的觀點。我過去十年，每天見到的都是八十後，每周除上課外，與他們討論問題的時間，平均總有二、三小時以上，與其他青年團體交流的機會，不計其數。在我們這個行業，對八十後的熟悉程度絕不會比其他人差。八十後思想較激進的，當然大有人在，但若認為其比例很高，便是錯誤的研判了。
這個運動在校園中熾熱不起來，毫不奇怪。用一個偏差樣本（biased sample）群體的行為推斷全港人口的行為，危險之極。舉個例子，在反高鐵最激烈的一周前後，某大報都刊登過一個民調，示威前支持建高鐵的有百分之五十五，示威後，支持率反增至百分之五十八，反對高鐵的人數也有所下降，可見主流民意與激進青年的民意落差甚大。我有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同事梁兆輝教授，他不支持「變相公投」運動，而且一早便預言投票率在百分之十八以下！我不知他如何得到這個技驚四座的預測，但或許是他接觸學生甚多而有所感覺吧。
第三個失敗原因，是某些參選者被不少人視為行止不端，「教壞細路」。我年輕時也激進過，對「激進」不會特別否定，但對政客以粗言穢語辱罵他人為榮卻難以接受。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十分重視包容，二十世紀時荷爾（E. B. Hall）總結伏爾泰的包容思想時，替他留下了千古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這話的權利。」這是民主精神的典範，但看看某些政客語言暴力的程度，我們看不到包容或民主精神。他們亦有為己辯護，認為語言暴力或激進行為都是因為香港的「制度暴力」所致。此說荒唐之極。希特拉殺人如麻，一個只幹掉了一個人的殺人犯總不能說希魔比他殺了更多的人而脫罪吧？文革時紅衛兵高唱「革命有理，造反無罪」，六七年香港暴動時左派在街頭到處放炸彈也說成是「反英抗暴」，其思維與當今政壇上不少人沒有分別。民主不是如此的。民主運動的帶頭人一定要給人看到包容精神，不會諉過於人的胸襟，對個人品行要求嚴格，否則很多人不會參與。
行動表態只佔7.7%
今次補選，雖浪費了不少資源，但其中也出現了不少有用數據，有助我們研判香港社會。
第一是青年人的參與率。有論者以為他們的參與率較其他人高出不少，我不同意這觀點。民調的數字顯示，有參與投票的人當中，百分之二十四是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人。無論我們用○六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或○八年官方的推斷，這個年齡組合的人數共佔十八歲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點二。若我們假設七十歲以上人口對政治議題興趣較低而排除他們，那麼十八至三十歲的人口約佔十八至七十歲人口的百之二十二點七。在統計學意義上，這與百分之二十四的參與率相比分別根本不大。倘若青年人的投票率是百分之二十二，而不是百分之二十四，投票人數亦只是下降了稍多於一萬一千人，對大局尚無影響。青年人的政治取向與其他組群分別不大，若然說有，他們登記當選民的人數只佔全部選民的百分之十六，顯示出他們不少人連當選民也不及別人積極。
第二點可注意到的是傳媒力量其實有限。今次運動，有超過一份大報及多個電台節目大力推動，但公社兩黨都欠缺基層組織，不能以「洗樓」等形式拉票。沒有了後者，亦即失去了其他泛民的組織支持，光是以意識形態作號召，兩黨得票只稍多於五十萬（白票及政敵的票要扣除）。這個數據可作將來參考。
第三點是投票人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五支持「五區公投」，按比例人數不足四十萬人。香港十八歲以上人口約五百七十萬，減去不符資格的，有資格當選民的約有五百二十萬（其中只有三百三十七萬有足夠積極性登記）。用行動來表態支持五區公投的只佔相關人口的百分之七點七，比例顯然仍低。
沒有投票的人的政治取態如何？因為沒有數據，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但我的判斷是他們大多數都支持普選。至於是否支持五位當選的議員，答案卻顯然大不相同。當選的議員認為他們已得五十萬人授權，但別人卻認為更多的人已通過不去投票的形式去否定他們。是否如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機制才能解答。
引入反對票好處多
在很多團體的民主程序中，都設有反對票的制度。例如我們經濟系在聘用新同事前都會投票，票有三種：贊成、反對、棄權。是否聘用，是要看看贊成票是否高於（或甚至大幅高於）反對票。現在立法會的選舉制度，用了比例代表制，理論上某候選人就算只有很少人支持，但極多人反對也可當選。但若加入反對票制度，這種不正常情況卻可望減少。從政者要當選，這便成為誘因，使他們不走偏鋒的極端路線，否則反對票多於支持票，如何有面子當什麼議員？他們當然不能因為得到少數的票而自認得到公眾授權。
至於近期說不投票便沒有盡到公民責任的指控，立刻會不攻自破。沒有投票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九選民，其中不少是深覺這寶貴的一票不能亂投。他們不支持候選人中任何的一位，而且害怕投下白票也可能被人作錯誤的解讀（事實上正是如此），唯有以不投票去抗議。但這始終不是表達意向的最好方法，若可以投反對票，選民自由選擇的權利沒被剝奪，投票率可望大升。引入反對票，好處甚多。
話雖如此，引入反對票，在經濟學的機制設計理論中，涉及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最近才被諾獎得主馬斯金（Eric Maskin）破解，將來再詳細討論。
後記：上周拙作「希臘危機出現後論斷金融海嘯成因」有兩個手民之誤。其一是美林的最大公眾持股人只有萬分之七的股權，不是大得多的百分之七。其二是也用股權論去解釋海嘯成因的新加坡大學教授叫陳抗，不是陳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