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 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 ）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 ）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着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着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成功通過考科舉而做了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齒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只有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便應問要多學些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另一組學生用 Probit 模型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並不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撑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HKEJ 20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