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0/2010

十年回顧—強積金是否行之有效? (雷鼎鳴)

強積金是一種強制性的儲蓄計劃,亦即政府強迫每一個就業人士減低今天的消費能力,以換取退休時有更多的消費。

經濟學家一般不喜歡見到人民失去選擇的權利。世上無奇不有,有人喜歡今天花霍玩樂,年老時入不敷支也無所謂;也有人重視積穀防饑,沒有儲蓄則心裏發慌。究竟是年輕時多消費,還是把消費留到垂暮之年,這本應是人民的自由選擇,政府不用干預。

不過,當無依無靠身無分文便足可構成理直氣壯向政府伸手要錢的充分條件時,上述的自由選擇卻很易變質。

既然只要沒有積蓄沒有收入,政府便會把納稅人的收入轉到你的口袋,為什麼還要為退休作準備?若社會中有大比例的人抱有此種打算,年輕時把錢用乾用淨,年老時只談福利,政府會難以解決財政困局。強制每一個工作人口都要有一定的儲蓄,可減少這道德風險問題。


10%供款退休基本保障

但強制性的儲蓄率若過高(如新加坡在八十年代時一度要抽取工資的50%放進其強制性的中央公積金,儲蓄率便很可能過高),人民年輕的時候生活便太過困苦,並不恰當。

香港的平均總儲蓄率大約是30%,即不少人反正都會自行儲起百分之二、三十的收入,強制他們把收入的10%放在強積金,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會造成太大的資源錯配。我不會贊成政府把強積金的供款率提高,因為這會更加削弱人民選擇的自由,但卻也要指出,10%供款的政策目標只是為退休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不是全保。

在強積金推行後的十年期間,不滿的聲音時有所聞。

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害怕積累的錢不夠退休及收費太高。但只要我們留意過去十年什麼時候對強積金的批評最多,當可發現這現象:每當經濟低迷時,例如2003 年「沙士」時期或08 年金融海嘯股票大跌後,對強積金的罵聲不絕於耳,但0607 年香港股票大漲之時,不少人的強積金亦大有斬獲,大家便笑逐顏開。

要回答強積金是否能保障退休生活,我們必要參考它過去的表現。到今年9 月為止,過去十年強積金的每年平均「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扣除管理費後,是5.1%5.1%的回報率意味着什麼?假設某人收入10000 元,每月僱主僱員合共供款1000 元,過去十年薪水都原地踏步,完全不變。十年內此人總共供款120000 元,今天本金連回報總共可累積到大約159000 元,賺得似乎不多,這也是為什麼有不少人擔心退休沒有足夠保障的原因【註】。要注意,5.1%只是平均數,有人回報率高一些,有人會低一點,後者埋怨之心更強。

5.1%的平均回報率雖只是差強人意,但不少人卻仍是遠遠低估了它所能帶來的潛在效益。常見的錯誤是這樣:既然過去十年才積累是到某某數額,就算多工作二十年,新增的累積也只是這筆數的兩倍而已,不足付退休。他們忘記了第二或第三個十年新累積的錢會遠比第一個十年多,原因是不但新供的資金會替他們賺錢,過去已累積的錢會因複式回報而以幾何級數上升。例如,按以上例子作計算,就算假定薪金原地踏步,永不上升,工作二十年積得的款項約421000 元,四十年則共可得1561000 元。若收入增加或回報率上升了,所得數額當然更多。

國際上對退休基本生活所需的慣用標準是每月工資的三成。在上述例子中,參加強積金二十年後退休,若每月取回3000 元,就算再無投資回報,共可支持一百四十個月,若參加了四十年才退休,可共領取五百二十個月的退休金。實際上可支持的時間可以長得多,因為積累到的資金可以繼續有投資回報。由此可知,若參加強積金的時間夠長,退休時得到基本保障並不困難。若要生活更好一點,自行多儲一點便是。


回報率高低視乎承受風險

強積金的平均年回報率是否穩定?按強積金管理局公布的數字,2000 07 年的平均每年內部回報率,扣除管理費後,是9.9%,這當然是得力於07 年股票狂升所致。2008 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使到股票大跌,2000 08 年的平均年回報率便降至只0.1%,去年股票回升及今年股價與去年差別不大,年「內部回報率」便又守得住5%的水平。由此可見,強積金因為時日尚淺,過去的平均回報率並不穩定,但隨着過去投資賺得的回報日漸增加,將來的平均回報率必會趨向穩定。

我們可否有比5.1%更高的回報率?這主要要看資金是投資在什麼地方。據官方數字,強積金的61%投在股票,24%投在債市,15%投在現金,這個投资组合大致合理,反映港人相當理性。但債市的息率過去十年一直低企,現金的利息更幾乎等於零,所以回報的高低主要視乎股票的比重是否足夠高。我計算過,過去十年若每月月初買入相同價值的恒生指數,「內部回報率」平均每年有9.14%,再加上股票每年約3%的紅利,真正的回報率是稍多於每年12%,算是不錯。

若用事後諸葛亮的看法,強積金若只選港股,管理費每年2%,每月供款1000 元,那麼現在積累到的資金便有21 萬元,再等三十年便有584 萬元。由此可知,回報率的高低主要視乎我們是否願意承受風險,把多大比重的錢注入港股。我曾經算過,納斯特或標普指數的回報率都比港股要低。若不算紅利,過去十年,前者回報率每年只有5.7%,後者更低至2.03%,若我們多買美股,強積金的回報率便高不到哪裏去。5.1%的回報率大致反映了強積金投資組合的市場實況。

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是它的管理費過高。在現有的19个信託人421種基金中,平均每年的管理費是資產的1.89%,但亦有基金管理費高達3.92%

這些都是極高的管理費,在美國的退休基金,若是以債券為主,管理費可低至0.15%,股票為主的,0.5%0.6%便可解決,而且服務質量遠勝香港。


自由轉戶紓管理費壓力

為什麼香港的管理費這麼高?十多年前的強積金立法前我便向當時負責草擬法例的陳甘美華說,若選擇基金的權力落在對回報高低不感興趣的僱主而不是僱員手上,基金之間一定缺乏競爭壓力,收費自會被推高。

美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退休基金也是由僱主替僱員選擇,但後來容許僱員可自由把累積到的款項轉移別的基金,在競爭壓力下,管理費立時應聲大跌。只要有轉換基金的權利便已足夠形成壓力,就算供款者不常轉戶,基金公司也不敢胡亂收費。

有人不相信自由轉戶可解決問題,他們是低估了市場力量了。我記得十多年前掛一個電話到美國談話一小時,等閒要付五、六百元,但現在則十元有找,原因是什麼?市民有了選擇電訊商的自由,打破壟斷是也。

基金公司不願減價的理據之一是強積金條例多多,基金營運麻煩。我不相信這些理由。今年9 月底,強積金資產總值已有3457 億元,比十年前的数值增長以十倍計。十年前每年收六、七億元的管理費便可運作,為什麼現在要六、七十億元?十年之後強積金的資產總值應會超過萬億元,收費率若不大幅下調,基金公司很難再有什麼「理據」支持它們的收費。

假如強積金容計自由轉戶後管理費仍不下調,市民還有什麼對策?一個簡單的方法是讓政府設立一個「中央公積金」,僱員及僱主出糧時的供款全部轉戶至「中央公積金」,但僱員有權把存款提走,轉到自己選擇的基金投資。

我素來反對新加坡式的「中央公積金」,因為政府投資保守呆板,效果平庸。

若有這個制度,我會率先把錢提走放到私營基金中去。但中央公積金缺乏競爭這一難題,卻可被資金可自由提走這一招所完全破解掉。現存的基金便要努力通過減低管理費及改善回報等手段重新吸引新的顧客,管理在競爭壓力下,不可能不減。銀行及基金公司不會喜歡這提議,但市民的總體利益顯然是更值得重視的考慮。

【註】 計算「內部回報率」的方法用高中的數學加上Excel便可,不算複雜。更方便的做法是到強積金管理局的網站,內有替你自動計算可累積到多少資金的計算器,使用十分方便。這個計算器有一缺點,是只計從現在才開始儲蓄到退休時會有多少錢,但未有包括現在已經積累到的錢到退休時會變成多少。強積金管理局可輕易改進此點。

又強積金管理局已開始刊登各基金的管理費,這是一大進步,但它卻沒有把各基金旳回報率也刊登出來,我們因此便不能對各基金深入比較。這樣做會包庇了一些表現差勁的基金,不利市民,應盡快補救。強積金管理局網址為 www.mpfa.org.hk

HKEJ  2010-12-20

12/14/2010

香港是否需要「全民退休保障」? (雷鼎鳴 )

強積金推行已有十年,社會中有人認為應對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作一全面檢討。檢討的背後目的,似乎是要舊調重彈,建立所謂的「全民退休保障」(九十年代稱為「老人金」), 亦即西方國家的「隨收隨支」(pay-as-you-go)退休制度。檢討的主要「理據」,是現時的強積金不能提供足夠的保障,而且基金管理收費甚高。

《信報》的資深讀者可能會知道,我一向認為「隨收隨支」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但不公平,而且行不通;近十多年,香港社會的變化更確立我這個觀點。

至於強積金是否不能保障大部分港人退休後的基本生活,多半的批評都是基於非專業的表面印象,根本站不住腳;但強積金的收費過高,倒是不爭的事實,須要檢討。我十多年前在強積金立法前便早已指出,現行制度有缺陷,會導致管理費高企,但有有效招數可解決這問題。


強積金制度有缺陷

什麼是「隨收隨支」的退休制度?簡而言之,它是對全民的工作人口徵稅,所得稅款,並不是用來投資(也有些國家把一小部分稅款暫時投資),而是立刻分發給已退休的老人。倘若實施此種「跨代式」的退休保障制度,現時已退休、但過去從未繳付過「隨收隨支」稅款的老人可即時受惠,年輕的納稅人現在雖然要多交稅款,但卻可預期退休時政府可向下一代的納稅人徵稅,作為支付他們的退休福利。

不過,倘若此制度因入不敷支而破產,則過去繳付過稅款、以為退休已有保障的人卻會血本無歸。

上述制度表面上似無多大的缺失,但卻是暗藏致命傷,足可把香港社會推向險境。1993 年年底,彭定康突然要推行「老人金」,找了林煥光來替它護航,我則在《信報》一連寫了多篇文章指出其困境之所在。1994 9 月,香港有七十八位學者,幾乎包納了香港學界所有主要的經濟學家,在多份報刊自費刊登廣告,說明「老人金」為什麼不可行,並建議成立強制性的儲蓄計劃以保障退休。

廣告刊出後,輿論立時明顯大轉向,政府的推銷兵敗如山倒;1995 年初,政府終於收回「老人金」計劃,改為建立「強積金」。


「隨收隨支」多致命傷

在政治上,我不知道經濟學家的廣告是否真的起了什麼作用,我猜測政府內部,尤其是熟悉財金運作的公務員早已對「老人金」的可行性感到疑慮,或許有借助輿論的轉向而將「老人金」推倒之可能。我記得第一次與曾蔭權見面是在1994 年的一個舊生會活動中,當時他剛當了庫務司,見到我的第一句說話便是︰ 「唔使對老人金鬧得咁行呀!」(你對老人金批評得也太厲害了)。不過,1997 7 月「計量經濟學會」亞洲會議在香港舉行,找來已當上財爺的曾蔭權作主題演講,其內容則是引經據典,力數老人金的不是。我相信1994 年時他維護「老人金」,是基於公務員必須執行上級定下官方路線的責任,但1997 年詳細得多甚至是充滿激情的論述卻反映他真實的觀點。

政治上的考量我一向不加重視,客觀而嚴謹的論據才是考慮問題的關鍵。「隨收隨支」制度為什麼在香港不可行?這裏有多個原因,先談其致命傷。

香港於2009 年的人均預期壽命是男79.7 歲,女85.9歲,在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日本這長壽之國。但在出生率上,香港卻是獨立經濟體中的世界第一低,一個女人一輩子平均只生育一個孩子(即總和生育率等於1;這一代一男一女有兩人,下一代則只得一人)。更有甚者,香港愈來愈多女性選擇終身不生育,我用過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研究,發現2006 年有3241 45 歲的女性沒有孩子,而且比率上升得很快。在這種人口結構下,人口老化是必然的,新移民的數量也扭轉不了這個變化。


總和生育率偏低

「隨收隨支」制的特徵是向年輕的工作人口徵稅,以支付退休人士的生活費,但若年輕人少,退休人士多,所徵的稅率便一定高得驚人才可平衡收支。稅率多少才夠?

這可輕易用精算方法找出準確答案,但就算只用更簡單的方法,我們也可清楚推斷出事實。

政府一向高估總和生育率。1994 年間,當時立法局議員劉華森約我與一些統計署官員到他辦公室討論未來香港的出生率問題。統計署的官員認為到了2001 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會回升至2.1,我大表吃驚,絕不相信香港的婦女在1994 年時決定一輩子只生1.4 個孩子,會突然決定改為生2.1 個。

事實上,200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當時的總和生育率不加反減,已跌至1 以下。政府對生育率的錯誤估計間接導致當時大舉建校,其後又要在現實面前大舉殺校,此點在此按下不表。不過,我們仍大可採用政府的估計,在2039 年,18 64 歲人口與65 歲或以上的人口的比例是2 1,香港的適齡人口中,真正參與工作的只有60%左右;換言之,到了2039年,每1.2 名工作人口便要扶養1 名退休人士。

在此,我還沒有把供養子女及另外40%沒有參與工作的人口包括在內。

假設我們按照國際上慣用的標準,即退休人士要得到剛退休前工資的三成才算滿足基本需要。每1.2 個工作人口要支付1 個人30%的工資,那要多高的稅率?

答案是工資的25%要交稅,人人有份,而且尚未包括薪俸稅等等其他稅收。以上計算,已經極為保守,如果港人的生育率如今天一樣低企,或壽命比政府估計的更長一點,又或退休人士要求更高的福利,稅率當然遠不止此數。


可令社會掉入泥沼

東歐有些國家的退休保障稅高達工資的五、六成,怎能不引起我們戒懼?近年法國的「隨收隨支」制入不敷支,不可能維持下去,其政府要把退休年齡從60 推後兩年至62歲,以便更多的人要工作交稅,更少的人領取福利,立時便引發大量示威活動;由此可見「隨收隨支」制可輕易使社會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此種退休制度也毫不公平。對現時年近退休的人士來說, 「隨收隨支」制對他們十分有利,因為他們不用為此交稅便可得到好處;但對仍須工作一段長時間的人士,尤其是年輕人來說,他們不但要負擔高稅率,而且不知再下一代的年輕人願不願意多付超過工資25%的稅率扶養他們,因而這種「隨收隨支」制對他們十分不公平。

有沒有贏家?當然有!除了快將退休的人士外,新來的移民,尤其是較為年長的,過去不用交稅,立時也可領取福利。我雖然不認同這個制度,但以我的年齡來算,政府若要實施這個制度,到萬事俱備立法完成後,我或許已快有資格伸手向政府領取福利。不但我是得益者,只要是已到退休年齡,就算是超級富豪一樣可以不用交「隨收隨支」的稅而領取退休福利,因為這種制度是「全民」都適用的。社會不平等莫過於此!

既然所謂「全民退休保障」早已證明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那麼剩下來可以完善化的制度便是強積金了。要分析其保障能力及改善方法,頗需篇幅,下周再談。

HKEJ   2010-12-13

12/08/2010

熱錢之謎——央視也民粹? (雷鼎鳴)

這幾個星期寫了些有關匯率及熱錢的文章後,在不同場合有機會與政府及金管局官員交流意見,又逢一位識於微時的中央財金大員到訪,所以滿腦子匯率及熱錢的問題仍是揮之不去。就是這樣,中央電視台就有關熱錢囤積香港、伺機進入內地炒賣的報道及所引用的數字,我特別覺得突兀。


10 萬億熱錢屬胡謅

我的數學能力與同行相比,只算普通,但我對數量的感覺,卻是十分強烈。十多歲時做了一個測驗,數量分析的IQ,竟高達165!同類的測驗以後不敢再做,因恐怕分數會大跌,失去自我感覺良好的實質基礎。不過,就記憶所及,只要是涉及數量的辯論,我想不起有輸過的例子。

我不知自己對數量的感覺是否有獨得之秘,但常常會要求學生對數據要小心思考,不可輕易接受,特別要問一問某某數字究竟意味着什麼,它所反映的是否屬實。由此之故,每當有人不經大腦胡亂使用數字時,我都難以忍受。

央視所估計的數字當中,最荒謬的一個,是說今年年底可能會有10 萬億港元熱錢雲集香江,隨時經地下錢莊進入內地炒賣。

10 萬億意味着什麼?據近來一些報道的估計,每天經過深圳的兌換店(或本來是經營其他業務,例如販賣影音產品,但兼營外匯兌換)合法或非法進入內地的熱錢高達數千萬;央視對此類活動也曾大加報道。這類數字當然難以準確,但我們不妨使用中間數,假設每天是5000 萬;若每天流入5000 萬,要多久才能把10 萬億全數流入?

答案是五百四十八年!

每天數千萬對小商戶來說,可能是大數字,但若與國際資金流動的數量相比,卻只算是小兒科,不值得大驚小怪。資金非法進入內地的途徑如此狹窄,資金來去如風的國際對沖基金會把10 萬億搬來香港,再耐心等上五百四十八年把它非法弄進大陸嗎?若是合法進入,怎麼沒有數據把它顯示出來?

香港去年的GDP 1.63 萬億港元,10 萬億等於香港六年多的總產值,也等於美國一個多月的總產值;若有這麼多熱錢一下子湧入香港,本港及內地經濟怎可能沒有驚天動地的變化?2009 年有「區區」5000 億熱錢到港,金管局已大呼不得了。今年到10 月底止,貨幣基礎只增加了208 億,剩下的11 12 月,如何會突然有10 萬億?


人幣存款急升惹忌憚

眾所周知,貨幣量大增,必會引致通脹或資產價格上升。10 萬億幾乎是香港流通鈔票的五十倍,若真有這麼多熱錢而又不流出的話,香港的物價最高可上升幾十倍,香港的股票也會似發了瘋般急升,恒指早應超過5 萬點,為什麼我們見不到這些現象?原因十分簡單,10 萬億只是有些評論人信口開河的想像。

10 萬億是胡說八道,但這當然不等同沒有熱錢到港。正如我以前的文章指出過,從2008 8 月到現在,香港有超過7000 億港元的資金淨流入,但主要流入的時間是去年,不是今年;其中有相當的比重是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或配股集資的資金。這些資金理應流回國內,以應付該等企業所需,對內地來說,它根本不是炒賣的資金;但對香港而言,是否有部分滯留在此投資本地房地產及證券市場,則是可以關注之事。

將來會不會有數量頗多的熱錢繼續進入香港?此點倒是很有可能。美國的QE2 及人民幣的升值預期都是可鼓勵熱錢流入的有力因素,資金進出內地困難,但湧到香港卻十分容易。國際投資者若看好人民幣資產,最簡單方法便是在港買入內地企業的股份。通過深圳地下錢莊進入大陸的,不但要冒奇險,炒賣的對象,可能只是大蒜生薑等雞零狗碎的商品。香港市場開放,仍是吸引國際資金的最好地方。

雖說10 萬億離譜,但中央電視台總也應有些根據,才會搞出三集特輯談論中港的熱錢流動。若論可靠的數據,我們的確看到在港的人民幣存款急升。去年12 月人民幣在港存款量只有627 億,今年9 月份升至1493 億,10 月份更劇增至2171 億,升勢不可謂不急,在預期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投資者不長期增持人民幣才是怪事。但增幅一旦加大,卻似乎已引起內地某些人對這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忌憚。


民粹主義帶來恐懼情緒

2171 億值得內地金融業的忌憚嗎?2010 10 月,中國的貨幣供應量M269.98 萬億,香港的2171 億只佔其0.31%。中國有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平均每個省市自治區按理應有約2.26 萬億的人民幣供應(雖則分布一定十分不均),而香港這金融中心的人民幣數量卻不及一個省市的十分之一,並不恰當。香港若要真正的發展成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境內的人民幣存款,應該大增才對。

增到什麼地步?我看10 萬億倒是一個合理的目標,合乎對金融中心的要求。這目標當然是長遠的,若是太快達標,香港的經濟亦根本承受不了。

我們若只使用有根據的數字,中央電視台節目所宣示的訊息,顯然都是誇張之談。從正面的角度而言,央視的節目或許可以促使中央政府更注意熱錢問題,但從負面的角度看,它卻可能是民粹主義者因為掌握不了經濟規律而帶來的恐懼情緒的宣洩。內地通脹4.4%,食物價格及樓價上升,對懂經濟的人看來,盡皆有理可尋,但對某些人來說,更好的「解釋」倒是國際熱錢在香港虎視眈眈,秘密進入內地把經濟搞亂。反之,香港倒也有不少人稍為更有根據地埋怨是國內流入香港的資金推高樓價。

傳聞這兩三年來中央對內地的一些重要媒體大幅增加開支,希望它們在全球的新聞話語權中與外國媒體一爭長短,央視也許感受到要增加收視率的壓力,所以一反平日四平八穩的形象。這些取向都沒有錯,但若不深究事實,與愛搞嘩眾取寵節目的媒體看齊,卻不會有什麼出路。

從港人的角度看,可能更值得關注的是,央視的節目是否反映中央對香港金融業的發展有了新的微妙看法?看來不像。曾有內地官方媒體找我查詢對此事的看法,並寫了篇搜集了大量證據與中央電視台節目針鋒相對的文章。王岐山副總理的發言似也在繼續支持香港。

話說回來,中國將來開放金融市場,容許人民幣自由兌換,根本是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讓所謂熱錢經過香港流入內地,本是鍛煉內地經濟的好方法。內地政府主要擔憂的,無非是怕通脹會出現及GDP 受到影響。但過分的擔憂卻是沒必要的。


誇張報道會為炒家利用

通脹的確會隨熱錢流入貨幣量上升而增加,但中國經濟板塊及銀行存款愈來愈大,以現在增長的速度來看,六七年內,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可能便要超過美國。這麼大的貨幣規模,沒有什麼國際炒家夠實力去左右中國的通脹率。

貨幣上升會否影響中國GDP?這本是宏觀經濟學的古老而核心的問題。對此我不少學生都做過研究。對中國一般的發現是貨幣量的變化根本在長線短線都不能影響GDP,這就是所謂的貨幣政策是「中性」(neutral)的觀點。但至於貨幣增長的速度(或是通脹率)會否影響中國的GDP ,此點爭議較大。我一位學生薛江波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便用了比較先進的計量經濟方法得到結論,貨幣增長速度的變化也影響不了中國GDP 的表現,亦即經濟學上所說的貨幣政策是「超級中性」(super neutral)的現象在中國出現。

既然如此,對中國來說,熱錢的作用及影響力實在不用過分憂慮,市場應繼續開放。反過來說,有些炒家在行動之前,總會製造一些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以便可擴大效果。有時一些失實誇大的報道,反會為炒家製造投機機會。


HKEJ   2010-12-6

港元什麼時候與美元脫钩? (雷鼎鳴)

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任何有影響力的答案,幾乎都是一種自我否定的預言。

政府若要廢除聯繫匯率,或把港元改與別的貨幣掛鉤,都必會是出其不意的行動,否則事先的炒賣套戥活動必十分嚴重,政府的政策空間會大大縮窄。既然是出其不意,政府選擇的最理想時機,應該是社會中沒有多少人關注匯率的時候。反之,若大家對港元匯價虎視眈眈、蠢蠢欲動,政府若非愚蠢,怎敢輕舉妄動?

我不是預言家,但卻相信萬事皆有理可尋。在什麼條件下港元可與美元脫鉤?這倒非不可回答的問題。要注意,這並非預言脫鉤在何年何月會出現,就算我所說的條件完全成熟,脫鉤的好處多於壞處,也不見得政府便會立刻採取行動。


港元需要錨

香港由1935 年開始便實行聯繫匯率,起初與英鎊掛鉤,1972 1983 年停用,接着改與美元掛鉤至今。香港經濟實體不夠大,但卻是國際資金自由進出的金融中心,若港元沒有錨,匯率波幅可以大得令我們吃不消。1935 年以前香港用銀本位,港元以銀為錨,所以在香港近百多年的經濟史上,只有1974 1983 年港元無錨,自由浮動(1972 1973 年曾一度與美元有上下2.25%波幅的掛鉤)。我與關蔭強教授十多年前曾研究過港元自由浮動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結論是效果並不理想。由此可見,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實有其理性基礎。

正因如此,若要問香港應不應採用聯繫匯率,倒不如問在什麼條件下聯繫匯率會表現得更好,以及港元是否應與美元脫鉤,改用別的貨幣為錨?

聯繫匯率把港元與美元釘在一起,匯價動彈不得,市場的調節自由度少了一個空間,所以若要市場運作良好,物價與工資調節的靈活性必須保持。外國人若要買香港貨品或服務,不會單看匯價。就算港元升值,只要本地物價下降,外國人便不一定認為香港太貴。但現在香港的物價及工資都足夠靈活嗎?


聯匯運作良好條件仍在

香港在通脹期加價似乎十分靈活,但在通縮期物價與工資下調速度卻頗為緩慢。從1998 7 月至2003 8 月的五年一個月內,消費者物價指數下跌了16%。要這麼長的時間才完成16%的通縮,我們不能說聯繫匯率在港運作的條件十分優越。香港現在已對最低工資立法,在通脹期問題也許不會太大,但在通縮期部分工資不能下跌,匯率又不能調整,失業問題便會嚴重得多。

香港的市場價格及工資調整機制近年既失去了部分靈活性,聯繫匯率未來的表現恐怕只會差強人意,但香港現在仍非事事皆有價格管制,聯匯制運作良好所需要的條件尚未消失殆盡

聯匯制就算繼續實施,是否與美元掛鉤是最佳選擇?

正如前文所述,港元曾與銀掛鉤,也曾與英鎊掛鉤,美元不是必然的永遠選擇。

一般來說,聯匯制中所選用的掛鉤貨幣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發行該貨幣的國家的經濟周期與香港的經濟周期較為同步一致,第二是該國的貨幣在國際上有很強的認受性及其貨幣政策值得信賴。

在十多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香港經濟不景,但美國經濟仍暢旺,香港所需的利率比美國的要低,但在聯匯制下,香港息口卻不能低於美國,否則資金會大量流走。

今天,美國要長期保持低息,香港不能不緊跟美國,這樣便導致熱錢流入,推高資產價格。這些困局,都是因香港與美國的經濟周期並不同步所致。

在什麼情況下某國的經濟周期會與香港較為同步?最簡單的因素是兩地之間的貿易關係。過去,美國是香港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美國經濟若上升,便會多買香港貨,從而也會刺激香港的經濟增長,兩地周期於是較為同步。

但時移世易,現在情況已有變化。


中港經濟周期接近

2010 年香港對美國的總出口(包括轉口)是3321 億元,但對中國內地的總出口(也包括轉口)卻是15982億元,是前者的4.81 倍。香港入口的貨品中,來自美國的佔1792億元,來自中國的是15298 億元,後者是前者的8. 54 倍。由此可知,無論出口進口,香港倚賴內地的程度已遠超美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種情況將來只會更突出,而不是減弱,兩地的經濟周期只會更為接近。港元改與人民幣掛鉤,將來會更順理成章。

不過,我們倒不能說目前美國經濟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已微不足道。香港大部分的進出口貿易都是進出內地的轉口,而中國與美國貿易關係密切,美國對港經濟仍有重要的間接影響。港元不見得立時便要與美元脫鉤。

若港元與人民幣掛鉤,人民幣必須已有很高的國際認受性。這又需要幾個條件︰中國國力日盛;人民幣國際上可自由兌換;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在世界上保有一定的良好聲譽。若沒有這些條件,港元貿貿然與人民幣掛鉤,當會自討苦吃。

中國國力的條件容易滿足,可以不談。人民幣何時可自由兌換?我聽過不少不同來源的猜測,2015 年也許可成事。為什麼人民幣不索性現在便自由兌換?

據說是中國害怕如此一來人民幣便立即要大幅升值。

這種擔憂是否合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是好是壞?長遠而言,我認為是好事,這等於兩國交易,中國只須付出更少的代價便可換取別國更多的貨品,怎麼會是壞事?反之,美國強要人民幣升值,等於買方強要賣方加價,才是咄咄怪事。短線而言,中國有些企業可能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來不及調整,要吃點苦頭,但若果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慢點,這種困擾可望減少。

升值倒有另一種代價。中國現在外匯儲備約2. 65 萬億美元 (後記: 2011年第一季已達3萬億美元) ,等於GDP 的一半。人民幣每升值5%,中國在賬面上外匯儲備的損失,以人民幣計算,便等於8800 億元,比中國每年的國防開支還要大。這種賬面上的損失,主要影響是增加了持有外匯的銀行的風險,對國民的危害,並不見得同樣巨大。同一筆外匯,在人民幣升值前或是升值後,在國外買到的商品數量,都是一樣。


港元掛鉤人民幣條件成熟需八至九年

對升值問題,我們也可從另一角度觀察。中國的貨幣量約70 萬億人民幣,銀行體系中另有10 萬億元左右的資產,中國股市總值20 餘萬億,保險業45 萬億左右,所以中國的金融資產加起來超過100 萬億人民幣,比外匯儲備要多幾倍。若果以美元或其他貨幣作為單位,計算中國金融資產的總值,人民幣升值愈多,這些資產的價值便愈高,所以人民幣升值反而有利。

兩種看法都有合理之處。長遠而言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但卻應慢慢來,能夠在未來幾年多進口,改善人民生活,從而減低外匯儲備,升值的成本才可紓緩。若中國未來積極增加進口,五年後才將人民幣自由兌換,也不失為合理辦法。

不過,就算2015 年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也不意味著港幣在那時便可改為與人民幣掛鉤。人民幣若尚未在國際中獲得不錯的聲譽,時機便尚未成熟。人民幣的聲譽要看中國的經濟實力及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表現,這需多少時間恐怕難以預料。我個人相信就算一切順利,港元拋棄美元,改與人民幣掛鉤,起碼要八、九年才談得上是條件成熟。至於港府是否這樣打算,或把計劃提早或推後,則不敢妄下結論。
 
HKEJ   2010-11-29

「國家資本主義」 不利中國發展 (雷鼎鳴)

兩年前北京搞奧運,世人讚嘆,今年上海舉辦世博,有聲有色;亞運仍在進行,廣州的市容已經煥然一新。這個周末我在鄭州開會,遇到一位已在西安落戶在芝大時的台灣同學,他從西安坐高鐵到鄭州,一個多小時便已到達。這種最環保的快速交通工具(據說高鐵平均每人每里所耗的能源,只及乘坐汽車或飛機的十分之一),正在把全中國的城市都串連為近鄰。

這些成績,有人相信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至於什麼是「中國模式」,香港有評論人認為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


改革之前效率低下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我的定義是某個經濟體制大量採用了資本主義常見的市場競爭及激勵手段,而且容許私有產權,但資源仍大量為政府擁有,而且政府利用這些資源及權力在市場中謀取壟斷利益。

我不否認奧運世博亞運高鐵都十分成功,但若因此而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恐怕這會是重大的誤判。

上述項目不同程度上都屬所謂「公共貨品」(public goods)。我們知道,政府生產這些貨品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有時會勝於私人生產。政府是否投資某項目,應以成本效益作根據。例如北京舉辦奧運,十三億人口感到興奮,社會效益顯然大得驚人,但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若搞亞運,效益卻是差得遠,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個別「公共貨品」項目的成敗,實不足以論斷「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可行。

我一向主張政府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但其權力及掌控的資源則一定要限制,若要說這等於「大市場,小政府」也無不可。中國建國六十一年以來,政府與市場的比重不斷變化,但我們若小心檢視中國發展的經驗,便可清楚看到,市場的比重愈大,中國的經濟便發展得愈好。中國政府的比重,目前還是遠遠過大,要大幅縮小才可達到適當的規模。

在改革開放以前,亦即政府佔用了社會大部分資源的時候,中國生產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 年,城鎮就業人口中,78.3%在國企工作,其餘的幾乎全部在集體企業,但經濟效率卻是乏善可陳。例如,當時中國每生產1 美元GDP 所要耗用的能源竟是德國的五點九倍,鋼鐵是德國的二點九倍。有人或許說這與國企的低效率無關,只是因為中國科技落後而已,但就算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成績一樣差勁。中國的耗能率是印度同期的一點六四倍,耗鋼率是一點二九倍(參看林毅夫等著的《中國的奇蹟》)。


推出承包增加農產

這種高消耗的發展模式,與政府錯誤集中資源搞重工業有關。中國勞動力充裕,但當時資金稀少,重工業要用掉大量資金,創造職位的效率卻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搞重工業使到國富不起來,民卻窮得要命。從1952 年至1978 年,國民收入上升了354%,但人民消費卻只能增加78.4%,新增財富沒有多少能跑到人民手上。

若是市場主導,中國當時不會忽視輕工業。

改革開放後,政府害怕國企倒閉會釋放出大量失業人口,所以讓它們繼續經營。但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卻也加入了重要的市場元素,而且成效立竿見影。

農業上有著名的帶有私有產權色彩的家庭承包制,農產品採購價上升至更接近市場價格。這兩招一出,從1978 85 年農業產量猛增61%,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本來是農村的二點三七倍,也接着下降至一點七二倍,城鄉收入差距大幅收窄。

企業改革中新增的市場元素頗多,取其大者有二。第一是國企對賺回來的部分利潤可以留下,不用上交中央。這樣可增加國企員工的積極性,使國企有誘因追求利潤,有效利用資源,其運作更接近私營企業。第二是容許民營企業出現,讓其按市場規律競爭。民企不但吸納了大量農村移居城市的人口,而且也讓從國企下崗的工人多了找工作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民企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使到國企也不敢不思進取。

國企雖有進步,但其效率比不上民企(或外資企業)的格局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國企所僱用的員工佔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在1996 年雖已下降至56.7%,但它們卻只能生產工業產值的28.5%;我們且不要忘記,它們所控制的資本也遠高於民企。假如更多的人力物力從國企解放出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應會更快。若果政府沒有對國企提供形形色色的優惠或保護政策(例如它們較易在銀行獲得信貸,一年多前開始的4 萬億救市方案,政府用錢時似對國企頗有青睞之意),使他們能在不少市場中維持壟斷地位,國企能否保住這些產值應該存疑。


上海模式要看成本

國企過去的業績雖然不濟,但也許近年進步神速,早已脫胎換骨,以國企為核心,加上政府掌控大量資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仍有光明前途?認同「國家資本主義」可行的人,很有可能是受到上海市容及建設高速發展所影響。

「上海模式」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其建築美侖美奐便是明證。但我們看事物不能單看表面,只注意結果,不問成本效益。舉個例子,到過上海浦東幹部訓練學校的人很難不對其充滿現代感的建築感到驚嘆,但我敢肯定,私人公司絕對不會投資搞這麼一個校園,原因很簡單,校園佔地面積龐大,遠超香港科大的校園,土地的機會成本將來會是天文數字,但學員人數常常寥寥可數,若非政府運用權力,怎能搞出這樣一個大白象,浪費愈來愈稀缺的土地資源?

麻省理工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在檢閱過大量數據及原始文獻後寫了本書,叫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八十年代蓬勃發展充滿企業競爭精神的鄉鎮企業大表讚賞,但對「上海模式」卻是鞭撻有加。他的發現,對我們查找「國家資本主義」的不足,甚有幫助。

黃亞生發現,在1985 年一千二百萬個鄉鎮企業中,一千萬個其實是完全私營的,其後新加入的也幾乎全是私營。黃認為它們是推動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海的GDP 增長率雖遠高於全國,但住戶收入的增長卻與全國的平均無異,反映出上海收入增長的得益者主要是政府。上海的工資總額佔其GDP 的比例極低,正好也印證了當地人民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多少成果。


財富集於政府手中

上海雖然是消費力很高的城市,但在此搞小本創業卻十分困難。自僱人士的平均收入,大約等於窮困得多的雲南的自僱人士。上海雖予人有高科技的印象,但在九十年代,它所得到的科技發明的專利權,相對於更重視企業競爭精神的廣東及浙江頗有不如。

我們也許可以說, 「上海模式」的特點是把財富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上並加以投資,其中不少是投到基礎建設之上。當投資率很高、資金充裕時,我們的確會見到經濟增長率增加。但我們若注意經濟增長的其他指標,例如家庭收入或消費,便可看出情況不一定如此風光。

在整個八十年代,亦即民營企業大量湧現時,中國住戶消費佔GDP 的比例一直都在50%以上,但在2008 年已跌至35.3%,這是否「國富民窮」的寫照,見仁見智,但人民財富上升比不上政府的快,卻是沒有懸念。政府手擁巨資後,有些投資項目的社會回報可能十分高(如高鐵),但也有可能搞些大白象,或擠壓了效率高得多的民營企業的空間。 減低國家或省市級政府的比重更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這結論不一定適用於酷似商場搞手的中國縣級政府,此點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早有論述,不贅。

補白:在〈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刊於11 1 日)一文中,我提過「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1881年在清政府召回幼童時,沒有即時回國,讀者譚先生不吝賜教,來信提供資料指出詹剛好在那一年畢業,趕得上回國。特此致謝。

上周一拙作〈不用緊張,熱錢流入不難應付〉的結尾中提到八、九十年代的平均每年8%的通脹及更高速度的加薪會否重現,讀者須注意文中的兩個條件「若美元再大幅貶值」和「香港若運氣非常好的話」,後者是指香港的生產效率能繼續有增長,前者很可能出現,後者卻不一定,香港過去有些時候做不到。

HKEJ  2010-11-22

不用緊張,熱錢流入不難應付 (雷鼎鳴)

金融海嘯後,歐美央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印鈔票,部分資金流向香港,衝擊這裏的金融體制。

流入的熱錢究竟有多少?最適當的量度方法應該是檢視所謂的「貨幣基礎」增幅有多大。

2008 8 月底香港的「貨幣基礎」是3269 億元,今年9 月底是10320 億元,總共增加了7051 億元,或上升了216%!換言之,在稍多於兩年期間,流入的熱錢高達7000 億元以上。在聯匯機制下,流入的資金理論上可全部變作新增的流通鈔票,2008 8 月,公眾持有的鈔票約有1620 億元,若加上7051 億元,增幅等於435%。鈔票流通量會通過乘數效應左右貨幣總供應量M3,後者又是通脹率的主要決定因素。按照以上的簡單計算與假設,香港現在的物價比兩年前應該上升超過400 %!但實際上今年通脹率只有2.6%,樓價指數從金融海嘯之前到現在增加不足三成,流通鈔票量也只是上升了31.8%。


銀行增總體結餘保障自身

香港究竟如何避過了上述的超級通脹?在第二期量化寬鬆的後果顯現時,香港的物價及資產價格會有怎樣的變化?既然過去兩年流入資金之多百年難得一見,香港倒也不能不對第二,甚至第三、四期的量化寬鬆嚴陣以待。

要明白資金流入的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香港貨幣供應的機制及金管局過去兩年的一些政策。

在聯匯機制下,假如有100 美元外資流入香港的發鈔銀行,後者可把它交給金管局,換取面額780 元的負債證明書,發鈔銀行於是可被允許增印780 元的鈔票。過去兩年有等同7051 億元的外資流入,但鈔票量(或負債證明書)只增加了514 億元,只佔流入資金的7.29%,其餘的錢跑到哪裏?

香港的「貨幣基礎」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一是負債證明書,二是銀行體系存放在金管局的結餘,三是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見9 13 日拙作〈香港政府應如何善用儲備?〉)。第二項的銀行體系結餘本來只是銀行同業借貸的潤滑劑,數額很低,但現在早已扮演多種功能。這筆結餘從2008 8 月的47 億元增至今年9 月的1487 億元,上升幅度驚人,正好反映出銀行擔心國際資金來去如風,於是作好自我保護措施。倘若外資突然撤走,把手持的港幣換回外幣,銀行要擁有上述的結餘才能向金管局贖回外幣。 「貨幣基礎」新增的7051 億元中,有1440 億元,亦即20.42%被銀行放在金管局的結餘,以增強自身的安全性。

不過,外匯基金票據與債券才是吸走這7051 億元熱錢的最重要手段。金管局若認為因外資流入太多而造成流通的港元鈔票量過大,可以多發行這些票據及債券把資金借回來。

我們不要忘記,在容許銀行增發鈔票時,金管局早已把等值的外幣接收到手。

這筆外幣可被送到外國購買美國債券等資產作為香港的外匯儲備。

2008 8 月至今年9 月,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從1461億元暴增至6546 億元,這新增的5085 億元足以吸走同期熱錢的72.1%。換言之,在這段期間內,每100 元流入香港的熱錢,其中72.1 元都被金管局用票據及債券借走,金管局又把這筆錢以外匯儲備的形式送走。你把錢送來香港,我則趕快把錢送回給你,如此循環不息。

銀行為求自保所增加結餘,以及金管局所用的「吸星大法」,總共化解掉流入熱錢的92.52%,除了歸入其他「貨幣基礎」項目的少量熱錢外,只有7.29%最終變成新增鈔票,通脹壓力也大大減低。有不少評論認為,政府在全球量化寬鬆的大環境下沒有想辦法應付通脹,這種批評基於對香港貨幣體制的操作缺乏認知,並不公平。

不過,我們對這種以「吸星大法」把鈔票吸入,再用「以彼之道,還彼之身」「移花接木」手法把資金送走的大法,也不應誇大其作用。

我們可以提出這問題︰如果金管局不使用這方法,通脹是否便必會一發不可收拾?這倒不見得。

沒有金管局把鈔票借走,貨幣量上升自會較快,通脹在一段時間內更高。但這也意味着物價及資產價格早一步「到位」。當香港的物價已經高企時,熱錢不會再垂青香港,上述幾百個百分點的超級通脹根本便不會出現!這好比我們要把水注入桶中,但此桶卻是漏水的,要達到某個水位,所需注入的水自然要比沒有漏水的水桶要多。金管局若沒有這政策,外資可能流入了不到1000 億元便「大功告成」,不再對香港有興趣了。


金管局政策有助拖慢通脹

由此可知,金管局的政策並不可能阻止但卻可能拖慢通脹,它的功用主要是使到貨幣量或物價不致大上大落急劇波動,在這個意義上,此政策也有它的貢獻。在港幣與美元掛钩而美國又大印鈔票自我貶值的條件下,香港不可能沒有通脹。

現在香港要面對的問題,是在新一波的量化寬鬆潮中如何自處。放棄聯繫匯率把港元升值,或不放棄聯繫匯率但卻把港元升值,都是可常常聽到的兩個建議。

我認為這兩種方法其實後果都一樣,通脹可因港元升值而減低,但聯繫匯率本身都會主動地或被動地守不住。現時的情況與1967 年時很相似。香港自1935 年開始實施聯繫匯率,除了在日本佔領年代,匯率都是16 港元兌1 英鎊。但1967 11 月開始,因英鎊積弱過甚(有如今天的美元),港元升值為14.55 1。這一次小改動,卻也終於使人不再相信港府維持聯匯制的決心,1972 年這個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制度便壽終正寢。今天香港政府若繼續宣稱實施聯匯制但又把港幣升值,我相信聯匯制不會如當年一樣可以多延續四五年。

香港的困難是聯匯制的一個基本條件已被動搖。在聯匯制或所謂「鈔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中,用以掛钩的貨幣一定是要可靠穩定的。若印發該國貨幣的政府實施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把本國的貨幣與它掛钩,豈非自尋煩惱?

現在美國擺明車馬濫印鈔票,正如我上周所述,是害己害人的不負責任貨幣政策。貨幣理論大師苗沙(Allan Meltzer)日前撰文批評,並指佛利民不會同意這政策,所見與我略同。


八九十年代通脹潮或再現

既然如此,港元與美元脫钩的「時間表」,可能要被提前。香港經濟體制太小,採用獨立的貨幣制度會有不少負面後果。答案早已寫在牆上,便是與人民幣掛钩。

不過,眾所周知,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現在尚不能與它掛钩。我看沒有十年八載以上,這不可能成事。在等待期間,香港可否用些過渡性制度?這恐怕也不易,採取新的貨幣制度,對任何經濟體制而言都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大事,過渡制度使用幾年後又再轉一個新的,香港未必承受得住,以港府的思維習慣,我相信它不會願意冒險。

匯率制度雖出現了大問題,但它卻仍是動不了,那麼香港的通脹便不可避免了,問題只是通脹率高到什麼程度而已。目前香港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上升率只有2.6%,算是低通脹,但我們要注意,樓價並不包括在消費者物價指數中。不過,樓價上升已開始帶動租金上升,未來通脹會因此加劇,若美元再大幅貶值,香港的進口貨會很貴。但通脹最終必會把工資也推上去,香港若運氣非常好的話,或會再次經歷八、九十年代平均每年8%的通脹及更高速度的加薪。

HKEJ   2010-11-15